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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没有过小孩的人们可能以为一切婴儿都是一样的：在一定的时期以前，他们什么也不理解，只会啼哭，号叫，妨碍大人。当然，这话是不对的。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似乎能够一连几个钟头看着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经我紧紧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里伸出来，又怎样睁开眼睛由长密的睫毛下凝视着前方。 此外，还有令人惊讶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明白了，婴儿不只是每一天，而是每一点钟，都在生长和变化着。看这孩子，她甚至在大声啼哭的时候听到人声就不哭了。她开始会寻找细微的声音了，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就把头转过去。她开始会把视线由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转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我们在卓娅出生以后就这样开玩笑地称呼阿那托利的十二岁的小弟弟）。有一天，女儿认识我了。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我在摇篮上俯下头去，卓娅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对我说这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笑，可是我却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 卓娅生得很小。我时常给她洗澡。农村里的人们说。洗澡能让婴儿长得更快。她在新鲜空气中的时间很多，虽然冬季已经近了，可是她仍旧露着脸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无故地把她抱在怀里。我的母亲和婆婆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全劝我这样做，免得把孩子宠坏了。我老实地遵从了这个劝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卓娅才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摇她或抱她。她长大了也很安静。有时候“菲嘉叔叔”走近摇篮对她说：“小卓娅，你说叔一叔！说呀！你再说：妈——妈！奶——奶！” 他的小女学生张着嘴对他笑着，并且喃喃地说出完全别的声音。但是过了些时候她的确开始会重复“叔叔”，“妈妈”了，最初不准确，以后就渐渐清楚了。我还记得，在“妈妈”，“爸爸”之后是一句奇怪的话：“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着地挺起来说：“阿波！”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抱起我来！” 一个严寒的冬天，连老年人也不记得冬天曾象这样冷过。在我的记忆里，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当我们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样了和暗淡了。他对于我们不只是领袖和伟大的、出众的人。不，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联系着的，全是由他那里发动起来的。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 从前，在我们那里只有两所小学，现在超过十所了，这是列宁建立的。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现在人民站起来了，强壮了，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我们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电影院也出现了；教员，医生，农业技师都和农民们恳谈，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农村迅速地壮大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以前不识字的人，现在学会识字了，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这一切全是由哪里来的呀，谁给了我们这个新生活呢？对这一个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那就是列宁。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这是使人不能甘心 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应该活着，活着，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阔列次老头儿这样说。 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真理报”在二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报给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阿那托利读完之后，报纸就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每人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 过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杨树林来了。他过去是我们村中的牧童。他给我们述说了全国各处的人们怎样接连不断地从远方奔来吊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容。 他说：“真冷啊，呼吸都被冻结了，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可是人们还不断地来，来，看不见尽头。有的连孩子们也带来了，为的是叫他们也趁最后一次机会来瞻仰瞻仰。” “可是我们不能看见他了，卓娅也不能看见他了。”阿那托利凄怆地说。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要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来瞻仰伊里奇。 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收存起来了。 当时我想：“女儿长大了，让她看看吧。”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候阅读什么，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安静静地坐着，向来没妨碍过他。 她依然和过去一样，长得很小，很瘦弱。由十一个月时候开始会迈步。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对人是亲热和信任的。她有时走到门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说：“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兴地伸出小手随着新朋友走去。 到两周岁时候，卓娅就会清楚他说话了，她时常在“作客”回家以后说： “我到彼得罗夫娜家去啦。你知道波得罗夫娜吗？她家有格里亚，克山尼亚，米莎，萨尼亚和老爷爷。有牛，还有羊羔。它们跳哇！” 卓娅还没满两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诞生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祖。哭起来就不停。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饭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乳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作些事情。 “卓娅，把尿布拿来。”我说，“情你把碗给我。” “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做这些事总是非常高兴，作完之后总是问： “还做什么呀？” 在她三周岁，舒拉一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舒拉在我的身边转。 