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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人们在购物时开始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商场里的孩子们似乎没走几步路就靠脚后跟滑行起来。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些孩子都穿着一种在脚后跟的位置嵌有轮子的运动鞋。这种鞋的发明者亚当斯，在发明它的时候正经历着“中年危机”，因为长期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而感到精疲力竭。1998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亨廷顿海滩度假时，看到孩子们穿着轮滑鞋在便道上滑来滑去，忽然间，他就产生了结合普通鞋与滑冰鞋的特点发明一种新鞋子的想法，人们可以通过对身体重心的控制，穿着这种鞋子滑行。他把一些耐克跑鞋的鞋底割开，在鞋跟的位置嵌入轮子，“暴走鞋”的原型就这样诞生了。2000年12月，亚当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2006年，该公司上市，股票在几个小时内就全部售出。2007年6月，该公司市值达到了八亿美元，排在《周刊》“热门增长企业”的首位。 言归正传，我们在这里想要谈的，是亚当斯创办公司的经历：在带着“暴走鞋”的样品去得克萨斯见一位投资人的路上，亚当斯的汽车被追尾并因此而起火。“暴走鞋”的样品、亚当斯的商业计划，甚至是他的衣服都在车上。然而不久之后，一名专利代理人的儿子给他的一个朋友看了亚当斯的产品宣传片，而他这个朋友的父亲是一位风险投资人。这位投资人对“暴走鞋”印象深刻，随后亚当斯获得了他的资金支持。此后，前洛杉矶湖人队球星沙奎尔·奥尼尔订购了一双二十二码的“暴走鞋”，蓝调音乐明星“阿瑟小子”也穿着“暴走鞋”出现在音乐电视中，这种鞋随之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 商业历史学家们会回顾“暴走鞋”的发明历史，想要了解其发明动机。对于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来说，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历史学家们通常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亚当斯说，“暴走鞋”的发明源于他对童年乐趣的回忆，但这是不是他在发明“暴走鞋”之后才找到的理由呢？巨大而广泛的社会力量，是否让2000年成为了这样一项发明问世的“合适时机”？亚当斯是否意识到了“暴走鞋”的潜在巨大利润，因此将其他无关的工作都放在一边，专心设计这种产品呢？简而言之，经济的运行是自下而上的企业家还是自上而下的巨大无形力量？追求成功在企业的创办和维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要理解创业过程中企业成败与生死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先找到其他一些问题的答案。企业家要做的是什么？企业家与负责企业管理的经理人有什么不同？企业家的成功如何能够让其他人，甚至是世界上那些对企业家的努力或具体的企业完全没有意识的人从中获益？或许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失败如何也能够让这些人获益？ 本书在回顾美国企业发展史的同时，将通过对企业家的关注来研究这些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本书是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颂扬。我们并不打算深入探究劳动者的贡献，或者塑造了劳工运动的社会力量。相反，我们关注的核心，是企业家及直接影响企业家的力量。与此同时，对于经济学家和商业历史学家来说，给企业家精神下定义比最初看上去更加困难，并且其定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展或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选择研究能够全面体现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的情境。我们的研究不是从商人开始，而是从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开始，他就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经济学与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名著《国富论》中对这一经济制度作了详尽的阐述。斯密并没有发明市场体系，他只是系统解释了与岁月一样古老的经济实践。但是，出于两方面原因，我们在本书的开篇有必要对斯密进行详细的考察。首先，他的理论在今天仍然像在1776年一样适用。尽管仍然有人在挑战他的理论，但他们的挑战越来越多地退回到了从精神层面讨论资本主义的影响，而这一层面最根本的是信念，因而无法被证明。其次，本书讨论的核心是企业家及其贡献，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对本书来说尤为重要。 亚当·斯密将经济财富的创造，解释为人们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利益就是物质利益。必须要提到的是，在18世纪，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财富，物质利益往往意味着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那些完全受到宗教、意识形态和艺术因素推动的虔信者（如特蕾莎修女和西藏的僧侣）之外，地球上人们的行为在极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即使对于特蕾莎修女和西藏的僧侣来说，斯密的“理性自利”也可以成为一种动机。毕竟，如果你坚信在天堂或来生会有回报，你难道不会在生活中做更多的好事吗？（当然，在某些贫穷国家，当僧侣也是一条改善物质生活的途径。）不可否认，一些人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但权力的诱惑通常包括房屋、交通工具、食品和个人助理等大部分有形财富。也有一些人渴望名声，但名声通常也会带来财富这一副产品，导致人们很难区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名声还是财富。在任何情况下，有一条经验法则都适用，那就是当人们说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时，请小心！