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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杰舍尔特显然没有丝毫影响。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奴制拥护者，除了自己和自己的意志之外什么都不承认……他不喜欢城市，因为他在城市里感到一种束缚，使他心中怀着郁结的愤懑，时时刻刻准备迸发出来……这一点使得他所寄寓的主人家觉得特别不快，甚至可怕。
这一次他走下马车来，开口就断然地对母亲说：他要死了。他异常多疑，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就大闹，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他毫不客气地占据了父亲的书房，在里面呻吟，叫喊，发命令，骂人，吵得满屋子都听得见。父亲办公回来，看见他的房间里堆满了盆子、湿布、药水和药瓶，他的床上躺着一个“要死”的人，这人有时含糊地呻吟，有时大声地骂人，竟像指挥官教练军队一样……父亲耸耸肩膀，忍受了……
这个奇怪的病人住在我家的那几天，我回忆起来仿佛是一个噩梦。家里所有的人时时刻刻不能忘记：父亲的书房里躺着一个高大、可怕而“要死”的杰舍尔特。母亲听见了他的粗暴的叫喊声就发抖，拼命地跑开去。有时喊声和呻吟声静息了，就觉得更加可怕，因为从关好的门里传出威严的打鼾声来。大家都踮着脚尖走路，母亲把我们打发到院子里去……
他这场病结束得十分出人意外。有一次，父亲办公回家，带着滑稽家彼得伯伯同来。彼得伯伯跟母亲招呼的时候，眼睛里含笑，髭须翘动。
他用我们家里好几天不曾听到过的一种爽朗的声音问：
“唔，你们的病人在哪里？”
母亲惊慌地看看彼得伯伯，用恳求的声音说：
“我的天哪……你要做什么？……不要，不要，请你不要到那边去。”
父亲对这一切已经感觉厌烦，他就把门打开，两人走进书房里去。彼得伯伯毫无顾忌地走近床前，用波兰话大声地说：
“我听说你要死了！我来和你道别……”
病人呻吟起来，开始诉苦，说他胁腹刺痛，说他“胃没有了”，总之感觉很不舒服。
“唉，有什么办法，”彼得伯伯说，“我也看得出你是要死了……大家迟早都要死的。你今天死，我明天死……去请个神甫来，叫他照一个善良的基督教徒所应有的方式作准备吧。”
杰舍尔特呻吟起来。彼得伯伯退后两步，把这病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杰舍尔特愁苦而抱怨地问。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彼得伯伯安慰他，然后撇开了他，一本正经地对父亲说：“我告诉你，棺材必须是……啊唷唷唷！……”
杰舍尔特听了这些话突然从床上坐起身来。
“准备马！”他喊得很响，因此他的马车夫立刻从厨房里跑出来执行他的命令。
杰舍尔特开始穿衣服，同时嚷着，说他情愿死在路上，却一刻也不愿意再留在嘲笑将死的亲戚的人家。不久杰舍尔特的马车已经停在台阶前了，他扎着绷带，裹着身子，跟谁也不告别，就坐上马车回家去。整个屋子仿佛明朗了。晚上厨房里的人说，这地主家的仆人们真倒楣，他们就讲出这地主的许多非人道的行为……
此后杰舍尔特很久不再到我们家里来，只是时时传来他在家庭里和乡村里继续作出的种种残酷行为的消息。
大概过了一年光景。“要出事了”这句话盛传了，扩展了，明确了。父亲已经在“新委员会”里工作，但是关于这种工作的实际情况还是很少谈起，谈的时候也很谨慎。
有一次，我坐在客堂里读一本书，父亲坐在一张沙发椅子里读《祖国之子》。时间大概是在午饭之后，因为父亲穿着便服和拖鞋。他在某一册新书里读到，说睡午觉是有害的，因此他勉强振作，努力要戒除这种习惯；然而有时那可恶的睡魔还是要在椅子里突然抓住他。现在也正是这样：我们的客堂里肃静无声，只是有时听到报纸的窸窣声，有时听到父亲的轻微的打鼾声。
