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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浴火
DETROIT An American Autopsy
第一部分 浴火
“格拉–稀”
我把车开进了一个加油站，路标显示此地为“底特律东”。
这是一个疏忽。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不要在底特律的东边加油，甚至到了晌午，也不要这样做。道理很简单，这个“汽车城”的东边是个“最好离远点的地方”——法律形同虚设，理智几近疯狂。市民们时常懒得给警察打电话。即使警察接了电话，他们有时也懒得来。
格拉希厄特大道（Gratiot Avenue），发音为“格拉–稀”，灰蒙蒙的，潮乎乎的，是一条从城中心通往东部郊区的主要道路，越过郊区，再往前延伸，就进入了密歇根的乡村地区。格拉希厄特大道有6个车道，它们却像丢了魂。没有小汽车，没有公交车。只有从下水道里冒出来的阵阵蒸汽。我走进加油站，付给防弹玻璃后边的那个阿拉伯人10美元，他走出来，给我的车加油。
一个男人蹑手蹑脚地从阴暗中走出来。我猛然发现，车前头，站着一个人。这是我的另一个疏忽。我们应该背对着加油泵，而眼睛平视四周。
这个家伙的眼睛，直愣愣的，冷冰冰的，眼珠黑得像锅底，一头卷发。消瘦得像个流浪汉，穿着肮脏的大衣。
“兄弟，”他满不在乎地说，“你有烟吗？”
我从衣兜里拿出烟盒，递给他一支，希望他会走开。
他接过烟卷，放在耳根后，还在那里流连，没有说一句谢语。
我说“不用客气”，希望给这个邂逅画上个句号，这样，他就会走开。
又是一个错误。施舍不一定就没有危险。他就是一个例子。
“兄弟，”他说，这一次，他的语调就不是那么友好了，“有多余的钱吗？”
“多余的钱？”我说，“这是美国啊，兄弟。再也没有多余的钱这种事了。”
“他是在要钱，笨蛋！”
这句话是从我的车后传来的，我完全没有注意到那里还站着第二个人。这个人比前一个人的身材要高大一些，肤色更黑，眼神更粗野。嘴里有两颗大金牙。我想，这两颗牙一定是墨西哥人常用的那种廉价货。
“我拿最后10美元买汽油了，你这个家伙，”我说，为了缓和一下失望的气氛，我指着一个杂物箱说，“让我看看那里有没有”。
我弯腰进了汽车，去摸那把杂物箱的手柄锁。那把手柄锁长九厘米。它不是我的，是一个记者的，他忘了把它留在办公桌里就赶去参加一个发布会了。在停车场时，他要我先替他收着，我笑话他是一个藏着暗器的记者。我告诉他，记者从不藏匿武器，就是到了战区，也是这样。
他问我：“好吧，那你说说，有多少战地记者曾经到过底特律？”
我真不知道哪位战地记者到过底特律。
不过，现在我在这了，脏兮兮的东区——一个因自身的原因而形成的战区。一个“曾经富有”的地方。相比较而言，“曾经富有”人，比穷惯了的人，要危险得多。这种人会挑起自己的战争。他不是去与权力作战，而是与自己作战，在加油站找到这样的战争，比起华尔街，要容易得多。
我从车里钻出来，攥着那把手柄锁，指着那个讨钱人的脸。
我什么也没说。没有“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的无法无天。没有犯罪小说的暗喻。我甚至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我不知道这个脏兮兮的东区，究竟有安全，还是有子弹。我真的被激怒了。
“行了，行了。”大金牙说着，转身走进了烟雾。另外一个人跑得比兔子还快。在他们跑得无影无踪之后，防弹玻璃背后的那个阿拉伯人出现在大门口。
“没事吧，兄弟？”他喊道。
“还好。”我说。
他劈头盖脸地对我说：“我不是要跟你开玩笑，兄弟。白人为了能在‘格拉–稀’加油又做了些什么呢？”
编辑部
有人在《底特律自由》（Free Press）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底特律的市长夸梅·基尔帕特里克（Kwame Kilpatrick）是一个犯罪分子和妓院老板。”当我看到这条消息时，搬家公司的人正在我洛杉矶的家里为我的行李打包装箱。
基尔帕特里克曾经在法庭否认过这样的指控，他因为与一个在市长官邸举办的所谓性派对密切相关，解雇了警察部的内务长官——来自市长官邸的传闻是这样的，市长夫人拿高跟鞋愚蠢地打了一个名叫“草莓”的脱衣舞女。
“草莓”的真实名字叫塔玛拉·格林（Tamara Greene），后来，她竟然被人谋杀了。
基尔帕特里克在法庭还否认过另外一项指控，他曾经与他的人事主管通奸，她是他高中时的女朋友。然而，那行文字信息确定，基尔帕特里克与他的人事主管通奸，他是一个骗子，正在抢劫这个城市；他还是一个色鬼，跟他有染的女性比一个猎鹿者收集的尾巴还要多。