他们绝对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斯密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理性自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驱动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整个社会可以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获益并发展。 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认为，这是一种悖论，因为如果自利是基本的经济信条，社会怎么会繁荣？这样的繁荣或许是不可能的；但斯密从来没有将自利等同于自私。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道德体系，因此他一直在思考道德问题。他在之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1764）中就提出，自利能够为具有同情心的人提供指导，他们常常因为不了解“大局”而不知道对他人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市场体制或者价格，确保了按照其内在机制行事的个人，会采取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最佳结果的行动。尽管斯密力图解释经济的整体运行，以将其作为广泛道德讨论实际的顶点，但他的解释是通过对个体市场和实例的分析进行的，因此才有了他的著名论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市场体制“鼓励”人们去服务他人。由于在之前的著作中对道德进行了详细论述，斯密以为读者已经理解了其经济理论的精神要素，因此，《国富论》中所提到的“自利”，意在描述确保人们回应他人需要的心理要素。 由此，斯密开始了对人类“自然需求”的研究，并指出，人类需求之广泛决定了人们对他人劳动的依赖，从而使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劳动分工应运而生。他提出的理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几乎任何劳动。正如他所说的：“哲学家与挑夫在才能与性情方面的差异，恐怕还不及獒犬与灰狗差异的一半。”然而，“没有人见过一只狗和另一只狗做公平而又谨慎的交易”，尽管如果两只狗将它们的资源合在一起，它们的消费能力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斯密认为，每个人都试图完成所有工作（如农耕、建筑和哲学思考等）是不合理的，而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时让他人去完成他们更擅长的工作才是合理的。这样，总产量会因此而增加，人们也会形成相互依赖。自利让人们关注他人的需求，并保证了相互依赖不会被忽视。 但是，尽管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斯密的理论包含的内容却远远不止于此。他认为，自利造成了竞争，人们一方面为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产品和服务也在彼此竞争。尽管有宗教教育和政府劝导，但人性决定了人往往会高估自己。因此，人们常常为自己的劳动要求尽可能多的报酬，却希望购买别人的产品时花费越少越好。或者，用斯密的话来说，就是“贵卖贱买”。但是，斯密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同时“贵卖贱买”。这最终引发了他对于企业家这一角色的研究。斯密没有执着于企业家这一概念，而是开始探究价值和价格的本质。斯密指出，由于所有卖家都想要高价卖出，而所有买家都想要低价买进，这就导致了竞争的产生和市场的形成，在市场中所有产品和服务都会形成特定的价格。他由此提出的供需模型，成为了理解经济的基础。 在解释“价格”时，斯密没有使用罗马天主教提出的“公平价格”概念。相反，他认为价格是一种信息，它反映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可获得性，生产产品或获得服务的难度，以及人们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渴望度和购买力。事实上，“公平价格”根本就不存在，就像对篮球比赛的报道和对蛋糕口味的评价一样，没有绝对的“公正”或“公平”。信息就是信息：数据有准确与否之分，但不具有道德价值。讨论“公平价格”是很荒唐的，这就像坚持认为，只有雪佛兰的车钥匙才可以启动雪佛兰克尔维特，飞机只有在获得大于阻力的推力时才可以飞行，是“不公平”的。斯密也从道德的角度指出，如果价格“不公平”或“不正当”，人们就不会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当然某些情况除外，如政府通过强制力排除竞争者或限制供应，或者消费者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一种信息，价格不可能被政府控制。政府曾经成功地控制过信息吗？一些拥有广泛秘密警察网络和刑罚措施的专制国家，曾经暂时封锁过某些信息。然而，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在控制信息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活力，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就连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也认识到，必须在很多经济部门中允许自由市场广泛运作。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中国也没有干预香港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十年后，在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很多地区都在发展市场经济。 斯密认为，卖家之间的竞争和买家之间的竞争，是同时发生的。任何一笔交易（或者斯密称之为交换）背后都有无数的商业决策，没有哪个个人或团体，能够获得某一产品或服务的可获得性或需求程度的所有必要信息；只有市场能够通过价格反映所有卖家和买家的累积信息。 斯密的阐述显示了其天赋，但他却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庞大的非个人力量（如市场和竞争）的讨论。尽管他提到了屠夫和面包师，但却没有强调甚至是完全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这可以在他指出人们贵卖贱买的需求时看出。对于大多数东西，人们必须低价买进，然后希望可以高价卖出。经济学家就“利润”问题又研究了一百年，试图使商品的价格与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总价格相等。