卓娅拿着碗站在对面等待鲜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扰害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挥尾巴打着了我。卓娅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 “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以后她看着我，似乎是问，又似乎是肯定他说：“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 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就这样说：我们女教员的那个个子横竖一样长，侧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来，都是那么高。 实在，舒拉很胖也很结实，在一周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并且有时候严厉地申斥他。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始终没咬过舌。可是舒拉在三周岁时候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这事耽忧。 “舒拉，你说：列舍托。”她要求他照看说。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你说：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可是两岁的学生比四岁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忿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青着他，但是井没有哭。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了： “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 “柯洛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会利用这点。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委屈他说：“我小！”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大人却不给他，他就喊着要求说：“我小！”有时候他无故地，但是自觉是理直气壮地、骄傲地说：“我小！”他知道我们爱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娅、我、他的父亲和祖母全服从他的意志。 只要他一哭，祖母就说： “谁欺侮我的舒拉了？快到我这里来，宝贝儿！看我给我的小孙孙什 舒拉就欢喜地，脸上带着撒娇的样子爬到祖母的膝上去。 如果他的什么要求被拒绝了，他就倒在地下大声哭号，踹腿或是可怜地呻吟着，他的样子清楚地表示出：“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舒拉，没有人怜惜我，没有人抚爱我！” 有一次舒拉因为要在午饭以前吃粉羹（一种酸甜的糊状羹，通常在饭后吃），大声哭号起来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由屋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声哭号，并且不时地喊着：“给我粉羹！”“我要扮羹！”以后，显然是他决定不多费话了，就简单地喊：“给我！我要！”他在哭号的时候，没有留意到我们已经走出去了，但是感觉到屋里没有声音，他抬起头来，周围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没有人听，还值得费气力假装哭吗！他考虑一会儿，就用木片堆什么东西了。嗣后我们回来了。他见我们回来，又打算哭，于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严厉地对他说： “如果你哭，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了吗？” 舒拉不响了。 又一次，他在哭的时候，通过手指缝用一只眼偷看我们，看是否同情他的眼泪。可是我们丝毫没理会他：阿那托利在看书，我在看学生们的本子。这时候舒拉就象没发生什么事故一样，悄悄地走近我，爬到我的腿上。我轻轻地在他的头发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继续工作，他也就不再打搅我了。这两回事把他治好了：自从我们不顺从他以后，他的撒娇，哭号，就全停止了。 卓娅很爱舒拉。她时常现出庄重的神气，重复成年人说的话：“用不着娇惯孩子，让他哭会儿吧，算不了什么！”她这样说是很惹人笑的。但是在她一个人伴着小弟弟的时候，她对他一向是很温柔的。如果他跌倒了，开始哭了，她就跑来拉他的手，努力地把这个胖子抱起来。她用自己的衣襟替他擦泪，还劝着他说： “别哭，你要作一个聪明的孩子。对啦，好孩子，??你拿着木块。来，咱们建设一条铁路，你愿意吗？??这是画报，我给你看看画儿好吗？你来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东西，她就率直地承认这个：可是舒拉的自尊心特别大，“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很难由他口中说出来的。为了避免承认不了解某一种事物，他任何狡猾办法都会使用。我还记得有一次阿那托利买了一本内容很丰富的儿童读本，里边附有很好看，很生动的图画：画着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物件和人。我们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翻阅这本书。有时候我指着图画问舒拉：“这是什么呀？”如果是他所认识的东西，他就马上高兴地并且骄傲地说出各称来，可是如果遇到他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为了避免回答，他什么诡诈的办法不想呀！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火车头问他。 舒拉叹了一口气，踌躇一会儿，忽然带着诡诈的微笑说： “你自己说好啦！” “这是什么呀！” “小鸡儿，”他迅速地回答着。“对啦。这个呢？” 画着的是他不认识的，奇怪的动物：骆驼。 “妈妈，”舒拉要求说，“你把这页翻过去，给我看看别的吧！” 我想知道他还能发明出什么样的遁辞来。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河马狡猾地问他。 “你等一会儿，我吃完了就告诉你。”舒拉回答说。然后就开始那样细嚼，好象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 于是我又指着一张画着身穿蓝色长衣，带白色围裙的微笑着的女孩子的图画问他：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舒拉？” 舒拉狡猾地微笑着回答说： “你自己问她吧！” 孩子们很喜欢到外祖母玛夫拉·米悔洛夫娜那里去作客。她很欢喜地接待他们，给他们牛奶喝，请他们吃饼。以后她腾出一会儿时间来，就和他们做他们所喜爱的游戏，他们把它叫做“拔萝卜”。 外祖母一边想一边说：“姥姥种了一个萝卜。她就说。‘萝卜，你长得甜甜的，结结实实的，顶大，顶大的。’萝卜就长成了很大的，甜的，结实的，圆的，黄色的。姥姥拔萝卜去了：拔，拔，总是拔不出来。（这时外祖母就表演着怎样拔那个顽强的萝卜。）姥姥把外孙女卓娅叫来了（这时卓娅就来揪着外祖母的裙子）。卓娅拉着佬姥，姥姥拉着萝卜，一起拔，拔，还是拔不出来。卓娅叫来了舒拉（舒拉正在急待着去揪住卓娅），舒拉拉着卓娅，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起拔，拔（这时候在孩子们的脸上就现出来等待什么事的神色）??到底把萝卜拔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在外祖母手里出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苹果，一块点心，或者一个真的萝卜。孩子们连笑带喊地搂抱着外祖母，悬挂在她身上，于是，她就把礼物交给他们。 “姥姥，咱们拔萝卜呀！”舒拉刚迈进姥姥的门坎就这样问。 过两年之后，有人又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用习惯了的话开始说：“爷爷种了一个萝卜??”他们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抗议说： “姥姥种的，不是爷爷，是姥姥！” ??我母亲一生始终是由早到晚地忙着。她要照管全部家务和田地里的工作，六个孩子：要给所有的孩子穿衣服，洗脸，缝补衣服和做饭吃。妈妈把腰都累弯了，但是毫不伶惜自己。妈妈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们，和以后对待孙子孙女们，一向是公平的，也是和颜悦色的。