还有更糟糕的消息。那行文字信息揭露了，基尔帕特里克秘密地挪用了底特律人民的1 000万美元，用来打发这个内部举报人滚蛋。
这是一条巨大的独家，可以给低迷的《底特律报》注射一针强心剂，《底特律报》这张报纸是《自由报》（Free Press）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我给《底特律报》的副主编回了电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说。
“太不好了。”
“是不好，”他说，“当然，别担心这件事。我赶紧跟进它，在网上发布出来。”
别担心这件事？赶紧跟进它？在网上发布出来？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在《纽约时报》的工作葬在了佛蒙特（Vermont）的山里。当时，我正在跑一个消息。头天晚上，没有收到任何语音信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在伯灵顿（Burlington）机场接到这条头天晚上发出的语音信息。
这个语音信息的声调，听起来非常激动。
“查理。艾米进了医院。她早产了。你在哪里？”
我不想成为只顾自己的男人，从不与孩子待在一起。我不想成为我的第一位继父那样的人。我并不在意《纽约时报》委派给我的工作。认真想想，工作狂和酗酒者没有什么不同。
“对不起，先生，您的航班是下个周日的，”机场服务人员说。“今天没有航班了。”
我吐了起来。
一个拉美裔的人过来，打扫了我呕吐的东西。通过电脑，这位出色的工作人员给我找到了一个紧急座位，从伯灵顿出发，经停芝加哥，再到洛杉矶。
我的女儿出生时仅有4磅重，我赶到那里时，她的脐带刚刚剪断。她虽小却也很健康，在医院住了两晚，我们就能回家了。
在我女儿小睡的时候，我刮了刮胡子，洗掉呕吐和香烟留下的气味。然后，我开始写有关竞选佛蒙特州长的那个绿党（Green Party）候选人的故事，他穿着伊桑·艾伦（Ethan Allen）式的服装，四处游说。伊桑·艾伦是18世纪的美国爱国志士。我想，这位绿党候选人的平台是一个独特的平台。它利用了郁积的民粹主义怒火：控制联邦政府、州政府的政策和大银行。佛蒙特应该脱离美国。
回头看看现在，按照茶党分子的主张，艾伦当时的确超越了他的时代。无论如何，这个绿党候选人的表演让我啼笑皆非，虽然他不能骑马，为了让我拍照，他硬是牵着这匹马穿过泥泞的牧场。我对他的想法付诸一笑，点击了“发送”键。
第二天，我得到来自曼哈顿的一位编辑的电子邮件的回应。
“这个家伙是个废物，”她写道，“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呀。你打算写的那位教授怎么样？我们必须谈谈。”
当时，我正在给一个叫“美国专辑”的录像专栏写文章。这个专栏的创意很简单。横跨美国找到普通的美国人，用他们的语言和观点，讲故事，编录像，然后在网上发布出来。这种作品还是有读者的，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编辑对它并不熟悉，而熟悉这种作品的读者对《纽约时报》恰恰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编辑称我写的那些农民、猎人、送货员和工厂的工人为“废物”。把废物这个词说得再慢一些，听起来像是你正在吐口水。
废物。
美国80%的人都是废物，新的全球经济体制正在制造更多的废物。在旅行中，我能看到这种情景。回到底特律的家里度假时，我能看到这种情景。见鬼了，我能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的量贩店里看到这种情景，我能在洛杉矶的山脚下看到“出售”的标志。沃尔玛挤满了人，工厂里却空空如也。这是2007年的事，那时，人们忧心忡忡。当时的感觉是，温馨平凡、幸福无比、不缺房子的美国正在慢慢地分崩离析。我能看到这种情景像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如果你厌烦了到纽约市96街以上的地区去冒险，在纽约市，你也能看到，新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制造更多的废物。在我们自己的富裕的重压下，我们正在不堪重负。
我越来越厌恶思想诽谤的竞技比赛，厌恶损人的语言环境。废物。我辞去了在《纽约时报》的工作。
我对洛杉矶的厌恶情绪也与日俱增。我成了一个全职爸爸，躲进了我在好莱坞的小楼里，与啼哭的婴儿和臊臭的尿布为伍。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作家，所以我不再属于这个城市。