忽然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沉重而匆忙的脚步声，有一个人不好好地开门，却用力地把门冲开，门槛上出现了杰舍尔特的瘦长的身体。
他像幽灵一般出现。他的脸色苍白，髭须乱蓬蓬的，头发像刺猬，眼睛阴沉地发光。他大踏步走进房间，站定了一会，然后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地走来走去，仿佛竭力要抑制胸中沸腾着的愤怒。
我缩紧身子坐在角落里，竭力不让他看见，但同时有一种力阻止我溜出房间去。这就是我替父亲担心，因为杰舍尔特身材高大而凶狠，跛脚的父亲在他面前显得力量薄弱而没有保障。
杰舍尔特快步地来回走了几趟之后，突然站定在房间中央，说：
“我问你！这到底是不是正当的？”
“什么？”父亲问，他的一双眼睛含着笑注视他。
杰舍尔特暴躁地闯上前来，回答说：
“呸，见你们的鬼！喂，你该知道现在到处哄传着什么事。连那些下贱坯都公然地嚷着这件事了……”
父亲老是用他那双愉快的眼睛好奇地注视他，默默地点头。
杰舍尔特又像呻吟又像咆哮地重新在房间里乱窜起来，后来突然站定了，说：
“啊……原来如此！……好，让我告诉你们……趁他们还是我的人的时候……趁你们还在那里拟订你们那种卑鄙龌龊的计划的时候……我要……我要……”
他顿住了，仿佛怒气阻碍了他说话。房间里恐怖而肃静。后来他转过身子去向着了门，但是这时候，父亲的椅子那里发出拐杖敲打油漆地板的笃笃声。杰舍尔特回过头来一看；我也不由得向父亲看看。他的脸色似乎很安详，然而我看得出他那双富有表情的大眼睛的这种光辉。他已经准备站起身来，可是重新又坐定在椅子里了，他正视着杰舍尔特的脸，显然是抑制着愤怒，用波兰语对他说：
“你听我说……你当心！……要是你……现在……敢碰一碰你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那么，我对天立誓，你一定会被拘押到城里。”
杰舍尔特的眼睛睁得滚圆了，好像受伤的猛禽的眼睛。这显然表示他大吃一惊。
“谁？……谁敢拘押我？”他发出嘶哑的声音，几乎透不过气来。
“你等着瞧吧，”父亲说，这时候他已经从容地拿出鼻烟盒子来。杰舍尔特又对他呆呆地看了一会，然后回转身，走出房间去了。衣服仿佛在他的瘦瘦的身子上飘荡。他连门都不碰一碰，异常肃静地溜走了……
父亲还是坐在他的椅子里。他的敞开的便衣里面那件撒满鼻烟的衬衫微微地震动。他正在发出他所常有的腹内的笑声，就像身体略胖的人的笑声一样；我用狂喜的眼光望着他，一种特别欢喜而骄矜的感情在我的幼年的心中颤动着……
母亲跑进房间来，慌张地问：
“他来做什么？已经走了吗？快告诉我：结果怎么样？”
父亲简单地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了她，她拍着手说：
“我的老天爷！……这回可糟糕了……那些可怜的农人！……”
“他不敢，”父亲确信地说，“不比从前了……”
讲到上面所描写的情景，我回想起了一个晚上，那时我坐在我家的台阶上，望着天空，“不用言语地想”一切发生过的事件……没有可用言语表达的思想，没有综合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结论……“要出事了”这句话在我心中展开了一连串的形象……坍倒的“神像”……柯良诺夫斯卡雅的农人们，杰舍尔特的农人们……他的无可奈何的愤怒……父亲的沉着的信心。所有这一切，结果按照事情的一种奇怪的逻辑而融合起来，变成了一种有力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明确而显著，直到现在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不久以前，柯良诺夫斯卡雅家运来了一架装在木箱里的大钢琴。六个工人把它从货车上卸下来，卸下来的时候，箱子里面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工人们把它搁在车子边上，正要扛到肩上去，这时候发生了一种故障。压到人身上来的这件重东西摇晃一下，几乎倒塌在他们头上了……真是千钧一发……全靠许多有力的手把它挽回了过来，于是这件笨重的家伙就顺从地听凭他们抬上扶梯去了……
