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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赵桓子都代考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献侯“少即位，治中牟”，（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9月1版，1982年11月2版，1985年10月北京第9次印刷。第6册第1796页。）接着又说： 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是则在赵献侯统治期间，赵氏内部曾发生两次政变：一是赵桓子驱逐赵献侯，自立于代；二是赵桓子死后，“国人”杀桓子之子，迎立献侯复辟。（关于桓子的身份，张守节《史记索隐》据《世本》称桓子是襄子之子。同上，1797页。）但这一条记载过于简略并语意含糊，起码有两个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第一，赵献侯原都于中牟，赵桓子立都于代，赵桓子逐献侯是逐出代还是逐出中牟，是逐出赵国还是放逐在赵国之内，均不明；第二，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赵献侯被迎立复辟之后，是复都中牟还是续都代，也不明。据文意，“复迎立献侯”，似乎应是续都代，但《史记·赵世家》称赵献侯子赵烈侯继位后：（同前第1797页。） 烈侯好音，谓相公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顷”。公仲曰：”诺”。 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音，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 据此，烈侯和番吾君“自代来”，都是临时外出的性质，那么，公仲连等与烈侯议政的朝会之所不应在代，则烈侯及此前复辟的献侯的赵都亦不应在代。总之，由于文献的缺略，史籍有关赵献侯复辟之后赵都的记载不清，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即赵桓子的立都之所是代，代是赵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之一，尽管它建都的时间不是太长。 代曾作为赵都已无疑问，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的地理方位在哪里？在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就“代”作为地名而使用的复杂情况作一个必要的交待。对此，明人尹耕《代国考》曾有说明，他说：（见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订补重刊本《宣化府志》卷37《艺文志》31叶。） 考之代自入汉以来，其国数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东也。山北之代，旧国也，始于商汤，历代因之，是故齐桓之所服，赵襄之所并，代成、安阳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赵歇、陈余之所王，夏说之所守，刘喜之所弃，陈豨之所监，皆是也，所谓蔚之废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于文帝十一年分山北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为国，是故文帝之始封，中都之所徙，入继之所自，临幸之所复，以及子武、子参之新分，后武徙淮阳，子参之所合，皆是也，所谓晋阳、中都也。山东之代，再徙也，始于武帝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于清河，后王莽继绝改号广宗，是故王义之新都，子年之所废，如意之所复，皆是也，所谓清河也。语其都，则始为代，继为晋阳、中都，终为清河，前后之变也。语其号，则始为代，继为代、太原，复为代，终为广宗，前后四变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国，其在文帝以前者为吾土，而以后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则上自赵、秦，下终两汉，皆吾土也，执是以往，无疑古牒矣。 所谓“山北之代”，即恒山以北之代。所谓“赵襄之所并”，是指被赵襄子所灭殷商至春秋时期的代国；（赵襄子灭代事见《史记》卷43《赵世家》，6册第1793页。）所谓“代成、安阳之所封”，是指赵襄子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和赵武灵王封原长子章为代安阳君事；（赵襄子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事见《史记·赵世家》，6册1794页；赵武灵王封原太子章为代安阳君事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三年条。） “公子嘉之所奔”，是指战国末年赵都邯郸被秦攻下后赵嘉自立于代而称王事；（事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1册233页、） “赵歇、陈余之所王”是指秦汉之际相继称王于代事；（事见《史记》卷7《项羽本纪》，1册316页和321页、） “夏说之所守”，是指陈余封代王期间，夏说以代相国守代：（事见《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8册2582页。） “刘喜之所弃”，是指汉文帝之兄刘喜封代王后因不敌匈奴进攻而弃国归朝事；（见《史记》卷8《高祖纪》八年条，《汉书》卷1下《文帝纪下》系此事于七年十二月条。） “陈豨之所监”，是指陈豨以赵相国监赵、代边兵；（见《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附陈》，8册2639页、）所谓“山南之代”云云，是指汉文帝及其子刘参、刘武先后封代王或太原王并改迁太原、中都事；所谓“山东之代”，是指汉武帝以后代王东迁事。