她向来没有简单他说过：“尊敬长者”。她向来是尽力地使她的意思能让孩子们了解，真能达到孩子们的脑子里和心里。她对卓娅和舒拉说：“我们住在房子里，这房子是老人盖起来的。你们看彼得罗维奇给我们砌的火炉多么好哇！彼得罗维奇年纪大了，懂的事情多，他的手艺巧极啦。怎么可以不尊敬老人呀？”母亲是很仁慈的人。还是在我幼年的时候，她每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就要把他叫进家里，让他喝够了，吃饱了，还要赠给他一件什么旧衣服。 有一次父亲弯腰在箱子里寻找了很长时间之后，问母亲说： “我那件蓝色衬衫在哪里呀？” “你不要生气，”母亲难以为情地回答说，“我把它给斯切帕奈赤了。”（斯切帕奈赤是一个无人照顾的，患病的，赤贫的老头儿，母亲常去看他和尽可能地帮助他。） 父亲只是无可奈何地挥了一挥手。 现在，在经过许多许多年之后，我还时常回忆着：我的母亲是一个多么??忍苦耐劳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们的牛被偷去了。人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农家是多么大的苦痛。可是母亲没发一句怨言，没流一滴眼泪。另外一年，我记得，发生了火灾，我们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被烧光了。这件事使父亲非常悲观失望。他坐在放倒了的树干上，垂着手绝望地看着地下。 “我们还能挣来呀，爹爹，不要紧！”母亲向他走着说。走近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母亲又说：“你不要伤心，我们会有办法！” 我母亲是完全不识字的人，直到死她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她对识字却很重视和敬爱。由于她关心我们，我们才成了识字的人：她曾坚决主张把我们送入小学，以后又送入中学。 我们家中常感困难。我记得，在十分困难的时候，父亲曾决定了叫在中学四年级读书的哥哥谢尔杰休学。可是这样的打算母亲连听都不爱听。为了她的儿子继续学习，她什么都肯作。如去谒见校长，客客气气地恳求给她的儿子以公费。 “你看你，妈妈，一个字也不识，可是一样活着呀。”父亲愁眉不展地 母亲不跟他争辩，但是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俗语说得好：“读书是光明，不读书是黑暗”。她常喜欢重复这句话。她根据经验就知道，没读过书的人的生活是多么黑暗。 “将来你们上学可要好好学习呀。”她这样叮咛着卓娅和舒拉，“你们成了更聪明的人，知道很多事，这对于你们本身好，对于你们周围的人们也有帮助。” 姥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她知道很多故事，也会一分钟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织补，削马铃薯皮，或是和面，同时不慌不忙地把故事讲出来。她仿佛自言自语地念道： “一只狐狸在林子里跑着，它看见树上落着一只山鸡，它就说： ‘山鸡，山鸡！我到城里去了。’ ‘咕一咕一咕！去了就去了吧，’ ‘山鸡，山鸡！我讨来圣旨了！’ ‘咕一咕一咕！讨来就过来了吧。’ “不许你们山鸡在树上蹲着，你们都要到青草地上去蹓跶。’ ‘咕一咕一咕！蹓跶就蹓跶吧。’ ‘山鸡，山鸡！那边是谁来了？’ ‘咕??咕一咕：庄稼汉。 ‘山鸡，山鸡！在庄稼汉后边跑的是谁？’ ‘咕一咕一咕！马驹儿。’ ‘山鸡，山鸡！它的尾巴是什么样的？’ ‘是弯的！’ ‘那么，再见吧！山鸡，我没有闲工夫和你瞎扯了！’” 卓娅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姥姥。她讲完一个故事，就接着讲另一个：灰狼的故事，馋嘴狗熊的故事，胆怯的小兔的故事，然后又讲那狡猾的狐狸的故事?? 弟弟和姐姐 我们只准许卓娅带着弟弟紧靠着房子旁边，在栅栏里边的小花园里玩耍，免得被那些在房子附近的草地上吃草的没人看管的牛马碰着。可是如果和年长的女孩子们（玛娘和塔霞）在一起，卓娅就常常走出很远，到菜园子和小河那里去，河很浅，但是流得很活泼，可以整天在那里洗澡，也不用耽 在夏天，卓娅接连着几小时几小时地拿着网子捕蝴蝶，采野花，然后再去洗澡，并且一个人（在五岁的时候）在河里洗她自己的衬衣，晒干后再穿着回家来。 “你看看，妈妈，”她注视着我的脸说，“我洗得好吗？你不说我呀？” 似乎现在我还能看见她五岁时的样子：被太阳晒得赤红的脸，明朗的灰眼睛。伏天的急雨刚刚停了，太阳又火热地照耀着，高空中几片残云被疾凤吹往地平线外去了。树叶上还落着大水点，可是卓娅已经赤着足，踏着温和的水洼，向我跑来，一边笑着，让我看她身上被浇湿了的衣裳?? 该是多么好啊：坐着大车到远处的草地去，（尽管坐的是吱嘎乱响的破车，并且拉车的马也不好，那也没有关系。）再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返回来，到家后和成年人一起，把芬芳的香草扬在板棚后面，让它彻底晒干，然后在草堆上象在浪涛里一样尽兴地跳跃，竖鼎，最后，玩得疲倦了，就缩成一团，在这草堆上酣酣地睡着了。 上树又是多么快活呀！尽量向上爬，高得往下看都有点儿害怕，倘若手下的细枝落下一枝，心就一缩??然后就用赤脚摸索着树枝，并当心着撕破衣裳，慢慢地降下来。 更好的是爬到板棚的顶上或教堂的钟楼上。这是一切孩子们所欢喜的隙望台。这时全村子象在手掌上一样，一目了然。更远的地方是野地，野地中间是周围的村落??可是在它们后边还有什么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呢？?? 回到家里，卓娅挨近我坐下，就问我： “妈妈，杨树林村外边是什么呀？” “一个乡村，叫‘太平庄’。” “那边还有什么？” “索罗维延卡。” “在索罗维延卡的那边还有什么？” “巴夫洛夫卡，亚历山大罗夫卡，普鲁得基。” “还有什么？基尔山诺夫的那边是什么？唐波夫的那边就是莫斯科吗？”她叹了一口气，又说，“能到那里去才好哪！”在父亲有空的时候，她就爬到他的膝上对他提出各样问题，有时也是最出入意料的问题。她象倾听最迷人的故事那样，听父亲讲世界上的各样事物：高山，蓝色的大海，和深密的森林，远方的大都市和在那里居住的人们。在这时候卓娅的精神完全集中于倾听：她的嘴半张着，眼睛放着光，甚至有时候她好象忘了呼吸。也有时这些珍闻使她疲倦了，听到最后，她就在父亲怀中睡着了。 四岁的舒拉是一个淘气的，好吵闹的孩子，什么他也不在乎。 “舒拉的衣袋在动弹！”我听到卓娅的惊讶声音说。 真在动弹！这是什么怪事呀？ “你的衣袋里是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衣袋里装满了甲虫，它们想爬出来，在里面沂腾，可是舒拉把袋口紧紧地握在手里。可怜的甲虫呵！ 晚间我在这些衣袋里什么东西找不到哇！小弹弓，玻璃片，钩子，石子，铁片，严禁玩弄的火柴??什么都有，数不胜数。舒拉的额上经常有碰肿的疙瘩，手脚上有碰伤和擦伤，膝盖也常碰破。稳坐在一个地方，对于舒拉来说，是受刑，是最严酷的刑罚。他由清晨直到我招呼孩子们回家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总是在跑着，跳着。我屡次看见他雨后在院子里跑着，用棍子打着积水。溅起来的水象喷泉一样，超过他的头顶，他周身都溅湿了，可是他似乎丝毫不理会这个，更用力地抡起他的棍子和尽可能地高声唱他自己杜撰的歌。我听不清歌的词句，只能听出调子是尚武的，狂欢的：“■啷，吧，■！■！■！■！”可是这一切都很明显：舒拉需要对环绕着他的一切倾泄他的欢欣，他需要表示出太阳，树木，温暖而深的水洼等等怎样使他高兴！ 卓娅在舒拉的一切游戏里都是他的伙伴，她也和舒拉一样喊叫着，欢喜地，不顾一切地跳跃着。但是她也会长时间地默默坐着静听。那时她的眼睛注意地看着，乌黑的眼眉微微皱向一起。有时候我碰见她坐在离家不远的锯倒在地上的一株桦树干上：她用手掌托着腮，两眼凝视着前方。 “你怎么这样坐着呀？”我问她。 “我在思索哪！”卓娅回答？ 在很久以前的，彼此模糊了的日子里，我还记得一天。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了看我的老人家去，把孩子们也带去了。我们刚来到，齐莫菲·西门诺维奇外祖父就对卓娅说。 “你这个淘气的小姑娘，为什么昨天你对我说假话？” “说什么假话？” “昨天我问你，你把我的眼镜放在哪里了，你说：‘我不知道。’可是，后来我在长凳子下边找着了。一定是你把它扔到那里了，没有别人。” 卓娅翻着眼睛看看外祖父，一言没回答。但是，过一会儿，在叫我们就桌前坐下吃饭的时候，卓娅说： “我不坐，既然不相信我，我就不吃饭。” “瞎，那是过去的事啦，坐下吧，坐下吧！” “不，我不坐。” 她始终没坐下。当时我看出来了，外祖父在五岁的孩子面前有些难以为情。在回家的路上我稍梢责备了卓娅几句，可是她含着眼泪始终重复那一句话：“我没有动他的眼镜。我对他说了实话，他不相信我。”当时我觉出她的委屈是很深很大的。 卓娅对父亲的感情最好。她甚至于在他忙着工作无暇和她谈话的时候也高兴和他在一起。她并不是简单地随在他的身后，而是在观察。 “你看，爸爸什么都会做。”她这样对舒拉说。 的确，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什么事都会做。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家里他是长子，很早丧了父亲，他就自己耕地，自己播种和自己收获。虽是这样忙，他还来得及在农村阅览室和图书馆里进行很多工作。