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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郑永年：中国人为什么讲不好“中国故事”？
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文化自信，这和它长期被西方思想殖民有关。从中国自身文明的角度来反观自身的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好得多。
中国知识界与媒体缺乏思想体系的支撑
最近刚好赶上中美是否会打贸易战问题，我这些天也一直在和其他人交流。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的，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跟我们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而不是说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了。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媒体那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就媒体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西方，至少不比西方差多少。但西方媒体的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思想体系，有个知识体系。这个非常重要。
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话，做起来会非常吃力。上次中国有关部门带了团队到新加坡来交流，我就对他们说，“走出去”交流很好，但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方式方法不好的话，效果不仅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
在一些问题上，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还同情你，但一走出去，像在国内那样讲一番话，人家反而不理解，甚至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烦。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背后知识体系的问题更为重要。
我对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很苛刻，一直很批评。我认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没有自己的思考。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世界公认的奇迹，例如，在短短40年内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并且让7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故事。但为什么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
用西方的思想难以解释中国
我自己西方教育出身，觉得西方这些理论用来解释西方非常好；可是西方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就很难。近代以来，中国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想学习西方，来解释中国。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回顾近代以来，包括老一辈人，对中国所做的解释，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曲解中国。
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归纳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然后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当然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有时候就很不科学。比如说马克思说奴隶社会，但中国从来找不到像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有人说汉朝有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家奴跟今天的佣人有点像。
清华大学贝淡宁教授的研究是，即使对于佣人，中国跟西方的看法不一样，中国的佣人，做着做着就做成了家人的一部分，而西方的佣人永远是佣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了。
最近这些年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书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官僚体系，就有了近代国家的雏形。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在50年代有很长时间，都在研究争论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很多书。我觉得这个就很荒唐。
如果要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那为什么不研究唐宋，要研究明清？也是因为西方，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从发现新大陆开始的，时间上就相当于中国的明朝。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过去顾颉刚先生有个“疑史”观，怀疑中国的历史。
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个知识体系。我没有很多时间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做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过，这个问题对中国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来解释中国？
我花了很多年去了解西方是怎么看中国的，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后来我写了一本《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一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
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包括现在很多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响，认为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
他们以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这个道理是大家很容易能明白的。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做“orientalism”，就是“东方主义”，到后来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时，变成“oriental despotism”，就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那本书。
自古希腊到近代，对西方人来说，他们以东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体制，都是专制。所谓的“近东”、“中东”和“远东”就是他们的分类。对他们来说，这些地方的体制都是差不多的。
现在西方发展出各种版本、不下几十种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 “权威主义”），但其实西方理解中国只有一个模式，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没有第二个，其它都是它的一些变种。这个认识也难怪西方，因为从他们的文化来理解，他们只能这样认识我们。
对中国误解最深的都是德国人，四位德国人。第一位是黑格尔，他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确实是这样。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吾道一以贯之”，政治结构没有大的变化。而西方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君主专制，再到近代民主，确实有实质性变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是凝固的。第二位是马克思，他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者。第三位是马克斯??韦伯，他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了西方的新教为什么能孕育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最后一位是50年代写《水利社会》的魏特夫。西方人看中国最深的就是这四个德国人，误解得最深的也是这四个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四个德国人。不过，我们很难责怪这四个人。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责任。传统上，中国历史学很发达，但是我们缺少社会科学，没有社会科学。
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发现，西方的“law”，我们翻译成中国的“法”，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中国的“法”可能只是西方的“law”的很小很小一部分。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就说，西方的“法”，可能要包括中国的“礼”、“理”和“制”等等。
中国秦朝以前就已有“刑”，也就是“法”，但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对待好人不叫“法”。西方的“法”是个普世的概念，西方有“上帝”，还有“自然法”。上帝也好，自然法也好，在现实中找不到，是一种intellectual imagination（知识的想象）。正因为不是具体的东西，是一种知识想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平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
美国宪法说，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对他们来说，在“上帝”和“法”之间转换没有任何困难。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士农工商，都有他自己的“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士大夫阶层而言，“礼”就是他的法。如果重新解读这种传统，我们就可以很很容易理解现在的“党纪”和“国法”之间的关系。
展望2035中国经济：“三层市场”论
中国是个文明国家，但是文明国家不是一种道德概念，就是说它一定是好的或者坏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的优势劣势，不光有好的。现在很多人要把中国模式叫做世界上最好的，也不科学。我们好多东西要重新回顾。中国未来30年，到2035、2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会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用中国自己的文明观点来看，远远要比用西方的理论预测有效得多。
中国未来30年，经济制度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中国讲mixed economy（混合经济），我觉得没有讲清楚。西方把中国看成是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也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我和我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的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
中国几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体制。叫它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就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资本互相合作，两者互动的这一部分。
从汉朝开始，几千年都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东西要放给民间，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中间部分很中间。像盐铁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叫私人去做，所以到了近代会有“官督商办”。这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国家主义，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了。第一个就是王莽改革，第二个是王安石，第三个是朱元璋，第四个就是毛泽东。
几千年来就是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那一套。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所以我们下面的一本书叫Market in State《（政）府内市场》），中国的市场一定要服从政府规则。而西方是state in market，就是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配置。这非常有意思。
现在林毅夫先生他们在做新结构主义，即中国的经济学。而我觉得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
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
但是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永远不会。中国还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
这种制度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西方的state in market比较的话，效率差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好处就是，能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30年代的，97/98，07/08的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机制有关系。
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当然现在他们搞QE了，量化宽松。
我要提一下，最早使用量化宽松的就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还有就是西方的财政政策，但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经济。
我认为全球经济未来会越来越波动，所以中国怎么做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朝代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改革开放40年里也有变化。
现在要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民营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混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到文化自信，我们现在还是不够自信。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学，但向西方学的目的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西方国家，而是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
你即使要变自己成西方也很难变。台湾一直在刻意要变成西方，但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台湾这样的局面。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的预测好得多。
来源 FT中文网、中华好学者
本文来源：学术派
主编：潘冬晖 责编兼美编：王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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