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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私奉献到助人为乐
广州市民初期“学雷锋”大都是“帮把手”，简单和直接，行动也多是自发，随着时代的推进，“学雷锋”越发具有组织性和技术含量。
广药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的老职工唐凤华当年才刚刚入厂，工友向秀丽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用身体挡住燃烧的酒精牺牲的故事一直鼓舞着全厂的职工。“师傅跟我说，学向秀丽就是学雷锋。”唐凤华后来参加了厂里专门组织的“向秀丽青年突击队”，跟着组织到处去做好事，“我慢慢体会到学雷锋的真正意义，我们对素不相识的人付出帮助和关爱，收获的是温暖和欢笑，我们时时这样做，那么做好事就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
谭天还记得，上中学时他已参加了班里的木工小组。那时学校的桌椅都是纯木制的，一用好多年都没得换，需要经常修修补补。木工小组的同学们就从各自家里拿来工具，四处找些木料，放学之后对破损的桌椅叮叮当当一阵修补。农忙的时候，学校老师会带队到郊区的公社去，种稻子，收稻谷，上山打草砍柴。
在老广州人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雷锋精神又重新被更多地宣传，无私奉献、五讲四美三热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义务劳动、见义勇为进一步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和推崇。
报纸承载着一个城市的集体回忆，在1972年复刊的《广州日报》上，每年3月份都涌现大量普通广州人“学雷锋”故事的报道。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这些来自民间的好人好事被集中刊发在“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学雷锋，树新风”的专版上，报纸开辟专门登载雷锋日记摘录和羊城市民“学雷锋”小故事的专栏，从活泼的小学生、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活跃在单位里的学雷锋小组再到热心的街坊大姐，无数平凡的名字被记者记录并登上报纸，广州城里处处洋溢着拾金不昧、互相关爱、助人为乐的温馨。
1983年，广州人记住了一个名字——安珂。这名在部队期间连年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的优秀义务兵挺身而出，为救同学与歹徒搏斗而牺牲。他的英勇故事成为广州人至今难忘的“活雷锋”教材，人们从这个小伙子身上学到的是，雷锋精神给人生带来的强大力量。
上世纪90年代
再掀“学雷锋”高潮
上个世纪90年代，十三届六中全会再次掀起“学雷锋”高潮，其后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
1995年，年轻的杨瑞民来到共青团广州市委工作。刚开始的两三年，他还会参与组织一些集中“学雷锋”活动。“那时有个活动叫集市服务，团市委组织一批人，乘坐大巴到郊区的农村为村民义务劳动。修车，剪发，看病，写春联……大巴所到之处，肯定会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但这种活动每年也就组织一两次，当天去当天回。此外遇到重大节庆活动，广州团市委也会要求学校和有关部门进行义务劳动。”
在杨瑞民的记忆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雷锋”的提法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志愿服务”，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慢慢发展起来。
1997年正逢广州团市委开风气之先向社会大规模招募志愿者，有一天一名胖胖的广州小伙子忽然出现在招募的工作人员面前。19岁的赵广军留着扎眼的染红的长发，裤子剪几个破洞，一身打扮流里流气。在现场他也发现自己很独特——周围来报名的都是穿着校服一脸老实的孩子，一看就是乖学生。乍一看到他，工作人员吃了一惊，但他们没有把这个看起来带点“匪气”的肥仔拒之门外，而是宽容地接受了他。15年后，赵广军成了广州最著名的志愿者，也成了广州人心目中的“天使”，全国道德模范。
高高瘦瘦的小峥正值花季，但因为出生时窒息成为残疾，他的生活缺少了太多正常孩子应该拥有的美好回忆。然而小峥有一群“铁杆”好朋友，这群中学生会和小峥一起吃饭，唱歌，做游戏。小峥的好朋友们都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都是该校爱心援助委员会的成员。自从1997年成立起，二中爱心援助委员会就经常性地去广州图书馆义务劳动，去至灵学校帮助残疾少年，发动一年一度的义卖筹款。
有意思的是，今日学生们的这种行动在不同年代人眼里有着不同的描述——受帮助的老人家会把这群中学生看作“学雷锋”的年轻人，而年轻人却更愿意以“志愿者”或“义工”自称。
在杨瑞民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雷锋”在广州并没有淡化，反而强化了。“从以前简单化、运动式的学雷锋，到长期性、专业性的志愿服务”，雷锋精神距离人们越走越近，在心中却越走越深。
时至今日，速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广州已成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起步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当一个公民以志愿者身份通过非官方组织参与帮助他人的活动时，可以获得高度的自我认同和个人愉悦，他不仅是雷锋精神的践行者，甚至就是活着的雷锋。所以，动员每个公民参与非官方的社会志愿服务，就是对雷锋精神的最好弘扬。”广州大学社科部教授罗明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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