就在那个静悄悄的晚上，我突然感觉到：在高高的上空，在朦胧的夜色中，在我们的院子上面，在这个城市上面，在远处的乡村上面，以及在想象得到的整个世界上面，悬挂着一件无形而庞大的重物，它正在轰隆轰隆地响，动荡着，摇摇欲坠……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抓住它，掌握它，想要把它摆在一个地方。他是否成功？是否抓得住？是否拿得起，摆得上？……或者，“要出事了”这个神秘的预言是否会轰然一声地爆发在我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
不管怎样，那时代终于解决了它的问题。那件重物已经被安置好了，人们的坚强意志把生活移转到了新的方向……差不多过了半世纪……现在，当我写这些回忆的时候，我们的国土上面又悬挂着新时代的重大问题，又有一种东西在那里轰响并动荡，这东西已经被抬起来了，然而还没有安放好。我心中不禁又发生了一些担心的问题：力量够不够？……是否抬得起？……是否转得过来？……是否摆得稳？……哪里有善良的意志？哪里有清楚的自觉？哪里有齐心的努力和强壮的手臂？……
……
描写这时代的小说家通常都以农奴解放的大团圆来结束他的作品：人民群众欢喜若狂，馨香祷祝，满怀希望……我却一点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我住在城里的缘故……我只记得一个官方举办的庆祝会——也不知是为了庆祝农奴解放还是为了宣布征服高加索。为了听“宣言”，农民代表被“赶”进城来，上一天，街上就到处是粗布衣服。有许多挂着勋章的农人，还有许多农妇和小孩。
农妇和小孩的来到，是因为民间发生了一种恐怖的谣言，据说地主在沙皇那里得了势，不再解放农奴了。又说把农人赶进城来，是要用大炮来打死他们……在地主方面则相反，他们说在这时候把这么一大群人召集到城里来很不妥当。庆祝会的上一天，我们家里也谈论这件事。父亲照例挥一挥手说：“病人请教庸医！”
在庆祝会那天 ，城市中心的广场上有军队排成方阵。广场的一边有一排铜炮闪闪发光，对面站着“自由”农民的行列。他们表露出垂头丧气地顺从命运的样子；那些女人们被警察赶到兵士队伍的后面，她们有时愁眉苦脸地叹气，有时号啕大哭。读完了一篇文告之后，空炮隆隆地响起来，人群里就发出疯狂的叫声，一时秩序大乱……女人们以为已经在开始炮打农民了……
旧时代把它的悲惨的遗产的一部分留传给了新时代……
[1] 符·加·柯罗连科有两个妹妹。大的一个叫做玛利亚·加拉克齐昂诺夫娜（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称她为“玛欣卡”〔玛利亚的小名是玛仙卡（Мáшенька），符拉季米尔故意称她为“玛欣卡”（ ），按原文有“小机器”的意思。——译者注〕），生于1856年10月7日，死于1917年4月8日。她在莫斯科的叶卡捷琳娜学院毕业，后来在彼得堡的产科训练班学习。她和军事外科医学院的学生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希卡辽夫结婚，1879年跟着他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回来以后，洛希卡辽夫一家曾经在下诺夫哥罗德住过几年。