然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在任何商业投资活动中，正如弗兰克·奈特在其开创性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中所说的，“在作投资决策时，利润是属于将来的和不确定的，所以，‘驱动人们意志’的是预期或估计的获得利润的可能性。”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该书认为企业家才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企业家是“创新者”，而不是发明家，他们引导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模式。企业家是“变革促进者”，推动着通常不情愿变革的社会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他们不一定有所发明，但却会“有所创新”。通过使用更便宜（可能还会更丰富）的资源生产产品，这种创新可以成为“贱买”的途径；通过生产比现有产品更好的产品，这种创新也可以成为“贵卖”的途径。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企业家为利润和个人回报的产生创造了空间。在熊彼特的书中，企业家开始受到关注。 尽管熊彼特以铁路业的兴起为例，说明了企业家如何用更高级的交通方式取代了马和马车，但经济学家们却从来没有在其理论阐述中，对个人如何成为企业家或如何在某一商业领域获得成功进行过案例分析。不过，只要看看福布斯美国四百富豪榜，我们就会发现那些逐步推动美国实现或大或小改变的企业家。在最近的一份榜单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企业家：迈克尔·伊里奇，父母是马其顿移民，他曾是美国职业棒球队底特律老虎队二队的击球手，后来开了第一家小凯撒披萨店。现在他拥有底特律老虎队和职业冰球队底特律红翼队；净资产十五亿美元。泰·沃纳，父亲是一名销售员，他大学辍学后开始在街边卖毛绒玩具，于1986年推出系列填充玩具“比尼娃娃”，该系列产品数年来一直统治着同类产品市场；净资产四十五亿美元。曼尼·马舒福，出生于伊朗，后移民到美国，曾经经营一家牛排餐厅，后来于1976年在旧金山开办了碧碧女士精品店；净资产十五亿美元。比埃尔·奥米迪亚，出生于法国，后移民到美国，于1995年创办在线拍卖网易贝网。如今，从房地产到低级庸俗产品，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易贝网上买卖；净资产七十七亿美元。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大学时辍学，开发了使个人电脑更容易使用的软件。不可否认，他们开发（而不是发明）的微软视窗操作系统改变了世界。盖茨的净资产四百六十亿美元，艾伦的净资产二百一十亿美元。伟大的改变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当然，福布斯榜上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继承财产成为富豪的。沃顿家族的所有子女都在榜单上，他们的父亲（山姆·沃顿）最初开了一家商店，运用创新的库存系统销售低成本商品，一步步为他们创造了今天的财富。这种库存系统现在已经成为了所有“仓储式”卖场使用的标准系统。还有一些极为成功的人，比如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主人公的原型克里斯·加德纳，特别强调自己有意保持着事业和家庭生活的平衡，因此对自己不在榜单上而感到自豪。但是，除了那些从父亲或丈夫那里继承遗产的女性外，《福布斯》榜单上的很多亿万富翁都是通过经营企业创造财富的。创业并不容易，要知道，它是以利润预期为基础的。许多企业家曾宣布破产，有的甚至破产过两三次，很多企业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心，靠着自己的积蓄或是借来的资金追求自己的理想。无论是在博彩业还是在电视业，在宠物业还是在医疗业，在清洁业还是在建筑业，这些企业家的成就都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信念全力以赴。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福布斯》榜单上的许多企业家都离过婚，有些人甚至离过好几次，这反映了他们所追求的事业要求其付出之高。一些企业家曾经和联邦政府发生过冲突，有时会付出企业或个人财富的代价，对此后面的章节中会有讲述。还有一些企业家，如霍华德·休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但却从来没有成功地经营过一家能为后人所传承的企业。在企业家们身上，还有一个特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每个企业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必须发现他人对自己产品的需求或渴望。服务业也是如此，每种服务都必须有服务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更擅于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求和渴望，因此，其所关注的绝非是自己的需求和渴望，而是他人的需求和渴望。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出，企业家来自各个行业和各种背景，有的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也有的是贫穷的移民，我们无法用某个概念去定义他们。并且，由于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造对他人有益的、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产品或服务，所以明确的企业家模式或是企业家成功之路并不存在。尽管现在流行着很多的创业课程，但企业家的成功只需要少量的知识和天赋，更重要的是态度。事实上，不是所有企业家的成功都与正规教育有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福布斯》四百富豪榜上共出现过十位没念完高中的富豪，在三百零四位上过大学的富豪中，有六十四人没有毕业。还有一些富豪是在成功以后才去求学的，以期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就。 多数理论家认同这个定义，即企业家是“承担风险去创业的人”。一般认为，这个定义是由法国学者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的，是他首次定义了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19世纪中叶现代企业制度兴起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企业家的定义扩大，将管理人员，甚至是非营利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都包括在内。