同乡们全很喜欢他，尊敬他和信任他，常和他商议家务事和其他的事。如果需要选举一个可靠的人到监察委员会去，检查消费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们一定说：“选阿那托利·波得罗维奇！谁也愚弄不了他，他什么全了解。” 还有一点使人们都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亲近，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如果有人来求他给出主张，但他看出这个人理屈，他就不加思索地说：“你作的不对，我不能站在你这方面??” 我时常听到各样不同的人们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永远不会做亏 他是很谦虚的人，他从来也没夸耀过他的知识。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甚至于老年人，在村中受尊敬的人，也都愿意来征求他的意见。 实在，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也可以说一切问题他都能答复出来。他读了很多东西，也会把读过的东西很清楚地述说出来。卓娅常在阅览室里长时间地坐着听他给农民们读报，讲解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件，讲解关于内战，关于列宁的问题。每次听众都对他提出很多问题：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刚才你说电气啦，现在你讲讲拖拉机。这或许是更奇妙的东西吧？可是这么大的机器在我们这小块地上怎能转得开呀？??还有个问题：当真有这样的机器吗，也会收割，也会打谷子，还会把打净了的谷粒倒进口袋里？??” 有一次卓娅问我：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爸爸？” “那么，你想为什么呢？” 卓娅没回答，可是当天晚间，在我安置她睡觉的时候，她小声地对我说 “爸爸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好人??” “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在卓娅满了六周岁的时候，我和丈夫决定了到西伯利亚去。象阿那托利·波得罗维奇所说的那样， “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孩子们是头一次坐马车到火车站去，头一次看见火车头，听见车厢下边车轮不停地旋转的声音，这仿佛是遥远的旅途中一种不停的激昂的歌声。村庄，草原上的牧群，河川和森林在窗外闪过去。一片辽阔的草原向后跑走了。 我们的旅行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始终没能答复完各种问题：“这是什么呀？这是干什么的呀？因为什么呀？”人在路上通常是容易睡觉的，可是孩子们看见的东西使他们太兴奋了，所以在白天就无法安置他们睡觉。到夜晚舒拉毕竟还是疲倦了，唾着得比较快，可是卓娅就不同了，在夜晚也无法使她离开窗户。只是在外面的漆黑的夜影遮盖了玻璃之后，女孩子才叹一口气，转向我们来。 “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剩下灯火了??”她这样遗憾地说了之后，才无可奈何地同意睡觉了。 第七天上我们来到了叶尼塞省的康斯克城。这是一个小城镇，房屋都是一层的，木头的，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头铺的。我们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馆，随后自己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选择一个我们夫妇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任教员的乡村。他们派我们到西恃金村去。于是我们就决定不浪费时间，马上动身。抱着这个打算回到旅馆时，我们看见舒拉正在地板上用木块堆什么东西，但是没看见卓娅。 “卓娅在哪里，舒拉？” “卓娅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到集上买树脂去。这里的人都嚼树 我唉呀一声就跑往街上去了。城是很小的，伸手就可以触着森林，女孩子如果到那里去了可怎办呀？！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不顾一切地一条街又一条伤地找遗了，挨门往各院里探望，逢人便打听，也到集上去了一遍??在什么地方也没找到卓 后来，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我说： “你到旅馆去，在那里等着我吧，我恐怕舒拉再有什么差错。我到公安局去。 我回到旅馆，抱起小儿子，又到街上来了。没有在屋里静待的耐心。 我和舒拉在街上站了半小时左右。舒拉忽然喊道：“爸爸！卓娅！” 我急忙跑着迎上去。卓娅的脸通红，带着难以为情和稍微害怕的样子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团什么黑色东西。 她说：“这是树脂，只是它的味道不好吃。”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常，就仿佛我们不过只有五分钟没有见面似的。 原来她确实到了集上，买了树脂，可是她忘记了回到旅馆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她就凭着猜想向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去，差不多就走到林子边上了。在那里有一位不认识的妇女（“她很高，蒙着头巾”）看见了她，就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公安局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在局里找到了她。卓娅正象客人一样坐在桌旁喝茶，并镇静地回答着问她的问题：她叫什么名字，由什么地方同谁一起来到这里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小弟弟叫什么名字等等。她马上说明了她需要急速回到弟弟那里去，因为他 “你怎么把舒拉一个人丢下了？”我责问她，“你是大孩子，你是姐姐，我们托靠你啦??” 卓娅和父亲并排站着。为了便于看人，她就稍微仰起些头，把目光由父亲的脸上转到我的脸上，说道： “我以为我马上就能回来的；我以为在这里和在杨树林一样哪，什么地方我都能马上找到。你别生气，我再也不这样了。” “好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藏着微笑说， “头一次原谅你，可是以后不经许可，哪里也不要去。你看把妈妈吓得什么样子啊？” 在西伯利亚 我们在西特金住的房子，建筑在一个很高的河岸上，下边是一条很宽的和流得很快的河。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些头晕，似乎自己也会随着水漂流到什么地方去。距离几步远就是林子。什么样的林子呀！高大的松树，把头仰到背上去也看不见树梢：丛密的枫树，落叶松，杉树。在它们的巨掌般的枝叶的荫影下，象是处在神秘的天幕里一样。多么幽静啊！只是有时候被踏着的干枝在脚下响一声，被惊扰了的飞鸟叫一声，嗣后仍旧是深深的幽静，万籁无声。总之，在这林子里就好象在童话的仙境里一样。 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林中散步。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的。我们马上就走进密林的深处去了。舒拉象被吸住了一样，站在一株两人才能合围的大松树下。我们走远了，招呼他一声，他没有答应。我们就转回身来。我们的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仍旧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地，在松树下边，瞪着眼，象在倾听树木的密语似的。他被迷醉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也难怪他：他在自己短短的经历里，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森林。在杨树林村，每株树都是有数的。我们设法叫他跟我们走了。以后他和我们在林子里■■的时候，还总是和平常不一样：静静的，不爱说话，好象林子用魔法把他迷住了一般。 晚上，在临睡的时候，舒拉在窗前站了很久。 “你怎么啦，舒拉？为什么不去睡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问他。 “我对树说‘晚安’哪。”舒拉回答说。 ??卓娅也爱上了林子。在林子里游逛成了她的最大的无可比拟的乐趣。她提起采野果用的蓝子，就很高兴地由台阶上跑出去了。 “不要往远处去，”我嘱咐她说，“你听邻居说过没有，林子里有狼， 真的，采覆盆子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事：熊是嘴馋的野兽，在覆盆子的密丛里遇到熊，并不稀奇。