符·加·柯罗连科的第二个妹妹叫做爱薇里娜·加拉克齐昂诺夫娜，生于1861年1月20日，死于1905年9月。她起初进中学，后来毕业于彼得堡的产科训练班。当1879年柯罗连科一家几乎全被流放的时候，爱薇里娜·加拉克齐昂诺夫娜生活困难，便做校对工作（这是柯罗连科家惯做的工作）；1882年她和她的同事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尼基青结了婚。——原编者注
[2] 波兰语， 约柜和大船 。——译者注
[3] 波兰语， 跳蚤在鼓上跳舞 。——原注
有一次，父亲去办公了，母亲和阿姨们及其他几个朋友一面做着某种工作，一面愉快地谈天，这时候院子里响出车轮子的轧轧声。一个阿姨向窗子里一望，用颓丧的声音说：
“杰舍尔特！……”
母亲站起身来，不知为什么匆忙地把桌子上的活计收拾了，慌张地说：
“啊呀，我的天……真糟糕……我的丈夫又不在家。”
杰舍尔特是一个地主，似乎是我们的一个远亲 。我们家里关于这个人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使他的名字充满了威胁和阴郁。人们常常说起他对农奴的可怕的虐待。他有许多孩子，这些孩子分为两种，一种是他所喜欢的，另一种是他所不喜欢的。他所不喜欢的孩子住在仆人室里，如果被他撞见了，他就像踢狗一样把他们踢开。他的妻子是一个永不翻身的被压迫者，只会偷偷地哭。他有一个女儿，是一个美貌的姑娘，有一双悲哀的眼睛，但是她已经逃走了。有一个儿子自杀了……
9 《桑道米尔的福玛》和地主杰舍尔特在这期间我读完了第一册厚书，认识了农奴制的一个显著的代表者。
我们学会念书都仿佛是不知不觉的。大人们买些波兰字母的方块字给我们，我们一边玩耍，一边学习字母。渐渐地更进一步阅读那本非读不可的《肮脏的斯交普卡》；后来我偶然得到一本很厚的小说，似乎是波兰作家柯瑞涅夫斯基写的 ，书名叫做《桑道米尔的福玛》。我起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差不多是按照音节拼出来的，后来逐渐感到兴味，读到书的末了，我竟能很流畅地阅读了。我觉得我开始读书也许太早了，因此后来我的视力有些衰弱，而关于社会和乡村的观念却大大地扩展了。
我第一次读的这部书非常有趣：其中叙述着一个农家的男孩子的故事，他是一个孤儿，起初曾经当牧童。他偶然遇见一个教士的侄女，这姑娘和他年龄相仿，她开始教他识字，并且激起了他的求知欲。那位善良的教士请求地主释放了这个少年，他就到世间去找求知识了。这部小说中既没有神秘的冒险行为，也没有复杂的情节纠纷。作者率直、真挚而亲切地叙述：桑道米尔的福玛怎样艰苦地替自己打开一条生活之路；怎样被教会学校里的教师所雇佣；后来怎样获得许可而和别的学生一起读书，同时继续擦皮鞋并打扫教师的房间；那些骄傲的少爷们起初怎样嘲笑他；后来他怎样一步一步地赶上他们而在学校里以第一名毕业。他眼前有辉煌的前程，然而这位有学问的农人却回到了乡下，去当乡村教师。在这里他又碰到了他儿童时代的女朋友。这小说的结尾大概是有点多情善感的，我所记得的是慈祥幸福的光明的欢乐。
我由于读这本书而得到的对乡村的认识，当然是很幼稚而不合实际的。甚至关于柯良诺夫斯卡雅的村庄的回忆也不能使我这种认识更现实化。假使我那时一直住在农奴的杂沓的环境中，我这种认识是否能够更加确实，也很难说……不过认识得更加具体些，但是不见得更加合理、更加广泛。我甚至认为，乡村里的人倘不看看别人对他们的或多或少唯心的（并不常常是“理想的”）描写，他们也不见得能认识自己。
不论怎样，除了黑暗的、怀敌意的、行将发生不可知的风暴的乡村之外，我的想象中早就存在着另一个乡村。而虚构的福玛的形象在我看来竟是可爱而亲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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