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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冬初，主持东影的袁牧之和陈波儿提出试拍故事片。为什么说试拍？用电影艺术反映战争年代的现实，而这现实中已经孕育着新中国的影子，这是从来没干过的新课题。决策一定，大家按自愿下部队的，下农村的，下工厂的，都打起背包开步走了。我选择了下工厂的路。 我实行的是“先学后教，先给后要”的原则。我帮助工会办工人学习班，讲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我在黑板上画一列火车，指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可恨日本在东北血腥统治的14年，我们的工人弟兄都是在压榨和欺骗奴化中度过的。但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有如火种，一点就着。一个月就能帮助他们走过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当然主要还是由于革命的大环境。他们发挥出来的劳动积极性是惊人和感人的。在那战争的年代，生活的艰苦自待不言。他们多半还穿着“更生布”旧衣服。饭盒里盛高粱米，加水，放在一块烧红的方钢上，钢凉，饭就熟了。我来到车间，看见工人正搬耐火砖。我拉起一个工人的手，看他的指尖磨出了血印，因为那时的劳动保护品很缺。见此情景，我向中国厂长讲了，他说尽力早些解决这问题。 正是这位中国厂长宋金声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他原是一个出色的钳工，在抗日根据地，曾和工友用一把钳子起家，办成一个小军工厂。《桥》所依据的事件，正是这位厂长向我讲述的。我在厂3个多月，然后退出来写剧本。省招待所里原有若干单人房间，都住满了，我只好住多人房间。我占领了一个环形椅。膝盖是我的写字台，环椅是我的宝榻。所以《桥》的初稿大约有一半是在膝盖上完成的。 剧本交出后，不久即投入拍摄。导演是我自幼的好友王滨，时在1948年末。我没有参与拍摄过程，因为正去各地访问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为另一作品做准备。我第一次看《桥》的放映是在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上，心中忐忑不安。由于照明不足和胶片感光度不高，画面的清晰度很低，表演也带有舞台演出的痕迹。当江桥修成，工人侯老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吓一跳。原作中没有这一笔，不知是导演所加还是演员的即兴表演。影片终场，当然也是一片掌声。据我后来得知，每次放映的情况也都是这样。 赞扬之外，也有批评。集中于一点，即未能充分表现技术人员的作用。我心悦诚服，又稍有保留。那时大战方酣，胜负未决，东北的大部分在蒋帮手中。有些老工程师多有变天思想，不大敢出头露面。工人敢闯敢干，无所畏惧，出于阶级觉悟，也是时势使然。“我端给你的是红茶，就不要在杯子里找啤酒。”契诃夫语《桥》是红茶，可惜色香味大为欠佳。人们饮这杯红茶，同声叫好。不管怎样，这是我国影人献上的第一杯。周总理说过，不管作品有什么欠缺，它总是我们自己的。 于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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