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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人生太短，故事太长萧红：人生太短，故事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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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号12 0717:23祖父去世后，十九岁的萧红逃出毫无所恋的家，同已有家室的陆振舜私奔到北平（现在的北京），一边与他婚外同居，一边进入女师附中读书。两个被家庭断绝经济来源就无法自力更生的人，低头妥协各自回家是迟早的事。感性有余理性不足的萧红，在私奔失败回到家里过完春节后，再一次孤身出走。没有经济来源和一技之长的萧红独自回到北平，生活没有了着落。当初被她抛弃的汪恩甲始终惦念着她，专程来北平寻她、助她。从未婚夫曾几经波折仍然旧情难忘，到后来的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计较她身怀别人之子而对她不离不弃可以看出，萧红的魅力还是不小的。萧红极富个性的精神特点及出众卓绝的文学才华，对当时的文艺男青年而言，是极具魅力的。然而，在主流社会的人眼中，萧红的这种打破俗规挣脱封建枷锁的个性使她成为一个奇女子，只不过并不奇得令人欣赏和赞叹，反而奇得沦为人们茶余饭后嘲讽笑话的谈资！
在当地，有门有户的汪家自然因为萧红的奇思异举蒙上了羞，对“不守妇道”的她咬牙切齿，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一怒之下代替弟弟解除婚姻。此举激怒了心高气傲的萧红，她一纸诉状把汪大澄告到法院，控告他代弟休妻。一边是血浓于水的哥哥，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女子，汪恩甲进退维谷，亲情爱情两难全。最终亲情胜利，汪恩甲为保全哥哥的声誉，违心表示解除婚约属自己的意愿。哥哥的声誉保全了，所爱的女人脸面却丢尽了。萧红羞愤地再次抛弃汪恩甲，回到故乡。不仅她一个人失了颜面，她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抹黑了家族的颜面，影响了父亲的官途，张廷举被革去省教育厅秘书职务，调任巴彦县教育局督学。随后张廷举举家迁回阿城县福昌号屯的老家。那段时间，萧红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素材，可她的生活却难以回到正轨。为排解愤懑不平，萧红养成了抽烟喝酒的嗜好，为以后的身体虚弱多病埋下隐患。人生不如意有十之八九，生活从来不会迁就谁。纵观萧红多灾多难的一生，未必是由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造成的，性格悲剧才是最主要的部分。就如历史作家张耀杰所说：“她只想做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做自己”和“做好自己”，一字之差，千里之别。萧红缺的，就是这个“好”字。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她写道：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她把“好”，寄托于外界，也许在她的心里，父亲变好了，家庭变好了，社会变好了，自己才算得上是变好了。其实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是变得更好亦或更糟，我们哪怕仅仅作为宇宙中渺小若尘的个体，生命的真谛，大概就是努力活出更加美好的自己。1931年，被父亲从祖籍上除名的萧红又一次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一生永别，从此再未踏足故土。她来到哈尔滨，找到了那个曾对簿公堂，被自己抛弃过两次的汪恩甲。1932年，汪母得知儿子与萧红重归于好，立即断其经济来源。那时汪恩甲与萧红同居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微薄的薪资不足以支撑两人基本的生活，欠下旅馆一大笔食宿费后，回家筹钱还债的汪恩甲再也没有回来。如果汪恩甲的有去无回是因为战乱等客观阻碍还情有可原，如果只是出于自私、厌恶，甚至报复心态，扔下怀着他子嗣的萧红独自面对债台高筑的生活，就非常不厚道、没担当了。
纵观萧红和汪恩甲的情感纠葛，想必她不知道一个道理：千万别跟自己曾经抛弃过的男人在一起。嫌弃不一定会抛弃，但抛弃究其根源不外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的嫌弃。而嫌弃，伤人至深。若汪恩甲不是有意弃萧红于不顾，这段感情里，或许没有谁亏欠于谁。身怀六甲的萧红徒劳地等待着一去不返的汪恩甲，因欠债过多而遭旅馆老板软禁，被威胁若不在期限日期内还款，就只能沦为妓女，以身相抵。萧红万般无奈，只得给《国际协报》编辑部寄去一封求助信。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该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派萧军前去查探虚实。萧军，辽宁锦州人，原名刘鸿霖，曾用笔名酡颜三郎、田军等，当时是《国际协报》的自由撰稿人。萧军这个笔名是之后和萧红同甘苦共患难时取的，联合起来意为“小小红军”。