一些经济历史学家采纳了这种定义，如乔纳森·休斯就在其研究商界领袖的经典著作《关键的少数》中，将威廉·佩恩和杨百翰等宗教领袖，以及联邦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都纳入到了企业家的行列。虽然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军队和政府的官员，都有很强的行事独立性和自主权，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他们都视为企业家。企业家要承担个人风险，要自己承担财务上的盈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负责新飞机采购项目的美国空军军官。这位军官被空军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力，也获得了大笔预算资金。在新飞机的采购中，他甚至还会运用尖端的管理技术或创新的商业策略。但如果采购项目惨遭失败，这位军官虽然可能会被降职，却不会有任何个人经济损失。简而言之，他的个人资本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我们不应该将企业手段的运用与企业家精神混为一谈。同样，也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进行了新的商业投资就将其视为企业家。这项商业投资必须同时具备创新和风险两个要素。 出于研究目的，我们在本书中将企业家定义为“在经济领域承担风险去创造物质财富的人”。一般而言，按照这种定义，像李·艾柯卡和沃尔特·瑞斯顿这样的人，是不能被称为企业家的，因为他们的名望都是作为大企业的执行官所取得的。像住房与城市开发部前部长杰克·肯普这样的政府官员，也不能被称为企业家，因为无论他所实施的方案如何创新，他个人都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同样，按照这种定义，被乔纳森·休斯视为企业家的威廉·佩恩和杨百翰，也不能被算作企业家，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如何在经济领域创造物质财富。像弗雷德里克·普莱斯牧师这样的现代牧师，也不是企业家，因为尽管他的布道鼓励投资、牺牲，以及其他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态度，尽管他以个人名义为洛杉矶圆顶教堂贷款九百万美元，但他主要关心的不是物质财富。佩恩、杨百翰和普莱斯所关心的，是在精神领域创造价值，而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意识到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它既包含物质要素，也包含精神要素。乔治·吉尔德曾经表示，对于要提出商业构想的企业家来说，“创造性思维需要一种信念，而为信念所作出的承诺会创造其自身的证明”。因此，创造性活动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精神活动，涉及到“个人心理的戏剧性活动”，它决定着一个企业家，在面对近三分之二的新企业会在五年内破产的数据时，是否还会借钱创办新企业。资本主义的精神层面 吉尔德先后出版的著作《财富与贫困》及《重获企业精神》，再一次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层面。此前，从道德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趋势，几乎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吉尔德的著作与迈克尔·诺瓦克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一起给出了急需的反对观点。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吉尔德也认为，亚当·斯密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层面，认为斯密关注更多的是供给、需求和价格等市场因素。这样的误解已渗透到各政治派别学者的著作当中，左派（迈克尔·哈林顿和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和右派（欧文·克里斯托尔和理查德·韦弗）都控诉物质进步是以个人的高贵品德或社会的精神价值为代价的。这样的控诉属实吗？ 斯密认为，自利要求个人为了得到回报而服务他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个人必须关注他人的需求和渴望，针对他人的需求提供商品或服务，然后才能获得回报。我们还可以将这些行为视为服务：一个人在得到回报前必须首先服务于他人。如果由政府委员会等专制机构来决定服务的价值，必然会问题重重。市场经济通常将货币作为衡量服务价值的手段或符号。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姆斯，多次详细阐述了货币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一位女士坐在餐厅里点餐（这一餐凝聚着农民、运货人、肉类加工商、饭店老板、服务员及其他人的劳动），为了付账，她必须要有钱。她的钱体现了其在经营服装生意时为他人提供的服务，以及他人为她的服务所赋予的价值。货币体现着“对他人的累积服务”，证明其所有者已经为他人提供了服务，并证明了服务的程度。 假设一个企业家开了一家汉堡店。为了开这个店，他投入了时间、精力和才干，去采购产品和设备并雇用员工。在赚钱之前，他已经通过时间、才干和精力的投入为他人提供了服务。但在他的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或渴望之前，他获得不了任何个人回报。如果他店里的汉堡包很难吃，或是汉堡包虽然好吃但他对顾客粗暴无礼，结果会怎样呢？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会很快没生意做：他没有为顾客服务，也没有满足顾客的需求或实现他们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很卖力，但他并没有给顾客带来好处！因此，劳动本身并不足以作为衡量价值的手段。事实上，就某种经济意义而言，不被需要的劳动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因为个人的这种劳动消耗了稀缺的资源，却没能为社会做出回报。更确切地说，（就市场意义而言）没能服务他人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消费，而不是生产。所有经济活动都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和一种需要，这个问题就是“你如何服务他人？”