从尹耕列述可见，先秦至两汉有各类以代为名的代国（包括方国、王国和封国），再加上他未涉及的代郡、代县，可知代城及代地，作为地名使用的情况相当复杂，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独立的地区实体，如春秋时期的狄人代方国和赵嘉为代王的代王国；有时指半独立的政权实体，如刘喜、刘桓为代王的封国；有时指地方政区实体，如代郡、代县；有时指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实体，如尹耕所说的蔚废城；有时指区域地理单元，如泛指常山以北的代地。“代”一词含义如此不定，用法如此广泛和复杂，为了避免误会和歧义，因此有必要特意强调：本文着意考察的赵桓子立都的代是指作为当时赵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实体而言。 关于桓子代都地望问题，笔者尚未见到有人专门探讨或直接说明。不过涉及代方国、王国、封国都城者不乏其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代郡代县条有颜注引应劭语：“故代国”，（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4次印刷，6册1622页、）认为汉代县城是故代国（应指春秋时期的代国）。《史记集解》引徐广语称赵王歇代国都是“都代县”。（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4次印刷，6册1622页、）尹耕则认为凡是指称汉文帝之前的代国国都及代郡郡治的都是在蔚县代王城（尹耕是蔚县人，所称“吾土”指今蔚县，其所谓“蔚废城”即代王城遗址、关于代王城遗址、详下。）《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春秋代国都、战国代封君都、秦代郡县治位置都在今蔚县东北，实则是接受尹耕观点，认为在蔚县东北代王城。（分别见第一册第22－23页“春秋晋秦图”、第28页“春秋·北燕图”、第37－38页“战国·赵中山图”，第二册第11－12页、第20－21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即明确认为春秋时期的代国和战国赵的代封君及秦汉之际的赵歇、陈余的代王的都城是今蔚县东北的代王城遗址。）以上诸家看法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赵桓子代都所在问题，但尹耕诸家既认为此前和此后各类的代国都城是在今蔚县代王城遗址，（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南昌第1次印刷，224页。）则实际上亦视赵桓子代都所在与之相同。按自春秋至汉初，至少有数百年的时间（如果按尹耕所说自殷商起已有代国则时间更久），代国屡兴屡灭，难道它的政治中心都城就一直是长盛不衰，略无改徙吗？郦道元《水经注》在记述今蔚县一带水道时，至少提及三座与代有关的旧城遗址，今代王城遗址只是其中的一座，尹耕虽然首倡汉文帝之前代国都在今代王城遗址说，但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因此光绪本《蔚州志》批评包括尹耕在内的“前贤”“读《注》不悉，妄生异论”。（见光绪本《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下按语。）对于尹耕首倡而后形成的观点，光绪本《蔚州志》作者及今人杨润平《代国新考》都提出过不同意见，（见光绪本《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下按语。）但他们缺乏充分、系统的论证，并且影响较小。所以，对于赵桓子都代的地望问题，既不能盲从传统的旧说，也不能停留在仅仅表示不同意见的地步，还有必要进行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有关代都方位记载的早期文献首推《水经注》，所以考察桓子都代的具体方位仍然需要从分析《水经注》的相关资料入手。《水经注》卷一三《漯水》记支流祁夷水称：（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王先谦校本，第255页。） 漯水又东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县，东径平舒县之故城南泽中（中略）《魏土地记》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东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东北径兰亭南，又东北径石门关北，旧道出中山故关也。又东北流，水侧有故池。