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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孙幼军同志的《小布头奇遇记》的，最先不是我，而是李庚同志。李庚同志是青年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仍旧是领导人之一。当时听到个别同志称呼他 首长 ，我不禁好笑，一个出版社，哪来的 首长 呢？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挺敬佩李庚同志的，主要因为他经常交给我一些我能够做的而且喜欢做的工作。后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实际上是一个专编少儿读物的编辑部门，跟中青社一个党组领导。我被任命为少儿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李庚同志仍旧是我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年，李庚同志被错划成为右派，后来下放到安国去劳动改造。直到在安国的那个点撤销，他才回到机关，被分派在少儿社文学组 监督使用 。这么一来，我不但成了李庚同志的领导，还成了他的监督者了，虽然那时候我已经让贤，在 社长 的名义前面已经冠上了一个 副 字。这一切，现在都成为过去，李庚同志在 文化大革命 中吃尽了苦头，现在终究平反了，而且调到文联去担任领导职务了。有时候我不免想，可能有人又要把他称作 首长 了。如果我还想给孩子们编编写写，无疑得接受他的领导，何况我还是他属下的作家协会的会员呢。我所以记下这一段颠来倒去的史实，一则因为暴风雨已经过去，乌云已经消散，不管当时怎样心惊胆战，回想起来倒也很有意思；二则，这段经过跟《小布头奇遇记》的关系至为重要。如果李庚同志当时不在文学组接受 监督使用 ，而在领导岗位上，这部童话的遭遇可能完全不是后来的样子，所以也称得上一桩奇遇，《小布头奇遇记》的奇遇。
日期记不真了，总之是 1961 年的下半年。好像又搞什么运动，或者由于什么政治原困，出版社的大部分同志都在忙别的，总编室经常只剩下我一个非党人士；文学组也是如此，经常只剩下一个人在看稿子，那就是受监督的李庚。那时是不能称他为 同志 的，现在我回叙这段经过，乐得少写两个字。有一天，李庚拿了一部稿子，就是孙幼军同志的《小布头奇遇记》，来到总编室。他站着对我说（记得我也站了起来）：有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童话，是另一家出版社的退稿，作者是一位新人，不抱出版的希望，只要求我们看一看，他看过了，觉得很不错，问我是否愿意看一遍。我当时就把稿子接了过来。一则，只要有空，我是很喜欢看作者自己投来的稿子的，要是能发现一本好稿子，发现一位新作者，我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说。可惜现在我再也挤不出这样的时间来了。二则，李庚当时虽然受监督，对于他的眼力，我仍旧毫不怀疑，这也足以证明我的阶级斗争观念之薄弱。稿子只 10 万字左右，誊写得很清楚，只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我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第二天我去文学组找李庚，对他说稿子的确不错，就交给我处理吧，他不必管了。李庚说，他也认为由我处理比较恰当，因为这部稿子的语言很有特色，他相信我决不至于损伤作者特有的风格。事儿就这么决定下来了。过后想起来有点儿好笑，完全跟反右以前一样，我又接受了李庚交给我的一件工作 我能够做的也是我喜欢做的工作。什么领导呀，监督呀，当时都叫我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心里充满着喜悦。记得当时就给孙幼军同志回了信。告诉他我们决定接受他的稿子，而且用不着作什么改动，等插图配好就可以付排，请他放心。至于信是李庚写的还是我写的，也记不真了。www.gushi51.com
我看稿子的习惯，先很快地看一遍，目的在于尽快作出决定，稿子是否能采用；稿子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看了这么一遍，心里就大致有数了。如果决定采用，再看第二遍。这第二遍，我得逐字逐句仔细咀嚼，本着为读者负责的精神，作一些属于编辑职责范围之内的小修小补。孙幼军同志的语言简洁、浅显、生动、流畅，我估计如果念得好，幼儿园的孩子能够听懂；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就可以自己看自己念了。为了验证我的估计，在看第二遍之前，我让女儿小沫先看一遍，她那时才念小学五年级。小沫拿起稿子就放不下了，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看 10 万字的一部故事，在她还是头一回；看她这样入迷，我还用得着问什么呢？只挑出两段来，让她念给我听。小沫是在北京长大的，普通话说得好，念得很顺溜，就跟说话一个样，听着挺有神。这当然得归功于作者孙幼军同志，他掌握了孩子们说话的特点，句子简短，用词明确，比喻具体，很少罗里罗嗦的形容语句，又不故意装什么 娃娃腔 。只有少数词儿对孩子来说有点儿陌生，小沫念着要打疙瘩，最好换一下；别扭的句子极少，虽然少，也得理一理顺，还有 因为 、 所以 ， 而且 、 但是 这类词儿稍多了点儿，不必要的可以划去一些。听小沫念了这么两段，我心里就有了谱了，于是开始看第二遍。我普通话说得糟透了，嘴唇舌头全不听使唤，别不过来。