这种需要就是：“证明你的服务！”。 斯密认为，多数人都会自然地进行着这样的服务，但他们也会自然地高估自身劳动的价值，而低估了他人劳动的价值。因此，极为重要的价格机制，是纠正市场中数百万人个人误判的唯一可靠手段。价格迫使个人去检验现实，让他们无法高估自身服务的价值，或者低估他人服务的价值。因此，斯密发出了不要让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扭曲价格的警告。他的警告对企业联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垄断企业）或获得政府特权的企业也同样适用。 事实上，任何不是只源于市场效应的经济活动，都会造成负面结果，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慈善活动就会产生经济影响。如果个人、教会、社区团体或政府，无偿（或以人为的低成本）提供市场上其他行为主体有偿提供的服务，这种免费服务就会影响价格，进而影响市场。工会长期以来都反对让犯人劳动，认为“奴役劳动”会削弱“自由劳动”的价格。他们是正确的。如果农民出于道德动机而分发粮食，就会导致各地粮价下降，实质上就是在告诉其他农民，其服务的价格比实际价值低。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演员长期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他们对艺术的热爱意味着即使没有人付费，他们也会继续绘画、演出、写作或演奏，而这会导致艺术品价格的下降。简而言之，所有活动，即使是慈善活动，都会产生影响价格的经济后果。无偿赠送还会造成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赠送者选择的礼物并不总是接受者想要的。对于各位读者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大家仔细想想自己最近一次送礼物的经历就明白了。 最后一点，涉及到我们之前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他人如何从企业家的失败中获益？首先，企业家的失败会提供关于他人需求的关键信息。电子产品零售商睿客公司在阿米希人村庄遭遇的失败，可能表明其业务选址出了错，还有可能是因为其产品太贵，或是因为阿米希人有其他选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其他想要开展睿客公司类似业务的企业，在投资这一地区市场之前会三思而后行。其次，一个企业的失败会为其他企业腾出可以使用的资源。睿客公司旧店的店址，或许会成为某个饲料店的理想选址。再次，能够从失败的企业那里受益的，不只是其他企业，还有消费者。新开张的饲料店会加剧价格竞争，并给消费者带来便利。事实上，美国一些最伟大的成功故事，都源于失败的经历。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银行家阿马德奥·彼得·吉亚尼尼和百货商店创始人山姆·沃顿，在获得最终的成功之前都曾宣布过破产，或是最初创办的企业遭遇惨痛失败，或是被毫不客气地踢出了自己创立的公司。还有一些企业家，通过提供很少有人觉得有利可图的服务或产品，获得了财富或创办了成功的企业。不管其具体成功的道路如何，这些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愿意承担风险。 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而非理性，这将他们与管理人员和雇员区别开来。所有的商业企业都面临着风险，管理层和员工层当然也都遭遇过大规模裁员。最终，个人的才干和劳动，是获得工作的唯一途径——实质上，工人的能力创造了企业对其的雇用需求。大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司，为管理人员和雇工所提供的收入保障，要高于典型的企业家所能获得的，并且只要有可能，公司就会延长对他们的雇用。在多数小企业中，即使老板自己在周末结账时拿不到薪水，员工也还是会拿到工资。许多小企业主说自己已经多年没领过薪水了，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于了企业的再投资。在比较大的公司（除非出现了极为灾难性的情况），即使股价大跌、股东损失惨重，只要季度报告还没有出来，公司还不能重组，员工就不会被解雇，并且还能拿到薪水。企业家的企业 企业家们必须始终按照信念行事，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他们的活动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的理念、产品、服务，或者企业必将成功。尽管大企业也要承担风险，也要在确信市场对其产品有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投资，但决策过程中管理层的“层层过滤”，削弱了行动与信念之间的联系。大公司认识到了这种障碍的存在，并采取措施鼓励员工像企业家一样行事，结果喜忧参半；但企业家的信念，却在每年新创办的数百万家企业中清晰可见。 这些新创办的企业大多是小企业（尽管在2004年新创办的企业中，有十万多家企业的员工数量超过了五百人）。人们每天都在接触小企业，它们通常是杂货店、书店、餐馆或服务性企业，但在美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小企业其实是家庭农场。在早期的边疆地带，家庭农场真正考验了企业家的信念。如果农场主没能种植足够的庄稼，或者种植作物的品种不合适，又或者是没能防范好洪灾或火灾，他和他的家庭就要面临饥荒。在1850到1900年间，美国的城市化将多数创业活动转移到了城市，典型的小企业包括铸造厂、工具车间、杂货店及各种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供应商。个人电脑和桌面排版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出现，引发了个体经营企业的又一次转变，缩小了普通小企业的规模，并增强了其流动性。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很多小企业有了真正的机会打入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企业家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次机会：1950年，初创小企业的数量是九万三千家；1980年，这一数量猛增至了四十五万家；而1995年，初创企业的数量与1980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八十万家。 更具影响力的还是被人们称为“公司”的大企业，它们规模大、部门多、拥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员工。每年《财富》杂志都会发布美国大公司排行榜。