按《魏土地记》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鱼池，池西北有代王台，东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东北，得飞狐谷。（中略）《魏土地记》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关水西北流径南舍亭西，又径句琐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卢植言：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圆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开九门，更名其故城曰东城。赵灭代，汉封孝文帝为代王。梅福上事曰（中略）《魏土地记》曰：城内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门，一泉流出城北门，二泉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东北，热水注之，水出绫罗泽，泽际有热水亭。其水东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谷水注之，水出昌平县故城南，又东北入祁夷水。祁夷水右会逆水，水导源将城东，西北流径将城北，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矣，而尚传将城之名。卢植曰：此城方就而板干自移。应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东城。或传书倒错，情用疑焉，而无以辩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为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东北径青牛渊（中略）祁夷水又北径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东城，而非所详也。又径昌平郡东，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连水入焉。（以下叙连水源流，称连水西径王莽城，当城，最后）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随山，山上有神庙，谓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径乾故城东，而北流于漯水。 注文所述祁夷水和支流的源流分合及沿河古迹多在今蔚县境内，其中注文所谓祁夷水亦称代水，即今壶流河，所谓逆水即今清水河，所谓连水即今定安河。注文有关上述河流的方位、流向的记载与今天诸河状况几乎无异，因此它为我们探讨注文古迹的方位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坐标。根据这个坐标，我们就可以确定有关代城、将城、东代（后曰东城）的方位，而这一点对我们研究赵桓子都代的地望问题尤为关键。 根据注文所述，祁夷水出平舒城后，“东北径兰亭南，又东北径石门关北”。按：兰亭在今何地，不详；石门关则在今山西省广灵县东与蔚县交界处，（《河北省地图集》第124－－125页“阳原县、蔚县图”显示蔚县西侧邻县的山西广灵县东缘有“西石门”村，位于壶流河南岸，此石门村应即古石门关所在。）由此知注文以下所述均在今蔚县境内。注文所述今蔚县境内祁夷水干流上共有代城、将城、东城三处古城，这都与我们考证赵桓子代都有关，今分述如下： 关于代城的方位，注文称：“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这个代城应即蔚县东北偏南二十里处的代王城遗址，理由如下： 第一，注文中代城与祁夷水的相对位置同今代王城遗址与壶流河的相对位置一样。如注文所言，祁夷水是“东北流径代城西”，说明祁夷水是呈西南－－东北流向自代城之西（确切地说应是自代城西北）流过。今壶流河自进入蔚县境至汇合清水河之间，基本是西南－－东北流向，代王城遗址即位于壶流河的东南侧。这与文献记载一致。 第二，注文有关代城的描述与今代王城遗址的状况基本相符。注文称代城圆匝而不方，周回四十七里，开九门；城内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门，一泉流出城北门。今代王城遗址平面呈椭圆形，城墙周长一说是“周长约8000米”，（《文物春秋》1993年4期所刊刘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一说为“9.7公里”，（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市县概况》上册第607页。1987年印。）两者比照，可见城址平面形状与注文所述完全相符（在蔚县一带，代王城遗址是唯一的椭圆形城址）。至于城墙周长的差异，或是注文有误，或是古今度制不一，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关于城内水泉，从地图看，代王城村东有一处，村西南数里处亦有一泉。泉水是否都在遗址内，不详。这也与注文基本相符。 第三，注文中代城的方位与今代王城遗址的方位一致。注文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飞狐是古道路名，亦即注文所言之“飞狐谷”，位于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之间的崇山峻岭，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蜿蜒百余里，为古代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咽喉。