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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1日，《山西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文章中称“‘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冀朝鼎手笔”。冀朝鼎是山西籍老同志，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马文蔚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马文蔚在信中表示，《山西日报》的报道有误。还质询总行，《山西日报》上的说法是否是总行提供的资料。不久，马文蔚先生收到总行的一封回信。信中对《山西日报》的不实报道表示了歉意，并表示此篇报道并不是总行提供的资料。其实，在当时，关于人民币的设计、制版、印刷等相关工作都是保密的，并不对外公开，就连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同志对此都一概不知。此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重视，总行派金融研究所的陈溶同志赴山西阳曲调查此事。原来，1957年，马文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早已携家眷离职回原籍自谋生活。 马文蔚及其题写的字陈溶同志来到阳曲后，在黄寨村的一间破旧的窑洞型瓦房中，找到了已然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马文蔚先生。
在陈溶的印象中，马文蔚先生身材不高，身体硬朗，最有特点的是留着颇具古风的三绺长须。在老人用黄泥垒就的院子里，陈溶说明来意，希望马老能就此事提供更多的细节。马文蔚略一沉思，然后说，本来他是不想把这秘密说出来的，事情过去了30年了，南汉宸行长也去世了。但他不想让此事以讹传讹。他说：“我已经是80岁的人了。万一我把这个秘密也带走，那我就对不住南汉宸行长和宁嘉风、郑伯彬同志了。”南汉宸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宁嘉风和郑伯彬是当年和马文蔚一起工作的同事，此时3人均已过世。到底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谁题写的呢？面对陈溶的疑惑，马文蔚淡然一笑说，是我。陈溶问他，你能说一下当时书写这些汉字时的经过吗？比如是写在什么纸上的？“天蓝色的虎皮宣纸。”马老答道。陈溶用笔记录了老人深埋于心底的往事：1950年初春，我国政府决定设计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以适应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设计工作开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王显周负责组织中央美术学院罗工柳和周令钊设计人民币图案，由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负责征集人民币题字。第二套人民币是我国首套完整的货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南行长对于票面上的几个字的书写颇费思索，是继续沿用董必武写的楷书呢，还是请人再写？南汉宸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钞票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
四月的一天，南汉宸叫人把在经济研究室（后改为计划处）工作的研究员马文蔚请到办公室。南行长拿着一支从故宫借来的御笔说：“你看这支笔好用不好用？”马文蔚一看是十分珍贵的宫廷用笔，便说：“真是好笔呀！”他拿起笔来试了几下说：“不习惯，还是用自己的笔好使。”南汉宸说：“你写几个字怎么样？”马文蔚这才注意到，书案上早已摆好了端砚、白宣纸和各色虎皮宣纸。马文蔚问：“写什么呢？”南汉宸说：“就写咱们银行的几个字吧。”马文蔚于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来毛笔，按照南汉宸的意思写下了好几组“中国人民银行”及“元角分壹贰叁伍拾”等汉字，用的宣纸是南汉宸剪成四方块的天蓝色虎皮宣纸。写完后，南汉宸对马文蔚说：“文蔚，选几个你认为写得好的字。”马说：“写得不好，选什么呀！”马文蔚老人说，他是在见到已发行了的第二套人民币时，才知晓当年南行长让他写字的意图。看到自己写的字上了人民币，他内心无比激动与兴奋，但他自知保密政策，一直严守着这个秘密，就是在遭迫害的时候，也没有泄露一丝一毫。要不是因为特殊的机缘，这个秘密可能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随后，陈溶又请马老再书写一遍。此时，马老已年近八旬，用笔也有些发抖，但所书写字体与当年原迹一脉相承，字字逼真。 第二套人民币5元券陈溶是哭着离开马文蔚老人的家的。她敬佩老人，“右派”二十年，铁骨铮铮，始终为国家保守这个秘密。她也想不到一个为国家为人民有过功劳的人，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清苦。
由于确认了马文蔚的贡献，总行指示阳曲支行帮助改善了马老的居住条件，并将其女儿调入银行工作。当地还安排马老先生为县政协委员，1987年又被聘为省文史馆特约馆员。1988年，马老因年迈辞世，享年85岁。直到今天，人民币已发行了五套，不仅各版人民币（除第一套人民币外）仍一直沿用马文蔚所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字体，从北京总行到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牌匾，也都在使用它。后来，由于汉字简化，“国”字改为“国”，“银”字改为“银”，则是由北京印钞厂专家临仿，但“口”“艮”仍为原迹。 （编辑余佳）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货币故事4马文蔚与人民币的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