可是覆盆子也真好：果大，浆多，象蜜一样甜。采覆盆子的人都提着水桶，成群结队，通常都是有持枪的男子护卫着，防备碰着熊。西伯利亚人并且采桑椹，野樱桃，储存一冬吃的蘑菇。这些林中的天然产物是很丰富的。卓娅每次出去，都是提着满篮的野果骄傲地走回来。 卓娅也常和舒拉一起到河边取水。她也很喜欢这种事，她用小桶稳当地把水打上来，在岸上站一会儿，看看清朗的，奔腾着的波浪。以后她还要很久地站在屋门口或在窗前沉思地俯视下边。 有一次阿那托利·波得罗维奇决定要教会卓娅游泳。他拉着她游离了河岸，后来忽然把她丢开了。卓娅沉下去喝了一口水，冒上来，又沉下去了?? 我在岸上吓得半死半活。固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她身边游着，他是很好的游泳家，自然无需耽心孩子彼淹死，可是看着她喝水，看着她不断没顶地沉到水下面去，毕竟是可怕的。我记得，她一声也没喊叫，她用尽全力抵抗着和挣扎着，但不做卢。后来父亲就抓着她，带她游到河岸边。 “好种！再过两次就会游泳了！”父亲这样确信地说。 “害怕吗？”我一边把她身上擦干，一边问她。 “害伯。”她坦白地说。 “我们还去游泳吗？”父亲戏弄地问她。 “还去。”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西伯利亚的多雪的冬季到来了。冰封盖了河川。虽然冷到零下五十七度，但是没有风，所以孩子们就很吝易地抗住了寒冷。 我还记得初次的雪使他们怎样高兴，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围柔软的雪堆上象在草堆上一样地打滚，有一次他们堆了一个比卓娅还高的雪人。我费了很多事才犯他们唤回来吃午饭。他们回来时候，脸通红，很高兴，但是也疲倦了，并且带着极大的食欲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他们作了很好的雪橇子，卓娅和舒拉每天都长时间地滑雪，有时候俩人彼此轮流拖着，有时候俩人全坐上，卓娅在前，舒拉在后，用带着红手套的短粗的手搂着姐姐，十分高兴地由山坡上象飞一样地滑下来。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闲。每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嘱咐卓娅： “不要忘了：饭在烤炉里，牛奶在罐子里。你看着舒拉，让他规规矩矩的。不许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来跌着，就该哭了。你们乖乖地玩，不要 我们下午由学校回来的时候，卓娅总是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我们玩得很好，我们乖乖地没有吵！” 屋里乱得不象样子了，但是孩子们的脸却是愉快的，满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了。用椅子建筑了一座二层楼房，箱子和匣子都乱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着。在最不适当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东西：我差一点儿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刮脸时用的镜子上，过一会儿又触着了底朝天放着的铁罐。屋子中间放着普通的小孩玩具：铅铸的兵，装在轮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马，一只手的假娃娃，纸片，破布，木偶，碗和盘子也在这里。 “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打碎，也没弄洒了。”卓娅报告说，“就是舒拉又把玛娘的脸都抓破了，她哭，我请她吃果子酱才不哭了。妈妈，你告诉舒拉，让他以后别再打架啦，不然我们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调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着我，不很自信地说： “我再不这样了??我无心地碰了她。” 我们全在一起，围着桌子或是围着暖和的、欢腾的炉火，度过那漫长的冬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完全给孩子们：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还有很多需要在晚间完成的工作。 “做工作”这句话，我们的孩子很早就了解： 妈妈工作哪??爸爸工作哪?? 这就是说：应当完全安静，不可以问问题，不可以争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时候孩子们钻到桌子下边，就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玩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时也象当年在索罗维延卡一样，窗外的风雪在房前的松树的密枝间怒吼着，还有什么在烟筒里凄惨地呻吟着，诉着委屈?? 但是在索罗维延卡我是只身一人，现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挨着我坐着，聚精会神地低着头看书，或是审阅学生们的本子，卓娅和舒拉轻轻地蠕动着和打着耳语。我们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温暖。 许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学读书去了，他们还常常回忆起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农村中的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们住在西特金的时候还很小，他仅仅四岁半，他的回忆虽然是愉快的，却总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娅的记忆里，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却很清楚，很鲜明。 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会儿，等孩子们睡着以后再做，这时我就挨近火炉坐下，“真正的”晚会在这时候就开始了。 “讲个什么故事吧！”孩子们要求说。 “讲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们全记得很熟了。” “没关系，你再讲吧！” 于是就开始了：金冠子雄鸡，圆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辽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罗娘和暴富的库兹马。——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谁没到过我们那里作过客呀！可是他们最喜欢的，最愿意听的却是关于美丽的娃西丽莎的故事。 “在某一国里，某一朝代??”我开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给他们讲，可是卓娅和舒拉就象第一次听这故事那样看着我。 有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放下工作，参加谈话，孩子特别高兴听他讲的故事。这常常是出他们意外的事。有时候孩子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我们：他们坐在屋角小声地议论着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波得罗维奇倾听他们一会儿，推开了书，走近火炉，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个膝盖上，把卓妞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就不慌不忙地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 孩子们的脸上马上现出幸福、好奇和急待的表情来，父亲要给讲什么 我记得这样的一回事。孩子常听人们讲春季河水泛滥的事。在这些地方春水泛滥可不是儿戏：它能冲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的工夫许多村子完全淹在水里。人们对我们这些新来到此地的人讲了不少关于当地的可怕的洪水 “那时候我们怎办呀？”舒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问卓娅。 “我们离开家呀。登上船我们就漂走了。或者我们跑到山上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水来了就把什么都淹了??”卓娅好象冷了一样，哆嗦着说， “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么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来，模仿着父亲，在屋子里慢慢地踱了一趟，以后很勇敢地补 “让水来吧！