飞狐关显然是这条谷道北端的关城。今蔚县有北口峪，即飞狐道黑石岭以北部分，峪口有一村，名北口，北口村位于代王城南偏西，约有四十里的距离，应是古飞狐关所在，（《蔚县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有作者按语，称“飞狐口即北口”。）这与注文所述一致。又，《水经注》卷一三在述及漯水支流协阳关水时还引《魏土地记》说：“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所收《蔚县标准地名图》，（蔚县地名办公室编，1984年2月铅印本。）今代王城遗址东南方向仍有“马头山”一名，山下并有马头山村。按地图比例尺计算，代王城遗址与马头山相距约20余里，方位、里距与《水经注》所记相合。飞狐关和马头山一在代城南（偏西），一在东南，《水经注》有关二者与代城的方位、里距无疑提供了一个坐标参考系，代王城遗址与之相符，确切无疑地证实了代城即今代王城遗址所在。 关于将城，注文称：“祁夷水右会逆水，水导源将城东，西北流经将城北，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矣，而尚传将城之名”。“尚传将城之名”，说明当时当地人传称此城为“将城”。“疑即东代”，是郦道元推测此城应为东代城。今从当时人传说，称为将城。关于东代城称谓问题，下面将要涉及，此处暂略。对于将城方位，光绪刻本《蔚州志》认为在西合营村。西合营在今代王城遗址东北，处于清水河注入壶流河的河口之南，距离约近20里。虽然方位与注文所述相合，而里距超过15里（并且北魏里的长度较今为短），因此将城应在西合营以南的四碾、夏源、三关等村一带。清水河就发源于这些村庄以东的山地，并从这些村庄北侧流过，符合注文所述“西北流经将城北”的特点。 关于东代城，问题比较复杂，注文提到两处都有可能是东代城，一处是上文已提到的将城，另一处是注文所说“祁夷水又北径一古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东城，而非所详也”。作者对这两处究竟哪处是真正的东代城没有把握，所以既说将城“疑即东代”，又说后一处故城“疑是代之东城”。对于真正的东代城，郦道元尚且无法判断，我们自然更是无能为力，但为了研究的方便和区别前两处古城的称谓，我们不妨姑且将这后一座故城称为东代城。 东代城在今何地？《蔚州志》卷五《地理志》代故城（即我们所说的东代城）条认为在今织锦疃，按：织锦疃位于定安河北岸。从注文所述看，祁夷水北径东代城西，说明东代城位于壶流河右岸或曰东岸。祁夷水径东代城之后，又北径昌平郡东，又北而“连水入焉”，说明东代城还是位于连水左岸或曰南岸。这就排除了东代城位于今定安河右岸织锦疃的可能，《蔚州志》一说不足为据。（《蔚州志》之所以认为东代城在织锦疃，可能纯粹是按“西去代城五十里”推导而出。但古人记载的里距多依据道路计算，而道路又往往曲折迂回，因此推测东代城方位不能光根据文献记载的里距，还必须考虑其与河流的方位关系，首先确定它是在河流的右岸或左岸。）又，连水下游是自东南而西北注入祁夷水，则东代城应位于祁夷水和连水之间的三角地带。连水“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既可以证实东代城是位于祁夷水和连水之间的三角地带。也说明这个“故代”与我们所称的东代城实为一地。对于东代城位于两水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点，还可以从青牛渊方位的确定得到证实。《水经注》称祁夷水“北径青牛渊，水自渊东注之”，又说“兹浦形类青牛”，“潭深不测而水周多莲藕”，说明青牛渊是位于祁夷水左侧并与之相通的长条形湖泊。青牛渊作为一个湖泊名今已不存，但从现存聚落地名仍可看出它曾经存在的痕迹。今壶流河与定安河汇流处西南方向有莲花池村。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3页介绍，莲花池村于“明初建村，名清牛园。清末年间该村于郎清在河南为官时，运来莲花根栽入村东池内，村名亦更为莲花池”。莲花池原名“清牛园”显然是“青牛渊”的讹写。今莲花池村以南，自北而南依次有下利台、上利台、利台庄、北洗冀等村，这一线以东至壶流河河道之间是一块宽约1——2公里的狭长形河滩地，这一条形河滩地应即古青牛渊所在。我们知道，祁夷水注入青牛渊之后又北径东代城，说明东代城与青牛渊是隔河相对。而现在莲花池以南一线诸村隔壶流河相对的地域正是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这足以印证东代城确位于二水三角地带。 东代城的大体方位虽然已初步推定，但两河之间三角地带这个范围仍嫌宽泛，不过根据东代城距代城五十里这个记载，可以将这个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东代城应在三角地带内的北大坪村至任家庄、小枣堡一带。（如果按五十里计算，北大坪、任家庄、小枣堡距代王城遗址直线距离皆不及50里，但古人所称里距皆为大数，并非准确，又其里的长度、里距的计算方法如何，皆不详，因此综合总体资料只能推断位于北大坪一带。）而且从北大坪村名的来历及含意也能看出这一带曾是东代城的痕迹。《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8页“北大坪”条称该村：“明初建村，因村南庙内有尊大神像，故取村名北大神，1956年据村址居于坪台之上，更名为北大坪”。