可是我有个本领，能用普通话在心里默念，就像面前坐着一群抬起了小脑袋听我讲故事的孩子一个样。每一句话，我得在心里默念两遍三遍，直到没有一点儿疙瘩了才肯放过。默念完一大段，我又翻到前边，再默念一遍两遍，看整段的语气是否连贯而且自然。说老实话，如果作者自己不在语言方面下工夫，我反而不会这样地费事了，除了把不太通顺不太明白的地方改动一下之外，念起来生动不生动，听起来有神没有神，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语言风格跟稿子的内容和思想一样，主要是作者的创造；编辑至多在作者偶尔疏忽的地方，作一点儿增删或改动。虽说 作一点儿 ，做起来可得花力气，而且没有止境。要做到一字不易，恐怕办不到，一字不易的文字恐怕历来很少见。传说《吕氏春秋》完稿之后，吕不韦叫人把稿子挂在城门口，说谁能改动一个字，就赏他一千斤铜，结果没有人应征。我想，没有人敢应征倒是真的，凭吕不韦当时的权势，稿子冠着他的姓氏，还有谁敢碰它一碰。
在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常常想，这样好的一部稿子，那一家出版社为什么不接受呢？会不会李庚和我都看失了眼呢？那一位编辑同志的看法跟我们在哪一点上不相同呢？会不会认为现实的社会生活不适宜作为童话的题材？这不至于吧，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儿》，王尔德的《少年国王》，不都取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吗？只要用孩子的眼光去观察，用孩子的感情去理解，用孩子的语言来表达，现实题材也能写成出色的童话。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呢？会不会嫌有些段落写实的成分多了点儿，认为不太像童话呢？这倒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 之后，有一位童话名家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评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童话创作的成绩，对《小布头奇遇记》就一句没提。这是后话，当时我不过猜测而已。我?钦庋氲模和氨匦刖弑改男┮兀宜挡怀隼矗弧缎〔纪菲嬗黾恰泛芸赡芩悴簧险诘耐啊？墒歉盖赘宜倒恼路掷嗍茄芯空叩氖露髡呖梢圆还堋Ｑ芯空呶搜芯康姆奖悖盐恼路殖尚矶嗬啵馐切∷担哂心男┨氐悖徽馐巧⑽模哂心男┨氐悖赫馐峭埃哂心男┨氐?hellip; 如此等等，还举出范例，作为标准的模式，就跟植物学家给植物分类、动物学家给动物分类一个样，主要为了研究的方便。至于动物它怎么长，檀物它怎么长，都是自然而然的，它们不管是否符合专家们规定的那些标准模式。因而常常会遇到一些动物或者植物，跟这一类相像，跟那一类也相像，分在哪一类都不能完全合拍。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认为自己要告诉读者的东西用什么形式来表达最合适，就用什么形式，不必去考虑作品写出来之后将归入哪一类，就跟植物和动物只顾自己生长，不营分类学是怎么说的一个样。我把父亲的话从写作引伸到编辑方面。我一向把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看作教育工作 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工作，只要孩子们看得懂，喜欢看，看了可能受感染，可能引起思索，结果有利于他们成长，这样的稿子我认为就可以出版。如果写审读报告，我认为首先要说清楚的就是这部稿子对孩子的成长有没有好处，有哪些好处。至于稿子应该归入哪一类，是小说，是散文，是童话 可以不必多管，甚至是文学读物还是知识读物，分不清楚也不要紧。但是话得说回来，我认为《小布头奇遇记》还是可以归入童话一类的，因为我看过许多标明着 童话 的作品，《小布头奇遇记》跟那些作品还是比较接近的。
下一步是找人画插图，我选定了沈培同志。沈培同志当时是《中国少年报》的美术编辑，连环画《小虎子》的作者，在给我和迟叔昌合作的《没头脑和电脑的故事》配插图的时候，我和沈培同志有过一回非常默契的协作，因而我信得过他。我看完了第二遍，当天晚上就拿了《小布头奇遇记》的稿子，到少年报的单身宿舍去找沈培同志。我对沈培说，这是一部挺有趣儿的童话，虽然这么厚一大本，不用花多少工夫就能看完，相信他看完之后，一定愿意给这部童话配上插图，说定三天以后去听回音。过了三天，我又去到他的宿舍，他说他看过了，的确很有意思，他很乐意给配上插图，而且已经为主角小布头画了匹幅不同的肖像，问我哪一幅好。我端详了一会儿，挑出了一幅来，他说他也认为这一幅好。我说且慢，让我带回家再让我女儿挑一下，她已经看过稿子，看她脑袋里的小布头的形象跟哪一幅最接近，明天晚上再给他回话。我回到家里让小沫一看，她挑的正是我挑中的，也是沈培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作者、编辑、读者意见完全一致，这可是少有的。第二天晚上又去找沈培，催他赶快动手画，哪儿需要插图，一共插多少幅图，都由他自己决定，并且一再怂恿他发挥他的想象和创造，作者写到的可以画，作者没写到的，他认为需要也可以画。我约画家配插图，总要罗嗦这么几句。我认为插图有装饰的作用，有说明的作用，还有启发的作用。有的插图纯粹是装查看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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