我感受到了我们是多么闭塞和孤独。我们必须跨过两条主干道才能找到一个公园。我们家没有亲戚在那里。我们几乎不了解我们的邻居。
洛杉矶天气可能不错，但是，我们陷入了高峰车流中，这个高峰似乎从黎明延续到拂晓。我不想在洛杉矶哺育我唯一的孩子。我确信，她会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妖，小小的年纪就在梅尔罗斯大街（Melrose Avenue）人行道上闲逛，涂上浓艳的蓝色眼睫毛膏，穿着一件吊带衫，展示她没有发育完全的乳房。
我在一家魅力杂志上撰文谈到了我的经历。“著名摄影师放弃了著名的时代”，“在家里与婴儿为伍”，“很对不起他自己”。
州长不会来电话了。老同事们也不会来电话了。不再会有好莱坞的派对了。没有这份开支。没有任何活动。不过是你和孩子。孩子不会知道你曾经是多么辉煌。当你犯了空房狂躁症——下午的阳光如此耀眼，却也是夕阳西下，原先的截稿时间，肾上腺素升高的时间，糟糕的感觉出现了，随后，你会怀疑，你曾经真的如此辉煌过。你会发现你正盯着一堆臊臭的尿布，仿佛臊臭的尿布是茶叶一样，试图预设某个有关移民提案失败的故事。
的确，老同事都没来电话。但是，在11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封信，这是安德鲁·施瓦辛格州长的来信，我将会在竞选活动上见到他，这份信件的邮资由这个黄金州的纳税人偿付，而他们正在赤字海洋里挣扎。
施瓦辛格州长已经读过了我撰写的这些文章：对自我怀疑的漫无边际的表白。如果说施瓦辛格还有一样他没有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自我怀疑。
“我知道，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建议，从像奥普拉那样的聪明女人到彻头彻尾的蠢货，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他写道，“不过，要知道，你正在做的比起你的任何狂热的冒险要现实得多，事实上，你现在的生活可能就是你迄今为止的绝唱，任何一个父亲都会因为过着你这样的生活而无颜苟活。”
施瓦辛格从本质上告诫我去跟随我的本能，做我认为对自己和家庭正确的事情，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
他用这样一句话作为这封信的结尾：“如果你真的开始感觉到无所谓了，那么，你就错了。你可以经常重温那些辉煌的岁月，告诉人们，你的这位好朋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帮助你，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州，或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很乐意听到你新的任命。”
从我的角度看，这远不是来自《幼儿园特警》（Kindergarten Cop）的影星，在给我提出生命的忠告，施瓦辛格不过是去确认我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是时候回家了。
回家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我的女儿。回到底特律，我女儿就有了祖父、祖母、姑姑、叔叔和堂兄妹、表兄妹。有一种文化，一个家庭。
回家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自己。回到底特律，我感觉就像在洛杉矶下午4点，到树林坐坐一样，什么也不做，没有谁与我说话，当然，除了我的邻居——他是一个美国人，却几乎不会讲英语。
那时，国家机构正在开始减少对美国党派的支持，甚至在洛杉矶也一样。我刚回到底特律时，一般的住宅只要一周就能卖出去了。现在，一般的住宅要花六个月才能卖出去。
转了一圈，又回到底特律，其实是一种本能，就像马哈鱼需要游回到上游一样，因为马哈鱼基因如此。底特律可能是美国的中心、哈哈镜和未来的预测。一个难以置信的处在垂死昏厥状态的低迷城市。
但是，从记者的角度看，底特律也是一个“糖果乐园”（Candy Land）。衰退。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凋敝的建筑物、谋杀、剩下没走的人们。一个泄了气的、功能紊乱的、大大的耀眼的彩色球。一个层出不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为什么不承认它？我是一个记者。一个吸血鬼。一个痛苦的商人。坏事对我们记者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我们是某种收尸者。说句真话，成为记者还是蛮好笑的，记者从天而降，声称他无所不知，做出一个蛮不讲理的报道，打印出来；在饭店的酒廊里喝个酩酊大醉；撑开他的降落伞，飞向下一个人间悲剧的现场。