据该书介绍，以大坪命名的村共有三个，除北大坪外，还有南大坪和西大评，知“北”、“南”、“西”原指方位，则北大坪原名是“大神”。“大”字旧多读为“dai”，例如“大夫”等。笔者的家乡邯郸古有“大赵”一村，（如《元丰九域志》卷2河北路磁州邯郸县条记有“大赵”一镇，见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点校本第85页。）现在已写作“代召”二字，显然是“大赵”二音的讹写。邯郸之东有大名县，70年代以前，当地人多读“大名”为“dai ming”。五台山旧有大螺顶，前年笔者曾前往游览，而当地编印的“导游图”已写成“黛螺顶”，可见过去民间多读“大”为“dai”。因此我们将该地曾是东代城所在联系起来考虑，推测“大神”一名可能本作“代神”，所谓“大神”起意于庙内一尊大神恐怕是出于附会。又，据《畿辅通志》卷五二《疆域图说七·蔚州图》，（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1版第1次印刷，第7册第544－－545页，）大神等村东侧有“凤凰台”。联想到古代往往台。城相连或相近，似乎也透露着此地确为东代城的信息。无论如何，按照《水经注》所载，北大坪、小枣堡、任家庄一带理应是东代城所在。 代城、将城、东代城的方位既明，下一步还需要探讨三城建筑年代的早晚问题。就《水经注》的记载而言，大体可以这样判定：将城和东代城相对较早，代城相对较晚。注文引卢植语称代城：“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并说因此而“更名其故城曰东城”。所谓板干自移原系神话，干宝《搜神记》亦有云：“代城始筑，立板干，一旦亡西南板四十五于泽中自立，结苇为外门，因就营筑焉，故其城周围三十五丈为九门，故城处呼之为东城”。此事本身固然荒诞不经，但由此可见代城的修筑是东代城之后，所以东代城又被称为“故代”。将城与东代城孰先孰后虽无法辨明，但郦道元既疑将城或即东代城，亦说明将城的修筑时间早于代城，将城和东代城早于代城似无可置疑。 代城修筑的绝对年代是何时？尹耕《两镇三关志》认为代城是赵襄子所并之代，亦即认为代城是春秋时期代国之都，至迟始筑于春秋时期。（据《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所引《两镇三关志》内容。）但顾炎武《元下郡国利病书》不同意此说，提出另外的意见。他说：（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7册5叶ａ面。） 蔚州东二十里许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回二十五里，九门遗址俱在，金波发源其 北，夹城东南流（“东南流”应为“东北流”，《潜邱札记》引此文即作“东北流”，），即《搜神记》所谓始筑城时，亡西南板于泽中自立者也。长老曰：盖昔有代王者居是城，与燕约相救，置传鼓为信。胡大入，传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国为墟。又曰：废城南数里小山即鼓台也。余寻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埚，其言有证矣。而竟不知代王者何人也。（以下顾氏经过考辨，认为立都代王城的代王是汉初的代王刘喜，略）且王喜（即代王刘喜）之封也，与卢绾同时，草昧之际，披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给，燕、代与国，土壤接近，则相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长老听传，信而有征也。 引文中的“长老曰”内容是蔚县当地民间传说。顾氏从民间传说入手，结合史籍加以考证，认为传说中的代王喜是汉初的代王刘喜，亦即认为代王城始建于汉初代王刘喜，这一点很有见地。考古工作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对代王城遗址进行考察，《文物春秋》1997年3期所刊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址调查报告》，均认为它是汉代遗址，证实了顾炎武的判断。（1995年12月新版《蔚县志》第二十四编第五章所录“古遗址一览表”（574－577页）登记有与代王城遗址有关的古遗址6处，其年代分别是：代王城西南遗址为“汉代、战国”；代王城遗址为“西周、战国”；代王城西遗址为“西周”；代王城东遗址为“战国、汉代”；大水门遗址为“夏代”；大德庄遗址为“西周至战国”。若据此材料判断，代王城遗址年代似乎更早，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此表有些表述尚欠严密的科学性，使用“夏代”一语便是例证；二是年代的判断依据是暴露的遗物。代王城完全有可能是在先秦遗址上建筑而成，发现有关先秦文化的遗物并不奇怪，这并不影响代王城整体上作为汉代遗址的存在，因此我们仍依河北省文保单位设立的保护标志所认定的汉代遗址作为代王城的始筑年代。） 又，《文物春秋》1993年4期刊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17页认为代王城遗址属战国。25页所附《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城址一览表》也说“城址内暴露大量的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城内北部发现了夏、商、西周时期的遗存，城外……封土堆现存63座”。但22页又说，“从代王城内暴露的大量汉代遗物和城外西部、南部大片汉代封土墓群看，秦汉时期是代王城繁荣鼎盛时期，东汉以后渐趋废弃”。