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 这时候阿那托利·波得罗维奇就说出了他习惯说的那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于是他就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树丛上，彼此辩论：禽兽里谁最可怕？一个秃尾巴麻雀说：‘黄猫比谁都可怕。’去年秋天猫差一点抓住它。麻雀虽然拚命地逃胞了，可是毕竟尾巴叫猫给抓掉了。 另外一只麻雀说：‘男孩子们更厉害，他们拆窝，用弹弓子打??。’第三只麻雀争论着说：‘可以飞远一点躲避男孩子们呀！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鹞鹰。它比谁都可怕！’ 这时候一只很幼稚的，黄嘴的小麻雀，唧嘹一声（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改用很细的声音学着小麻雀说）：‘我谁也不怕！猫算什么，男孩子和鹞鹰我都不怕！我还想把他们都吃了呢！’ 正在它这样唧嘹的时候，一只什么黑色大鸟在小树林上空飞过去了，并且大叫了一声。麻雀们吓得魂不附体：有急忙飞了的，有藏在树叶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惊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乱跑起来。这时候那只大鸟一边用长嘴啄着地，一边向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怜的小麻雀用尽所有的气力，往前跑，后来就钻进一个鼹鼠的洞里去。老鼹鼠正缩成一团在洞里睡觉。小麻雀更被吓坏了，但是它下了决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们，就让它们吃我吧！’于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鼹鼠的鼻子一下子。鼹鼠莫名其妙地睁开一只眼睛说：‘怎么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闭着一只眼打了一个哈欠继续学着鼹鼠低音说。）‘啊！你呀？大约饿了吧？给你谷粒儿，吃吧。’ 小麻雀害臊了，它对鼹鼠诉苦说： ‘黑鹞鹰要吃我！’ 鼹鼠说：‘哎，这个强盗！走，咱们跟它讲讲理去。’ 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随在后边跳着。可是它很害伯，它又可怜自己，又懊悔：为什么当初自己假装胆大呀？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也在它后面把啄子伸出洞外来，可是马上就吓掉魂了：那只大黑鸟就在它眼前落着，并且凶狠地瞪着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吓得晕倒了。黑鸟嘎地叫了一声，周围的麻雀就都大笑起来。原来这个鸟并不是鹞鹰，而是一只黑大 “乌鸦！”卓娅和舒拉同声说。 “当然是乌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继续说， “鼹鼠对小麻雀说：‘怎么啦，说大话的小东西，应该因为你说大话打你一顿！算了吧，你给我多送些粮食和一件过冬的皮袄来。有些凉了。’鼹鼠穿上皮袄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来。但是小麻雀自己却很懊丧，它羞臊得无地白吝，它藏到小树丛里，藏到最稠密的枝叶里边去了??” “就是这样。”阿那托利·波得罗维奇沉默了片刻，补了这么一句，“现在你们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觉吧。” 孩子们懒懒地站起来。 “你讲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问。 “怎么讲你呀？讲的是麻雀。”父亲仅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说。 许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全集里看到了这段童话。显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童年，在儿童杂志里读过，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记注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娅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还有许多马和牛啊？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而房子却那么破，那么小，不但没有牛，连一只羊也没有？”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对六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迫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 这是在一九二九年。在我们区里富衣打死了七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七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 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尔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七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 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象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 卓娅、舒拉和大家一齐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 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阳春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 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五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了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从新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 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 “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呵？”父亲又象是问我，又象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侥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一项接着一项地报告着，使我来不及对每一项个别地表示惊讶。一切都改变得多么厉害呀！我刚迈进老家的门坎，就听到这么多！不久以前，人们还当作奇迹传说的拖拉机出现了，联合收割机也出现了。人们说，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边来看这些新奇的机器怎样工作。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这样的机器，真令人欢喜不完！用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着好象是笑话似的！” “你们老是讲，你们让由路上来的人休息一会儿吧！”父亲嫉妒地 “对呀，你休息吧，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咱们再好好谈谈。”有人难以为情地这样回答说。 老实说，无论怎样惊人，我也没有好好地听。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走到门外去。因为刚下过雨，我就看见窗前树上的每一枝，每一叶都颤动着，洒着残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张望着，回忆着?? 我们的老房子在一九一七年被火烧了，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观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涂了深紫色的油，窗户和高台阶都是用雕刻装饰了的。