我在《纽约时报》工作的10年里，每到一个地方，我总是在寻找荒诞的事情。我其实就处在荒诞的事务之中。我想，我在底特律会不费力地看到荒诞离奇的事情。荒诞离奇的事情会找上我的门来。我会像跳伞记者那样去对待荒诞离奇的事情，让我的指甲脏上一到两年，让我的母亲拥抱她的孩子，然后，再继续前进。
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在洛杉矶的家里搜罗着各大媒体的消息。我问自己，底特律怎么样？底特律是一个好的报道题材。底特律的故事。一个火车事故。
他们告诉我，不要底特律的报道，谢谢。底特律什么也没有。除此之外，报纸和杂志生意本身正在走下坡路，任何一个执行编辑希望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花钱在报纸这座“死城”里开一间精品店。
最后，我咽下了我的名牌记者的傲慢，给《底特律报》打了一个电话。《底特律报》经营状况很不好，甚至都撤销了周日版。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大门向我敞开了。他们告诉我，来做你要做的事吧。记录下美国这座“伟大工业城市”的衰退。
我接受了这个工作岗位。我给自己一个承诺。我要在底特律河岸上建起一座高高的文字城堡，从时代广场上都能看见它。
2008年3月，我开始了在《底特律报》的工作，就在我上班的第一天，编辑部的电灯灭了一半。人们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节省电费支出。我有了一张办公桌，可是，欢迎我到来的椅子是坏的，电话是坏的，地毯上有很大一块印迹，这个印迹让我想起了过去用粉笔画出来的犯罪现场。电脑不能开机。围绕我的4个小隔间都是空着的，原先那些人使用的纸和笔还在那里躺着。与《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一样，这个编辑部就像冷藏室那样死寂，但是，毫无疑问，这个编辑部处在困境中，而且困难相对要大一些。
在编辑桌子上方的墙上安装了一排电视，那里正在反复播放着38岁的基尔帕特里克的，他幻想自己是个演员，喜欢戴一顶白色的毡帽和钻石耳坠。检察官正打算就涉嫌作伪证等事情，指控这个市长。
因为这些电视机已经旧了，而报社的收益不佳，所以，基尔帕特里克的电视形象既阴暗又模糊。电视播放的场面，如同《时代周刊》编辑为辛普森所做的一样，让这个市长看上去比较黯淡，比较险恶。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些电视机是征兆，是一座煤矿里的风向标，一旦它们完全黑了，这个有着135年历史的报纸也就寿终正寝了。
电视记者暗示，基尔帕特里克市长命令杀死一个名叫“草莓”的妓女，因为她知道这个派对和参加了这个派对的权势人物。
在这种压力下，基尔帕特里克正在垮下去。在晚上“城市状况”演讲前这段时间里，他已经修改了他的演讲稿，打出种族牌，随意投放种族炸弹，声称他正在遭受威胁以及收到来自郊区骇客充满仇恨的信。
就是在最好的时期，有关底特律市的口碑也不是很好。有过这样一个报道，一个底特律的杀人犯去托莱多（Toledo）自首，因为底特律的警察根本就不会关注他。《福布斯》最近曾经把这个“汽车城”称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然而，基尔帕特里克这个家伙正在把底特律的惨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妓女”？“凶杀”？任何一个都是记者的梦。突然间，我不再关心我的那把坏椅子了。
市长基尔帕特里克真的命令杀了这个应召女郎？我问我周围的记者们。他们告诉我，这个传闻都有5年了，但是，当这个市长不堪入目的短信丑闻成为中心情节时，这段传闻重新浮出水面，并有了新的生命。
我的才华需要表现出来。我需要一个电话卡，我需要一个烫手的山芋，它宣布：查理在此也。
一个来自市政厅的针对一个妓女的格杀令将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我给一个我认识的侦探打了电话。
这不是好莱坞
在这个不断追逐美国“凶杀之都”称号的地方，迈克·卡莱尔（Mike Carlisle）堪称最优秀的凶杀侦探之一。
卡莱尔解决了这座城市近一半的凶杀案，回溯到1960年，这个城市总共发生的凶杀案超过1.1万件。尽管一般没有人理会死去的妓女和毒品贩子,卡莱尔对他的战绩还是很自豪的。