看来代王城还是汉代建筑。）代王城始筑于汉初，这就排除了它作为先秦时期代国（包括方国、封国、王国在内）国都和郡治、县治的可能性，自然，赵桓子立都的代城也就不会是今代王城遗址。光绪《蔚州志》卷五《地理志》古迹代故城条和代县故城条认为将城和东代城都是汉代以前的“代治”，并且认为赵襄子所灭之代即其中的一个。笔者同意这个看法，并认为赵桓子立都的代城也只能是将城和东代城之中的一个。在这二城之中，我们更倾向于东代城。这同样可以从《水经注》所述祁夷水支流连水的内容中找到根据。注称： （连）水出雊暓县东，西北流，径雊暓县故城南，又西径广昌城南。《魏土地记》曰：代南二百里有广昌城，南通大岭，即实非也，《十三州记》曰：平舒城东九十里有广平城，疑是城也。寻其名状，忖理为非。西径王莽城南，又西，到剌山水注之，水出到剌山西，山甚层峻，未有升其巅者。《魏土地记》曰：代城东五十里有到剌山，山上有佳大黄也，其水北流径一故亭东，城北有石人，故世谓之石人城，西北注连水。连水又北径当城县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斩陈于当城，即此处也。应劭曰：当桓都山作城，故曰当城也，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 这段记载必有错简或讹误，例如所述连水西径广昌城南，郦道元根据《魏土地记》知广昌城是在代南二百里，因此判断“即实非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注文所述的石人城是今涿鹿县境内的倒拉嘴村所在。据《河北省地图集·阳原县蔚县图》，蔚县东部邻县涿鹿县西南部今定安河上游南岸有倒拉咀（嘴）一村，据涿鹿县地名办公室编《涿鹿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0页“倒拉嘴”条记载：“此村南倒拉山，又地处山嘴，明初建村，取名倒拉嘴，沿用至今”。（1983年12月排印本）倒拉山显系到剌山的转写。从地图看，倒拉嘴村位于定安河南岸，村东也有一条河，自东南而西北注入定安河，这显然就是“西北注连水”的到剌水。地图上还可见到倒拉嘴村北数里处有一“石人洼”村，石人洼村应与注文所记石人有关，这可以证实倒拉嘴即石人城所在。那么由此可以断定，流径倒拉嘴之北的这条河流确是古连水。注文称“连水又北径当城县故城西”，这说明连水在经过当城时呈自南而北的流向，还说明当城位于连水右岸或曰东岸。从今定安河的流向看，倒拉嘴以下至蔚县西太平村一段，都是自东（偏北）而西（南），自西太平至南吉家庄数里之间才折而为自东（偏南）而西（偏北）的流向。至南吉家庄，定安河又折而南流（南吉家庄至古守营约1公里左右），至古守营又折而自东南而西北注入壶流河（这段距离约10多公里）。从严格意义上说，定安河中下游没有呈自南而北流向的河段，所以连水“北径当城县故城西”只能从西太平——南吉家庄河段或古守营－－定安河与壶流河交汇处河段求得。西太平——南吉家庄河段只有3公里长，且流向大体呈自东（偏南）而西（偏北）的流向，而古守营－－两河交汇处河段只有10多公里长，且完全是呈自东南而西北的流向，因此注文所述的流向和城址很可能是在这一河段之内。在这一河段的右岸，靠近河流的村庄今有吉家庄、永安疃、定安县三村，当城县故址自然应该就在这三村或附近一带。（其中定安县村的可能性或许稍大一些，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61页“定安县村”条，此处为辽金元时定安州县治所。当时在此置定安州、县，或许因借以前的当城旧址。据《史记·赵世家》，赵桓子都代一年而卒，死后国人认为桓子之立非襄子本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赵献侯，说明桓子死后赵氏内部发生一次政变，桓子之都有可能从此废弃（起码不再作为赵都）而留下桓都城之名。） 当城的大体方位确定之后，对我们认识东代城即赵桓子都代的所在地很有帮助。注文引应劭语称当城县一名起意于“当桓都山作城”。又，《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代郡当城县条有颜师古注语称：“阚骃云当桓都城，故曰当城”。应劭认为当城县是因为当桓都山而得名，阚骃认为是当桓都城而得名。一作桓都山，一作桓都城。应劭是著名学者，但并不擅长地理，阚骃是著名地理学者，以所著《十三州志》闻名于世，则阚骃所言桓都城似更为可信。当城是因为“当桓都城”而得名，所谓“当”者，原意是“对着”、“向着”，又有相等、相当、对偶、匹敌等意，看来它是因为面对桓都城而得名。而东代城位于定安河左岸，恰好与当城隔河相对。桓都城为何称为“桓都”，是否即因桓子曾经立都于此而得名呢？（据《史记·赵世家》，赵桓子都代一年而卒，死后国人认为桓子之立非襄子本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赵献侯，说明桓子死后赵氏内部发生一次政变，桓子之都有可能从此废弃（起码不再作为赵都）而留下桓都城之名。）总之，将城和东代城都有可能是赵桓子立都于代的所在，而东代城的可能性更大。（刘建华文所附《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城址一览表》记蔚县陈家湾村东有战国汉代城址，称陈家湾遗址，长方形、遗迹遗物有泥质灰陶片，26页。此处位于定安河、清水河之间，与北大坪和 等都有一定的距离，疑非将城或东代城。）（原载《河北学刊》1999年第1期，因篇幅关系曾有删节，收入本书时已恢复被删部分。作者孙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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