2007年，收入（反映了当年的高油价）排在前五位的公司是沃尔玛、埃克森美孚、通用汽车、雪佛龙和康菲石油。美国拥有一百六十二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2004年，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员工是受雇于规模在五百人以上的公司。大公司对美国经济的确重要，但小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的存在，能够激励大公司保持竞争力，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事实上，大公司收购小企业是很常见的，罗萨奥蒂卡集团2007年竞购由吉姆·简纳德创办的创新型运动用品公司奥克利就是一个例子。罗萨奥蒂卡集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作为‘奥克利的领导者和首席疯狂科学家’，简纳德将继续在奥克利的产品设计中扮演重要角色，继续推动技术、性能和创新的结合，就像他自创办奥克利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如果简纳德决定离开公司，那么根据非竞争条款的规定，他在五年内被禁止开发与奥克利产品相似的新产品。简纳德在乎吗？他用三百美元起家创办的公司卖了十二亿美元。他曾经说过，即使他感到厌倦了，“世界上的一切照样会变得更好，但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并由谁来改进？’”是否存在企业家特征？ 人们在奥克利的员工工作照上，看到的是戴着护目镜和皮革头盔、抽着雪茄的吉姆·简纳德，他不是那种典型的西装革履的经理人。那么典型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将企业家定义为“承担风险的人”，并不会限制人们对于企业家特征的探寻。是否有一种企业家特征是所有商人身上共有的呢？特定的文化或背景是否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马克斯·韦伯就有如此想法。20世纪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派的新教徒，有着节俭、投资和努力工作等习惯，他们认为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物质繁荣是上帝眷顾的表现，它可能永远不会找上门，与其坐等，不如自己主动创造。韦伯由此认为，新教徒极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的论点，忽视了美第奇、巴尔迪和弗莱斯克鲍迪等意大利天主教银行家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更不用说像哥伦布这样伟大的天主教探险家的探索创新精神了。相比之下，“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作的研究，更为肯定教会对市场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厄尔，详细描述了黎巴嫩人、犹太人、中国人和西印度群岛人群体中企业家精神的活力，通常，即使这些人移民到其他国家成了少数群体，企业家精神的活力也依然保持着。在南美洲，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开创了繁荣的中间商生意；在马来半岛，尽管政府不惜以牺牲当地马来人的利益为代价，专门实施了一些旨在限制中国移民的计划，但中国移民作为少数群体还是成为了当地商界的领军人物。美国非新教徒移民的经历也大致如此。对亚特兰大和佐治亚地区的商业研究显示，黎巴嫩人和韩国人在零售业和食品杂货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得克萨斯的越南移民，也成功地在墨西哥湾的渔业市场闯出了一席之地。世界范围内的很多非基督教文化群体，通过时间已经印证了资本主义的地区性存在，朴素的企业家精神自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存在。由此看来，韦伯所尽力去确认的企业家精神的某些特征，如节俭、勤勉、努力工作和诚实，其实是新教徒与来自其他国家、信奉其他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所共有的。 相反地，宗教也可能成为商业成功的阻碍。例如，一些基督教教派认为，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是罪恶的，他们引用《圣经》，暗示富人上不了天堂，或者从反面说，富人们如果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应该放弃自己的财产。基督教既不敌视财富，也不反对企业家精神，《圣经》中有大量证据表明，耶稣和他的信徒们绝不是无家可归的贫穷流浪汉。在犹太教看来，财富是上帝赐福的一种外在表现。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财富甚多，以至于他和他的侄子罗得不能在同一座山上放牧。建造犹太神堂时，犹太人献出了大量金银和贵重的宝石，以至于摩西不得不告诉他们不要再献了。显然，《旧约》犹太人拥有大量财富，他们因此而得以慷慨捐赠。《新约》基督徒宣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之福就是赐予他们的。耶稣的使徒马太曾在家里设宴，他家的房子大到能够容纳当地所有的“税吏”（包括政府公职人员、收税人和通常所说的“罪人”）。保罗显然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这一点从腓力斯囚禁他想换取赎金就能够看出来。还有大量其他证据表明，很多《新约》基督徒拥有丰厚的工作报酬和物质财富。 中世纪，教会拥有的财富和土地数量惊人，天主教统治集团生活奢华，显然违背了他们的清贫誓约。教会曾一度拥有欧洲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使得国王要“掠取教会的收入才能生存”。英格兰国王约翰对抗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行动，也需要教会的资金支持。当农民们抱怨自身的凄惨境遇和无地状况时，教会却能够扩充其资源，这对民众的基督教忠诚构成了严重挑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逐渐出现的强调“谦卑之人必承继世界”的论调，无疑为大众提供了接受自身命运的神学依据。此外，有意追求财富的个人要冒犯下贪婪之罪的危险，财富是上帝出于道德目的，为改善每个人的福利状况而赐予的礼物。或者，如克里斯汀·莱德所总结的，“贫穷之源是神圣的……财富是合乎情理的，它使富人们得以完成神授的义务。” 然而，积极追求财富的商业活动是罪恶的，是被教士们所指责的。 天主教基于长期的哲学追求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解释稀缺性，并主要适用于紧急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逐渐世俗化，扩展到适用于任何“无效”利润。