几年前，我在底特律为《纽约时报》撰稿。那时我就见过卡莱尔。他的形象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永不离手的烟卷，他使用的是棉花地里的语汇，他穿着工装，还留着一缕白胡子。他的行为举止很像我想象中的凶杀侦探应该有的样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保存着一本奇怪的影集。那里既有他的结婚照、假期旅游照，还有犯罪现场的照片，以及像海星似的躺着的赤身裸体的妓女。
卡莱尔接起了我给他打去的电话。
“还好吧，迈克？”我说。
“你好吗？这个部门是该死的屎坑，查理。还有九个月我就退休了，我将离开这里。”卡莱尔说。
我说：“没有什么变化，是吧？”
“还不至于要命。”卡莱尔说。
我问他是否了解任何有关“草莓格林”案子的情况。
“对，这个案子吗，我知道一些，”他说，“因为一些蠢货被抓到正在给他们的头儿发短信，所以，我们重新展开对这起案件的调查。我真倒霉，卷宗正放在我的桌子上。足有三个活页夹那么厚。”卡莱尔说。
“你负责这个案子？真的吗？”我说。
“没开玩笑。你回来干什么？”卡莱尔问。
我对此做了解释。卡莱尔笑着说：“我很久没有听到过如此愚蠢的决定了。我想，家乡欢迎你。”
我说：“不说这事了。”咖啡溅到我的脚上。
我问他，我是否能看看有关“草莓格林”案子的卷宗。
第二天早上，卡莱尔把有关“草莓格林”案子的卷宗带到了伍德沃德（Woodward）的一家饭店，伍德沃德是城里通往郊区的主要通道。我们会面的地点正在这个城市北部边上，我刚在那里买了一个宅子。之所以在这里买房子，是因为住在底特律这个贫民窟里，我实在受不了，我热爱底特律，但是，我现在有了一个女儿，我没打算住在底特律。我倒没有在意底特律的腐败，高税收以及缺少救护车。所以，我多花了不少钱，选择了这个地处底特律地界之外一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
卡莱尔坐在靠近大厅前面的一个角落里，他吐出的阵阵烟雾，缭绕着这个角落，挥之不去。在密歇根，我们依然还能在餐馆里抽烟。卡莱尔正在喝他的黑咖啡。
我们谈了一小会儿，就开始点餐。卡莱尔要了一份燕麦粥。燕麦粥和香烟。多好的搭配呀。
“这个案子不是开玩笑的。”卡莱尔低声说道，眼睛盯着一个年轻的服务生，他正在试图偷听我们谈话。“一个毒品贩子惹的事。一个妓女夹在了中间。”
“真的吗？”
“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周围有些坏人。从市长开始。这个城市整个是一个蛆虫出没的屎堆，查理。我是说，这个城市有好人，但是，他们在这个不合适的地方迷失了方向。这是一个死城。任何一个人都会说出任何一种不同的见解，但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正在说什么。”
卡莱尔抽起烟来就像抽油烟机工作一样。“你知道，我做这行是因为我认为我能做出点名堂来。我真的以为我能给人提供一点帮助。”他把文件夹向我这边推了一下。“都在这儿，你有40分钟的时间。”
我开始在我的笔记本上抄写。
卡莱尔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起他孙子的新复活节礼服来。我尽量迎合他，点点头什么的，实际上，我还是专注地看着这份警察报告。
“迈克，”我最后看着这堆文件，对他说，“我只有40分钟时间，见鬼，请闭上你的嘴。”
卡莱尔把烟卷塞进了他的嘴巴。
“草莓格林”凶杀案已经变成了底特律的传说，一部有关性、政治和权力的侦探小说。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是这样的：据说“草莓”曾经在市长官邸里举办的舞会上跳舞，因为她知道这些有权势的出席者的名字和癖好，所以，按照基尔帕特里克的指令，“草莓”必须要死。
差不多一年以后，驱车经过的杀手用乱枪把“草莓”打死，接下来的故事是：“草莓”倒在方向盘上，眼镜摔碎了，汽车还在移动，慢慢在大街上滑行。“草莓”的男友是个毒品贩子，在这场凶杀中活了下来。
“草莓格林”凶杀案不过是这个城市许多凶杀案件中的一例，在最初承办这个案子的侦探被排挤出这个案子之后，这个侦探向法院提出了一项诉讼，声称正是在市政府的授意下，底特律的警官杀害了塔玛拉。
然而，在有关“草莓格林”案子的卷宗中，完全没有提到此类情况。并非像那位被撤职的侦探所说，“草莓”是在开车时，身中18枪而亡；实际上，她仅中了3枪。
法医检验报告显示，“草莓”死时两个眼眶都是黑色的，这个事实印证了另外一位脱衣舞女的说法，“草莓”死前两周，在一个舞会上被人打了，因为两个毒品贩子都爱上了她。
一个正在联邦监狱里服刑的毒枭对此案有过一段回忆。作为一个毒枭，他必须解决底特律东部地区毒品贩子之间形形色色的冲突。所以，在“草莓”死后的几周，有一个毒品贩子出来解释，他实际上是要打死“草莓”的男友。