我们的房子显得特别高，因为它筑在高坡上，门前的台阶有十几层。近几年来房前的树木都长大了，在槐树和丁香树丛的缝子里略微现出一点儿褪了颜色的墙壁。我所喜欢的杨树和桦树在两旁长得更高了。现在它们被雨冲洗得很洁净，非常美观。太阳露出来了，在叶尖上挂着的雨珠现出了虹的光彩。 大约十三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曾亲手浇过这些槐树和丁香。现在认不出它们来了，树丛稠密得象墙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可是，我的孩子们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看见他们了。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娅在最前头，舒拉在最后，勉强能追得上。 卓娅最先看见我。 “妈妈！妈妈来了！”她边喊着，边跑到我这里来。 我们紧紧地相互搂抱了。 以后我就转过身来看舒拉。他正站在远一些的一棵个树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时候，他忽然双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树摇撼起来。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了。这时舒拉完全手足无措了，于是他放下树，双手搂抱了我，把脸钻到我的衣裳里。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团团地包围了我们。他们的脸都晒红了，有黑发的，有银发的，有满脸雀斑的，也有没雀斑的，也有擦破了手脚的。一见就知道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静的，喜欢跑跳、游泳、上树的孩子。这全是邻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萨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诺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学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亚。他们全很腼腆地好寄地打量着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为妈妈来了！”卓娅欢喜地声明说。孩子们就象鹅一样，一连串地走向街上去了。 我拉着卓娅和舒拉的手回到屋里，到姥姥和爷爷那里去了，他们正等待我们回来吃饭。 ??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变化是不易彼发觉的，也是不太使人觉得惊奇的。可是现在，在久别之后，我总是看不够我的孩子，并且每分钟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和过去不同的地方。 卓娅长大了很多。她现在变成细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脸上闪烁着。舒拉也长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六岁的年龄衡量，他是很有力气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里把水提回来，在姥姥洗衣裳时候帮助姥姥把盛着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边去。 “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力士。”姥姥骄傲地看着外孙子对我说。 最初几天孩子们处处跟着我，一分钟也不离开。 “我们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们丢下呀？”他们每天十几次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样问我。 “难道你们在这里不好吗？”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别再丢下我们啦！你把我们带走，行不行？带走吗？” 在冬季里卓娅和舒拉全害了腥红热。他们约有三个月没能和小伙伴们接触；陪伴他们的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 难怪孩子们学会了象“成人”一样讲话。卓娅的庄重的和说教式的讲话态度，令人听见发笑。 她完全象姥姥一样郑重地，一字一板地对邻家的孩子们说：“小孩子不可以吸烟，很容易惹祸，你们能放起火来呀！” 另外一次我听见她劝她的小女朋友： “巴兰娘，你为什么象列赞人那样说话：‘巴知道’，‘木有’？你听听别人怎么说：‘不知道’，‘没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住他，皱着眉说： “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然还不满八岁，但是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那一夏天我们并未离开。我们一起到田野里去，到河边去，一起帮助姥姥处理家务，并且彼此挨着睡觉。可是话总是说不完。 “秋天我上学吗？”卓娅问，“上莫斯科的学校吗？不能因为我读得不好笑我呀？他们一定说，看这乡下孩子，读得多么不好！你能告诉他们说我害了一整冬病吗？你别忘了，一定说呀！” “我也上学，”舒拉重复着说，“我不愿意一个人。我愿意和卓娅在一 这一年来他们更亲近了。在以往他们相互控诉的事就很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事了。他们之间的一切纠纷和冲突，都无须成人干涉，自己就会解决的；他们争吵一会儿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们一向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姥姥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回事。 谢尔杰哥哥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曾在我回到杨树林不久以前到这里作客。白天燥热，夜间也闷得很，所以就决定叫安娜带着自己的孩子夜间在于草堆上睡觉。卓娅和舒拉也随他们去了。他们全躺下了。忽然躺在边上的舒拉想要吓唬吓唬客人，他把全身连脑袋都用被子盖上，鼻子钻到草里去。在寂静的夜里忽然有神秘的■■的声音。 “妈妈，你听，蛇！”妮娜惊惧地说。 “什么蛇呀，胡说！” 舒拉禁不住地一笑，过一会几他又■■起来了。安娜舅母明白了这个把戏，就严厉地对舒拉说： “舒拉，你扰乱我们睡觉啊！你回到屋里去吧，如果你高兴■■地叫，可以在那里叫。” 舒拉顺从地回屋里去了。卓娅也随着他起来了。 “卓娅，你往哪里去呀？你留在这里吧。” “不，您既然把舒拉打发走了，我也不能在这里。”卓娅这样回答说。 一向都是这样：他们始终不变地相互维护。但是当舒拉在卓娅指出他的错误时，还是对她发火。 “去！离开我！我高兴，我要这样做！” “你不愿意就算啦，我也不强迫你！”卓娅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我们在八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跑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前，他就把他们全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了他们剪短了发的头，并且象仅仅昨天才和他们离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莫斯科。咱们看看：它象不象杨树林？”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铃声不住响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了高楼大厦，驶过了华丽的汽车，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孩子们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玻璃窗。 舒拉看见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讶。他们往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声嚷，惹得乘客们都笑了。卓娅默默无语，但是在她的脸上也表现着十分着急：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吧！ 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进入一间小屋：桌子，床，不很宽的窗户??看吧，我们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我也记着。