对价格的进一步阐释，源于劳动价值论的前身，这一理论后来因卡尔·马克思而闻名。圣·奥古斯丁等神学家认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劳动和土地的结合，因此所有劳动都有价值。价格和工资必须“公平”，而何为公平最终是由当时的宗教或政治领袖来定义的。尽管教会确实考虑到了，把有明确文件证明的“交易费”包含在价格当中，但任何看不见的商品或服务交换，以及由于距离或资金不足而需要中间人才能完成的交易，都因其不可见而可能被视为不道德的交易。因此，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涉及物质世界的《圣经》内容的宗教解读，极大地颠覆了“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的看法。经济增长恰好需要对这些“未见”之事的信念，因为我们首先需要出于信念而投资。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个人的服从，封建社会旨在维护社会伦理并规范社会秩序的手段，都是无法实施的。是否存在企业家“生活模式”？ 显然，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而想想众多企业家的生活故事，就会发现，那些想要描绘典型企业家的尝试，只能是可怜的无用功。P.T.巴纳姆直到七十岁才成立了巴纳姆贝利马戏团。“杰里和大卫的万维网指南”，是由两个想要追踪自己喜欢的网站动态的研究生创建的。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们的雅虎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就募资一百五十万美元。靠着国内每个面包师和家庭主妇都能在雀巢巧克力包装袋背面看到的配方，著名的阿莫斯建立起了身家上百万美元的饼干帝国。桑德拉·李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家居展示上，最终拥有了自己的配件生产线，并成为了烹饪节目“美食网”的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图多尔靠着出售自家附近池塘和湖里不花钱的冰发了财。“恶魔朗姆酒”的积极反对者牙医托马斯·B.韦尔奇，研制出了可用于圣餐仪式的口感像酒的无酒精饮料。今天，名人堂投手艾伯特·斯伯丁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他设计生产的特殊棒球手套，而不是因为他的球技。基督复临教派教友约翰·哈维·凯洛格医生，在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市，开办了一家为病人提供特殊谷类制品的健康疗养院。同样是在那里，因房地产骗局而倾家荡产的患病牛仔C.W.波斯特萌生了创建自己的谷物公司的想法，他的公司后来成为了凯洛格公司的竞争对手。 许多企业家出身贫困。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安德鲁·卡内基，年少时曾经在一家纺织厂做线轴工。与他相比，J.P.摩根在年轻时就体验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奢华，事业成功的父亲给他安排了第一份工作。他后来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一些家族甚至有着企业家精神的传统。在克朗代克金矿掘金后，约翰·W. 诺德斯特姆于1902年在西雅图开了一家鞋店。他的三个儿子将这家鞋店扩展为国内最大的独营鞋业连锁店。下一代的约翰、吉姆和布鲁斯·诺德斯特姆又将公司上市，发展成为了各地最成功、最受喜爱的鞋服店之一。 或许，这些人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企业家最让人惊奇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统一的生活模式。他们有的年轻，有的年老，有的是理想主义的，有的是务实的，有的是发明家，有的是创新者，有的贪婪，有的慈悲。然而，成功的企业家确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拥有信念和愿景，这实质上就是驱使他们致力于至少一种想法或产品（通常更多）的动力。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挑战意味着机遇。事实上，似乎企业家看待挑战的方式与其他人并不相同。企业家们会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淡化要清除的障碍，或者有些企业家甚至压根就不认为有障碍存在。甚至对于他们来说，“半杯满”和“半杯空”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半杯满就已经满了！ 企业家们会意识到其理念或企业面对的严重威胁，但他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能够将真正的威胁与感知到的威胁区分开，这使得他们总是能够将精力集中在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相应地，他们很少关注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家专注于自己的产品、理念或运作，所以没有时间去为对手的行动伤脑筋。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也包括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听到过“你不可以”、“这行不通”或是“现有的已经够多了”这样的话。如果阿诺德·施瓦辛格因为评论家说以他的口音绝不可能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成功就放弃，那世界上一些最引人注目的票房神话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了。如果路易·拉穆尔在意了自己收到的前一百封退稿信中的任意一封，那他就永远不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西方经典故事的小说家。如果十四岁的田纳西人杰克·丹尼尔斯听从了邻居们的话，满足于当地的走私酒，那个最著名的威士忌酒品牌就不会存在了。 这些人都有恒心和决心，但要想取得成功，仅凭努力工作或好的理念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能够保证人类自由和法治社会的组织基础。财产保护、合同执行、版权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支柱，使得施瓦辛格、丹尼尔斯和上文提及的几乎所有其他企业家才智与能力的发挥成为了可能。