按照这份报告上的说法，这个毒品贩子告诉这个毒枭：“这个娘儿们正好夹在了中间。”
看这种案子的报告就像看尼科尔姐姐高中时的学校记录。一个漂亮的女人全给丑陋的生活套住了。“草莓”性感十足，她利用了自己的性感，挑逗那些危险的男人，摆布他们，从他们那里偷钱。最后，她为此付出了她的生命。“不幸倒在底特律街头的妙龄女子”。
草莓。
尼科尔。
一本愚不可及的书。底特律制造。
“究竟有多少姑娘就这样死在了底特律？”我抬头看着卡莱尔，问道。
透过他一缕烟，他说，“数不胜数。”
我告诉他：“我姐姐也是这样死在底特律的。”
“哦，兄弟，对不起。”
“她不是垃圾，你知道吗？”
卡莱尔同情地说：“她也是一个父亲的女儿。”
“对，完全没人关心她，除了一个警察。一个名叫斯纳尔斯基的警察。我从未忘记他的名字。斯纳尔斯基。他了解每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他抓住了那个家伙。”
“我也忘不了他的名字。”卡莱尔说，“他是我的师父。”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这就是底特律。世界上最小的大城市，140平方英里，5英尺深。
浏览完卡莱尔的记录，我的确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草莓”在市长官邸之类的字句，这并非意味着，那里从未举办过舞会。因为杀死“草莓”的武器是0.4cm口径的手枪，底特律警察使用的正是这种口径的手枪，所以，一定是某个警察谋杀了“草莓”，除了这位探员跳跃性的思维之外，再没有任何字句指出是一个警察杀了“草莓”。
当时的确有这样一种观点，推出1 000个酒吧阴谋故事。底特律人喜欢精彩的阴谋。“草莓”的凶杀案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景。
我跟卡莱尔告别后，回到了编辑部。我给那个被解职的侦探打了电话，把事实摆在了他的面前。
大概是下午3点，那个被解职的侦探说起话来，颤颤巍巍，颠三倒四，仿佛谁用羽毛枕头愚蠢地打过他似的。他不能解释这些事实上的出入，但是，他告诉我：“诚实地讲，整个案情就像章鱼的触手，无限扩展。在底特律，只要你看到一桩凶杀案，然后把这些蛛丝马迹联系起来，案情就会浮出水面。”
对我而言，只有一件事是明显的，底特律人已经被一个疯子欺骗了。基尔帕特里克市长是个说谎者和骗子，但是，他并不是凶杀者，至少在我看来，他不是“草莓”案子中的元凶。
我相信我对这个神秘的脱衣舞女郎凶杀案有了答案。这个凶杀案与基尔帕特里克市长毫无关系。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报道。
这个故事上了《底特律报》的头版。我9点时到了办公室。办公室空空如也，只是前台有一个人。我电话上的信号灯正在闪着，一定有一个留言，也可能好几个留言，十几个留言，我想。
我把大衣脱下来，放在身边的空桌上，倒了一杯咖啡，坐下来，拿过一个记事本，开始接听给我的留言。
其实电话里只有一个留言。这个留言只用了两个词，对我的世界观做了概括。
“Nigger Lover”。（黑人解放运动者的同情者）
乔伊路
电话铃响了。我没认出显示屏上闪烁着的那个电话号码。我拿起了电话。
是我的外甥女阿什利打来的电话。
“喂，沙尔舅舅，”她说话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感伤。我敢说，她正处在吸毒后的飘飘然中。她的童音泄露了这个天机。含糊的发音也能让人明白这点。她叫我“沙尔舅舅”。
见鬼，我自言自语道。
“喂，姑娘，”我对她说，“干什么呢？”
“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怎么样，”她可怜兮兮地说，“不起什么作用。”
“你的问题很普遍。”
“对呀，这是一句实话，但是，你要是像我这样的傻瓜，问题就更严重了。”
“有什么问题吗？”这正是她指望我问她的问题；带着真正同情和关切的心态，来提出这个问题。
接下来，按照剧本，她会劈头盖脸地把她的自怜自哀甩给我。这样就给她的自我厌恶腾出一条路来，这种自我厌恶最后演变成她迎合我。
我没上当。我用沉默做出回应。
最后，她说：“我一直都没去过你的新房子，”她的声音就像炸了马蜂窝一样。“甚至至今我都没有跟你说上一句话。你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是啊，对不起。拆箱子，尽量给《底特律报》写点东西。我真没有多少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我想。”
“我是否可以去你那，给你帮点忙？我能看小孩。”