萧红在东兴顺旅馆找到了萧红，在知道了她真实的处境后，萧军同情之余，对这个同样爱好文学的落难女子心生了好感，他开始设法拯救萧红。1932年的夏季，暴雨席卷了整个哈尔滨，松花江决堤，萧军趁着自然灾害导致的混乱，救出被困在旅馆的萧红，然后，两人开始同居。其实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人人都陷于危难之中自身难保，维持温饱尚且不易，更别提偿还巨额债务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旅店老板以卖身相逼的确不近人情，然而他并没有敲诈萧红，他讨要的，本就是他该得的。尽管萧军四处奔走辛劳，仍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窘困生活，萧红产下一女后，因无力抚养将其送人。1933年元旦，《国际协报》上发表了萧红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此她步入文坛，从事写作。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联合出版的散文集《跋涉》，由于涉及政治敏感内容，被特务机关怀疑，人身自由和安全遭受一定控制与威胁。
1934年6月，二人被迫逃离哈尔滨，来到青岛，萧红在这里完成了她的著作之一《生死场》后，将作品寄给鲁迅，得到了鲁迅的赞许和赏识。同年11月，二萧来到上海，与鲁迅见面，并经鲁迅介绍结识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人。在鲁迅的推荐和帮助下，萧军的重要作品《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相继出版，轰动文坛，二人在文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上海的生活逐渐稳定，二萧之间的感情却不再安稳了。萧军性格粗犷强势，时常伤害萧红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加上生活、文学方面的各种分歧，导致争执不断。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许多夫妻或恋人患难之际情深意浓，享福之日反而互不相让。因为患难时面临的是外界所带来的困扰，两个人会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外部矛盾。外部矛盾得到缓和，日子相对舒坦了，两人的注意力就会从外界转移到对方身上，这时候以前不曾留心过的问题逐渐显现，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摩擦自然而生。
1936年7月16日，萧红为排忧解虑和修补两人感情裂痕，决定离开上海旅居日本。同年10月，待萧红如亲人般温暖的鲁迅病逝；萧军不仅与他人有了私情，更与二萧共同的朋友走到了一起……离开本是为了失而复得，怎料到这一走，却失去的更多！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在接受了萧军的背叛后，仍然与之共同生活。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萧红似乎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她与家族决裂，远走他乡，情感上唯一亲密无间的人，只有萧军。她不愿放手，似乎如果再失去他，她将一无所有。可是萧红不愿放手，却也无法原谅，她开始把跟萧军唱反调当作一件乐事，常常激怒他，后果便是遭到一顿殴打。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和萧军逃到武汉，与青年诗人蒋锡金同住在其窄小的寓所里。不久，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属于左联作家。与二萧同为东北人，却不似萧军般不拘小节粗犷霸道，不仅衣着时尚，为人也较谦和文静。每当二萧争执不下，端木总是会站在萧红这边，平时对萧红的赞赏也溢于言表，所以萧红对他有所好感，都在意料和情理之中。
当一个人对你十分不好时，若有人对你稍微好一点，或哪怕仅仅是尊重你，也会让人万分感激。端木蕻良的出现，对萧红而言，某种意义上说，算是一种拯救。不过这种拯救只能是暂时性的。萧红总是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别人身上，却忘了最可靠最长久的，是自我救赎。无论如何，端木蕻良给过萧红那么一段美好的日子，就像曾经萧军也曾给过她的一样。1938年1月，二萧和端木等人在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的邀请下，赴西安民族大学任教。一个月后，萧军弃笔从戎，在送别的站台上，萧红无语凝噎万分不舍，她明白，这一别，纵使以后还会相见，也不可能破镜重圆。
有人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投入到一段新恋情中去。萧军走后，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西安医疗条件太差，手术风险很大，她决定留下孩子。同年4月，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与端木蕻良确立了恋爱关系，5月，两人于武汉汉口大同酒家，在胡风梅志夫妇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恋爱史。我对他也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老百姓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谅解、爱护与体贴。我深深感到，以我眼下这种状态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这是萧红在婚礼上的一番感言。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萧军的哀怨，对端木的感激，对美满婚姻的期望。事已至此，她把自己看得太低太低。她的“低”，和张爱玲的“低”不同，后者是因为第一次触碰爱，第一次感受切实的温暖，所以“低”；前者是因为对好不容易才寻到的温暖的依赖，是因为离不开对男人的情感寄托，所以“低”。萧红的“低”，缺了几分骨气。