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 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戴维·S.兰德斯讨论了为什么国家有穷富之分的问题。他考察了地理、气候及宗教文化等因素，特别是对努力工作、进步和主宰自然的看法。他总结道：“然而，归根到底，我要强调市场的作用。” 他指出，在欧洲，“创新起到了作用并得到了回报，统治者和特权阶级阻止创新的能力有限。成功引发了效仿，孕育了力量感，从长远来看，这种力量感几乎能将人提升到神的高度。”公众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济学家却不感冒。 若干因素使企业家精神得以在美国蓬勃发展，并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中，私有制，或者更具体地说，对所有制的明确定义，都是主要动力。所有权是收购和发展的动机之一。因为可以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个人就有动力更加努力地工作。在美国，财产权是《宪法》正式保证的人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宪法》第五修正案明确禁止联邦政府任意干涉财产权，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没有恰当的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禁止州政府干涉财产权；《宪法》第一条第十款规定，各州“不得通过任何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并且，宪法对财产保护的适用范围甚至扩及了枪支这一特殊品。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稳定特征是经济自由。其中包括企业自由，即个人和公司有权进入任何他们选择的市场（有些情况例外），并在自身能力、资源甚至运气允许的范围内成功地进行商业活动。反过来，只要财力允许，消费者就可以自由购买他们喜欢的产品，拒绝购买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同样地，只要能够胜任且愿意接受相应的报酬，雇员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主要依靠竞争而不是政府计划来分配资源，是美国经济的另一个特征。资源分配发生在交换私有商品和/或服务的市场中。在市场中，某个经济单位，如个人或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务，以换取其他经济单位的商品或服务。或者，在复杂的社会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换取与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等价的货币，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即信息）表明了货币价值。曾经，市场交易是面对面的交易，就像现在超市中的交易，然而，现代市场遍布全球，每小时都有数十亿笔交易在进行。 在美国，关于政府的适当角色和作用范围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中，政府机构将某些活动“外包”给了私营行业。市政府将大量工作移交给了私营部门，例如俄亥俄州的垃圾回收、新英格兰的教育和亚利桑那州的消防等。美国还经历过“取消管制”的运动。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货车运输业和航空业首次有权自己设定航线和运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银行业受到的一些管制也被取消。 然而，在国家层面上，联邦政府的放权动作却是缓慢的。1985年，美国政府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9%。不幸的是，这一数字是和平时期的高点，由于经济的增长，到1989年，这一数字降至不到23%。不管是以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美国政府支出占国家收入和财富的比例，都远低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1994年，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的共和党的所有众议员签署了“美利坚契约”，该契约包含了大量按比例缩小美国政府在国家生活中各方面职能的条款。在1996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连民主党总统克林顿都承认“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态势并未持续很久。2006年，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9·11”之后，民主、共和两党都急于推出大量新的联邦福利项目，美国国内支出迅速增长。总债务（数万亿美元）、总短期债务（数万亿美元）及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迅速增长至了前所未有的高点。2009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政府支出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及奥巴马政府初期都大幅增加。不管政府的角色如何，除去一些例外情况，美国的商业仍在继续发展繁荣。一些行业，尤其是汽车业和钢铁业，出现了显著衰退；而其他行业，如信息技术业、娱乐业、生物医药业和航空业，则继续主导着世界市场。美国的资本主义保留了首批移民抵达新大陆时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特征。虽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直到18世纪才得到确立，但资本主义的许多基础要素，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在1607年首批移民抵达詹姆斯敦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他们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欧洲和英国盛行的经济思想的影响，这些在亚当·斯密阐述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接下来我们将对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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