这个提议在我的脑海里演绎出这样的前景：如果我让她来，她会在这住一周。她会看电视，抽掉我的全部香烟。最后，我会懒得看她和屎尿满身哭叫的孩子，于是，我会把她轰出去，给她做一个有关让生命有些意义的讲座。
然后，我用汽车把她送走，捎带上我的酒柜。
底特律的生活一直都不易。
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如果他们不是完全失业，也是半失业。我的一个兄弟，因为没有买牙医保险，又爱面子，不愿去借钱，最后用钳子给自己拔牙。
还是回到我的外甥女这儿吧。我爱她，我发自内心地爱她，但是，我并不信任她。每一个美国人都见过这样的年轻人。
“我会安排好时间，让你过来。”
“你必须来接我。我的男友毁了我的车。”她笑了，“他被抛弃了，他是一个落魄的人。”
她偶尔发出的无精打采的笑声令我不安。就像她妈妈一样。
我姐姐、我的三个兄弟和我都是在乔伊路（Joy Road）长大的。乔伊路是利沃尼亚（Livonia）和韦斯特兰（Westland）这两个工人阶级郊区之间的一条路，大约在底特律城边以西3英里。我们的房子正好在购物中心和福特工厂中间，在杰弗里斯高速路和严重污染了的鲁日河之间。
在杰弗里斯高速路的另一边，利沃尼亚的北边，居住的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家庭，那里的人富有、有权力，还是其他白种人。我们这边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意大利人、苏格兰–爱尔兰人、阿拉伯人，也有一些黑人和越南难民。这里的人一般开的是美国车，而不是德国车。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我们这边还不是贫民窟。这里的家庭不过是发生了细微变化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过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中产阶级。我们家的房子不错。妈妈晚上搂着我们入睡。晚饭6点准时上桌。妈妈会告诉我们沙拉用的叉子和晚餐用的叉子有什么不同。我们有一面墙那么高的书，还有一些好朋友。福特汽车工厂缴纳的税费，支撑了我们那所学校，所以，在密歇根州最好的公立学校中，我们学校还是能够排得上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母亲和继父选择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搬到这里来的原因。
当然，乔伊路并非总是令人愉快。即使有了世界上全部的爱和最好的愿望，有时，事情还是会变得一团糟。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所发生的事情，原先从未在美国生活中发生过。现在毒品泛滥成灾。那时，那个校车上没有梳着前短后长的Mullet发型的小流氓，他们试图塞给我们一包“五氯酚”。那时，我刚上7年级。
离婚是另外一件事。像我继父那样的男人正在收拾行装，走出家门，再没有回来。当母亲出门去挣面包时（上帝保佑这个老太婆），我们只能自己管自己了。原先6点钟那个边看克朗凯特边吃饭的晚餐时间戛然而止。
因此，我知道一些孩子在校车上变成了小流氓。我的兄弟姐妹就在其中。还有我家周围的一些孩子和那些弃学的孩子，也同样变成了小流氓，那时，我母亲正在底特律东边的一家花店里工作。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杜克的流浪汉，他住在他的汽车里，而这辆车恰好就停在我家外边，他睡在乔伊路上，他等着我们家餐桌上的残汤剩饭，我妈妈的桌上，总会有残汤剩饭的。我姐姐的朋友卡丽曾经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这对她的母亲来讲，没有什么不好，还少了一张嘴要喂。而对我的母亲来讲，问题不大。就我而言，也行。她长得很漂亮。后来有一天，她突然人间蒸发了。我几十年都没有再见到她。直到有一天，在我姐姐的葬礼上，我才再次见到她。