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这天是晴朗无云的。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满披着金黄色的叶子。落叶在脚下沙沙响着，打着什么神秘的，鼓励人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的完全新的生活由这一刻开始了。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领他们走。他们是很庄重的，聚精会神的，可能还有一些恐惧。卓娅用闲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边放着识字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子、铅笔盒。舒拉恨想自己提着这珍贵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年长，书包就落在卓娅手里了。再过十三天卓娅才满八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六周岁。 虽说舒拉还小，可是我们毕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到学校去，而让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没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在那一年我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 我们走进教室了。三十个象他们这样的小孩站起来迎接了我们。我安置卓娅和舒拉在距离黑板下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 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男孩子围绕着卓娅用一只脚跳跃，嘴里唱着“卓娅，卓娅，跌进脏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的唱着这首小诗。卓娅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会儿，喘口气的时候，卓娅很镇静地对他说：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话重复两次，但是不象先前那样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开卓娅了。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我完全没打算惩罚犯过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个一生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童年没有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过的人能自己坦白出来。我暂缓进入教室，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考虑着怎样和孩子们开始谈话。在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命令式地重复说，“不说我看眼色也一样能看出来。”她深深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室中静默了一会儿，矮鼻子，肥脸蛋的别佳·列波夫 （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息着说： “是我打碎的??” 显见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娅能凭着眼色看出最隐密的思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有把握，好象是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这样的本领似的。 这事的理由很简单。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 的外孙子们打坏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向是对他们说：“这是谁弄的？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凭着眼色什么都能看出来！”卓娅很好地记住了外祖母窥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由我的班里拔到另一班里去了，原因是这样的： 卓娅是很能抑制感情的，她绝对不表示出和我的至亲关系来。有时候她称呼我“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她这样称呼我，是要说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而我对于她也是和对一切其他人一样的教员。可是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课的时候，他等着室内完全安静的当儿，就忽然大声的喊我：“妈妈！”他并且在这时候调皮地瞥着周围。 舒拉这样的举动，一向是会惹起骚动的：教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妈妈！这事很使孩子们开心，但是却妨碍工作。一个月之后，只好把我的孩子们拨到并列的另一班里，到另一位女教员那里去。 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校和功课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作功课。向来不需要催促她。学习，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每个字母，每个数码，她全特别努力地写。她拿练习本子和书的时候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象往手里拿一件活东西似的。我们一问买新课本给孩子们。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 他说：“把污秽的，零乱的书给孩子们，是很不好的事，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高兴爱惜它??” 在孩子们准备开始作功课的时候，卓娅一向是郑重地问：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最初他还企图不服。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课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实说，这并不是过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们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直到两耳都弄脏了的；有时候简直无法理解他怎样弄得这么脏，好象他接连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和碎砖头里打了滚 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作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舒拉的耐心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们去。他总是唉声叹气地瞟着门。 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用这些东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分为两半。 “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他这样对卓娅宣布说，“你别过到我这边来！”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哪，墨水瓶怎么办哪？”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说。 但是舒拉并没被问倒：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你别闹啦！”卓娅严厉地说，并且坚决地把木块从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地不淘气地作功课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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