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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送至肇庆的老人
1969年10月31日傍晚，一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货车匆匆驶进肇庆城内，车中走下数人，由一名持枪军人领路，缓缓地向山上行进。其中一位高瘦的年约7旬的男性老人，用手推了推压在鼻梁上的那副老式圆形眼镜，疲惫地抬头看看周围环境，口中喃喃自语：“怎么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1955年，张闻天（左一）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一起交谈时的照片。
他是被逼来到肇庆的，却在肇庆找到了人生最后的一丝温暖，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心愿，让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这位老人就是张闻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有过许多重大贡献。当年在红军长征的危急时刻，他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当时国内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发言，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同行的，是他妻子刘英和年仅10岁的养女小倩，入住肇庆当时的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的一座平房里。从此，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年“流放”生活。
张闻天在肇庆郊区牛岗的一个普通住处。
逆境生存，不放弃的老人
“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我们的住所。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我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六年孤寂的流放生活。”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是张闻天当年流放肇庆的真实写照。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不能提起自己的真名，只能用化名“张普”，被要求“三不准”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所以当时肇庆知道张闻天的人很少。
不仅是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生活也是贫穷潦倒，工资被扣发，存款被冻结，还要借款生活，在肇庆安家时，家徒四壁。随着贫穷而来的还有疾病。张闻天年老体弱，患有严重冠心病，来到肇庆后病情不断加重。
从1972年起，张闻天多次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到北京，均被婉拒，直到1975年4月才批准其回到无锡时，但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希望并坚持为人民工作的老人
张闻天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但始终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渴望有生之年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与请求回北京一样，1972年开始张闻天就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请求参与党的生活与工作，直到1974年1月19日，在周恩来的催促下，张闻天、刘英才得以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之后，张闻天、刘英被编入当时肇庆市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朱明清、市委办公室主任甘少君、市委机要员廖锦超3人的一个党小组里，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写调查报告给中央。
虽然得不到工作安排，但获得了调查研究的机会，张闻天感到十分高兴。他不顾年老体弱，忘记重病缠身，频频外出参观，认真开展社会调查。
虽然离离开肇庆仅剩一年时间，年过七十的张闻天却如获新生，在肇庆开展了他梦寐以求的调查工作，查看了肇庆当时好多大厂，为他写下“肇庆文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看出张闻天对工作渴望的小故事：
1974年3月6日下午，张闻天与刘英在警卫战士陪同下，步行来到肇庆通用机械厂参观。他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车间，到了下班时间还舍不得离开。由于过度劳累和机器噪音影响，他突然一阵心绞痛，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来。他紧皱眉头，紧咬牙关。陪同参观的干部见状，立即扶他到一张长条凳子上坐下，递上一杯开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粒硝酸甘油片吞到肚里，休息了一会，病痛才有所减轻。工厂负责人提出要用汽车送他回去，他回答：“不必了，我这是老毛病，吃了药就没事了。”于是，他又继续参观，直到把厂里所有车间参观完才步行回去。那天，他在该厂足足逗留了3个钟头。
每次参观，张闻天都十分认真，对工厂设备、产品质量、产供销、工人情绪和生活等情况，都一一作详细了解，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
1974年6月13日，张闻天来到肇庆火柴厂生产车间参观。该厂负责人指着一台正在运行的大机器介绍说，这是从武汉买回来不久的，取替了原来的几台残旧小机器，现在生产火柴的几道工序可以连续进行，既提高了工效，又节省了劳动力。张闻天听了十分高兴，叫刘英和警卫员扶着他，踏上70公分高的操作台仔细地观看这台大机器的生产情况。
肇庆火柴厂——星湖七星桥卷标卷标，工具器具，文革花，文革67 76
据不完全统计，张闻天在肇庆一共参观了20多个工厂、街道和郊区农场。他通过参观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提供了一些依据。
感受到“肇庆暖”的老人
张闻天在肇庆的6年，使他感到安慰的是，那些脱离世俗的人们给予他同情和关心。
肇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奔一家，从一本《世界名人录》刊登的照片中认出了张闻天，生活上尽力关照他。每逢春节，邻居们都会偷偷地把香喷喷的裹蒸粽送到张闻天家里，让他们品尝肇庆特产的风味。警卫员黄锦斯和柴元昭等人除了完成警卫工作外，经常帮助张闻天做些家务，替他劈柴和买菜，用警卫班的大铁锅烧点热水送去给他洗澡。
1974年，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张闻天与家人于五龙亭拍下的珍贵合照。
张闻天经常鼓励警卫战士和军分区干部子女认真看书学习，并把自已的书籍借给他们阅读。警卫员黄锦斯回到广西，还十分惦念张闻天，经常写信问候他。
逆境中构筑的理论丰碑“肇庆文稿”
由于允许看书学习，张闻天把肇庆作为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的场所，重新阅读了从北京带来的马恩列斯著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破产。这时，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萌发了撰写文稿的动机，要把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写出来，从理论上总结“文革”教训，批判“左”倾错误，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秘密而艰辛的写作。张闻天写作文稿，既要同病魔作斗争，又要避开看管人员的检查。有时。他还把过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套方法使出来，写作时发觉看管人员在附近，就故意拧开收音机麻痹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则叫夫人刘英在房子外面望风，一有情况就及时用暗号通知他。
就这样，张闻天在肇庆期间，顽强地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4篇文稿，共8万多字。这些文稿，后来被理论界称为“肇庆文稿”。
文稿论述了社会性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许多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观点独有见地。这些文稿，是难得的具有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只要读了这些文稿，就会看到张闻天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
张闻天的“肇庆文稿”之一《人民群众是主人》。
“肇庆文稿”经过张闻天的亲属秘密抄写、收藏，后来又通过王震的保管，终于得以留存下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肇庆文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文稿中的基本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中许多深邃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已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1979年8月25日和27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这两篇文章，作为当时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武器。
1985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选集》。构成选集压卷之作的最后那5篇文章，就是从“肇庆文稿”中节选出来的。
198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批准，又从“肇庆文稿”中节选了一篇题为《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的文章，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在肇庆》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
1987年底，《羊城晚报》对这篇文稿作了全文转载，还刊登了笔者所写的一篇评价文章。
张闻天在无锡养病期间都不忘修改、增补自己的“肇庆文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的手稿。
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公开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理论界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些文稿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批判“左”倾严重错误，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资料来源：网络 星湖美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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