人生中唯一一段婚姻，让萧红遭遇了友情封锁。当年二萧的爱情一时被传为佳话，好比今时的明星模范夫妻，恩爱得让人只羡鸳鸯不羡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由失望引起的愤怒也不会小，大家幻想着两人举案齐眉白头偕老，不想世事难料，两人竟然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又好比恩爱秀不完的明星模范夫妻突然被抓包一方或双方出轨，于是人们纷纷嚷着“再也不相信爱情”。当年冷待萧红的朋友们，未必会“再也不相信爱情”，但“再也看不起萧红”倒是有几分可能性。婚后，武汉动荡的局势陷入危急状态，人们相继逃往重庆。去往重庆的船票供不应求，端木蕻良留下孕中的萧红独自逃到重庆避难。照顾萧红的安娥，也就是田汉的妻子，由于某些原因未能与她同行，萧红只得一个人离开，所幸中途虽不乏艰难险阻，最终还是安全抵渝。
萧红在重庆的乡间产下一名男婴时，端木不在身边。这个不幸的孩子在世上存活的时间非常短，得知他夭折后，萧红反应淡漠。几乎没有哪个母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只不过爱的深浅、爱的方式各有不同。萧红抛弃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养比生要难。老天夺去了第二个孩子，因为孕期辛劳过度或医疗条件过差又或是命运有意为之……她不爱不痛吗？怎么可能。有时候亦爱亦痛，却无能为力。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飞抵香港后，被多种疾病缠身，肺结核严重恶化。来到香港后萧红创作了她的另一部著作——《呼兰河传》，它不完全是小说，又不完全像自传，也许，它只是这个女人在心里踏遍千山越过万水回到的故乡。
1941年年底，端木一度丢下病榻上的萧红踪迹难寻。关于端木的离开，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端木为逃避责任而离开；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端木是去筹集病妻的医疗费和两人的生活费，终日奔波，所以不见踪影；第三种说法是端木偶然发现萧红与骆宾基关系暧昧，愤然出走。众说纷纭，真相如何不得而知。那么骆宾基究竟何人，怎么会在萧红生命的尾期与之牵扯出一段绯闻？离家后萧红只与弟弟张秀珂保持着书信来往，在香港时，她收到弟弟一封来信，信上恳请她接济自己迫于时局流亡香港的一位友人，这位友人，正是陪她走过生命最后四十四天的骆宾基。
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纷纷战火中一再延迟逃亡时日，只为陪伴照顾一个大自己好几岁，病弱膏肓、生命垂危的女人，不论出于哪种目的和角度，不论二人当时是否互生情愫，骆宾基的做法都值得敬佩。因庸医误诊后萧红错动了喉管手术，身体越发衰弱，最终于1942年1月22日，结束了她三十一年凄风苦雨的人生之旅。她临终时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半部《红楼》给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接着她又感慨，“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林徽因不是女人？谢婉莹不是女人？丁玲不是女人？这些出生于旧时代的女性，与萧红一样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境况和苦难生活的考验，与她一样追求着自由平等，追寻着先进思想，可哪一个似她这般不理性？
不少人认为，萧红的一生，毁在了汪恩甲、萧军和端木蕻良手里。几年前的我若是看到这个观点，也许会表示赞同。当时我坚信，坏男人对女人而言就像是劣质护肤品，用了便会损伤皮肤，用得越久损伤得越厉害，所以一旦发现护肤品不好，一定要立即停用，免得以后皮肤被严重损害，用再好的护肤品也难以挽救。同理，一旦发现一个男人会伤害你或总是习惯性地伤害你，一定要及早离开，省得最后不得不分手时，寒透的心再好的男人也焐不热了。不过，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坏男人吗？女人糟糕的感情经历一定是由坏男人所导致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理由简单至极，如果一个人总是熬夜不洗脸还猛吃辛辣食品，无论她用多么昂贵的护肤品，皮肤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如果萧红不改变自己幼稚任性、害怕寂寞、依赖男人的性格，不管遇到的是汪恩甲还是吴恩甲、萧军还是谢军，结局大致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也罢，来这世上走一遭，就如罗大佑所唱：“管它冬夏炎凉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人生太短故事太长，你不要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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