没有人为上学而烦恼。我的姐姐和兄弟们、卡丽和杜克，还有许许多多的同龄人，都辍学了，没有念完高中，也没有谁到汽车厂里去工作。人们都猜想，汽车厂里的工作太累了，工会把获得汽车厂工作的门槛设置得太高。我的两个邻居家的父亲，曾经在利沃尼亚“福特鲁日河”的工厂里工作，就在底特律的西边城边上，那里一定非常恐惧。他们两人都上吊自杀了。天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兄弟姊妹都尝试过做工的滋味，擦地板或到报社做份暑期工作。工厂里的工作真是很令人意想不到。黄色的灯光，润滑油、油和苯甲酸的气味。时间毫无生气地流逝。你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好如何走出去。如果你不了解工厂的工作，你等于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兄弟姊妹这一代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的是，工作的高尚，诚实的劳动。那些穿过白袜子的值得尊重的人们，会从他们的皮夹里拿出一张他们孙子的照片。对于我们兄弟姊妹来讲，工厂是永远不会去的地方。把它们从我们的天赋权利中剥离掉的想法——那种权利是穿着白袜子的祖父母们给予的——就这样毁掉了我们。
即使这样，如果一个高中辍学者需要的话，他还是能够考虑去工厂或工具模具厂，或在加油站找份工作。当时，我们兄弟姊妹都认为，生产线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像杜克一样，我们兄弟姊妹都认为，我们能够度过仅有残汤剩饭的苦日子。曾睡在乔伊路上的杜克，后来更名为亨利·乔伊，担任现在已经解散了的帕卡德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与考虑劳动致富相反，我们兄弟姊妹当时都认为，我们能够成为行骗者和推销员、赌徒和政客。体力劳动是傻瓜干的事。如果谁曾经告诉过我们这样的事情是真的，我们可能会去争取成为纽约的金融家和股票交易员。我毫不怀疑我们兄弟姊妹也会经营此道。
辛勤劳动对抗诈骗。这是美国乔伊路上的内在冲突。我母亲教给我们兄弟姊妹的是劳动道德。我的继父告诉我们兄弟姊妹的则是，最好的钱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钱。
可以预计，我母亲的这段婚姻是难以维系的。妻子含辛茹苦地拉扯出一份诚实的生活，而万人迷似的丈夫，开着一辆绿色的“林肯大陆”四处兜风，整夜玩着老虎机，直到天亮。
我爱我的继父，也恨他。我的继父如饥似渴地读书，在读书这一点上，是他影响了我。没有这个影响，我怎么写出报道？当然，我的继父也培养了我对权威的憎恶。他有一种火山喷发般的脾气。他用一个大木勺打破了我的头，我母亲是将这个大木勺做烛台用的，那时我大约14岁。挨打之后，我跑出了家门，藏在街对面的草丛里，头上的血流了一脸，我盯着街对面我家的那幢房子，我恨这个地方。我对其恨之入骨，我打算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我记得，坐在那个草丛里，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甚至想象我挣了5万块钱，我成了一个富人。如果我成了富人，我能把我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带走，我们再也不回这个地方了。在此之后，我母亲的这段婚姻结束了。
但是，我姐姐离家出走时比我年龄还要小。第一次离家出走时，她14岁，永远出走那次，她才17岁。我姐姐离家出走，去的是街头；而我出走，去的则是教室、运动场，去找我的朋友们。我真的欠我母亲太多了。
我的母亲是一位气质不凡的女人，她有军人般的忠诚，还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她在底特律东边的那家花店里辛勤地工作——她在那个地方消磨着她自己。然而，她还是热衷于穿着她的大衣，站在30码线上，告诉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家庭的意义。
当我母亲发现她的孩子迷路了，她会去找回他们。我的弟弟吉米在20世纪80年代纯可卡因的肆虐风暴中走失了。那年，他才16岁，在布莱特莫尔（Brightmoor）找到一份工作，也住在那儿。布莱特莫尔是底特律西北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地带。他的老板是一个黑人花花公子，一个在生意上颇为成功的干洗店老板的儿子，绰号“死猫”。吉米的工作就是在白人郊区寻找吸毒者，那里是真正能赚钱的地方。
母亲听到吉米弟弟工作的那个地方传来的风声，即刻开车赶了过去。才傍晚时分，在一间出售强效可卡因的房子里，生意已经火了起来。母亲敲了这间房子的侧门。她站在门口大喊，要把她家的孩子带回去，如果她找不到她的孩子，她就会给警察打电话。
“死猫”给吉米弟弟下命令，“哟，马上把这个疯女人赶走。”
吉米弟弟走到门口。
“妈妈，你在这儿做什么？”他说着走出门来。
“吉米，你姐姐在这里走失了，我不能失去你们俩。”
“妈妈，你疯了吗？这些人会杀了你的。”
“吉米，”母亲噙着泪水说，“我千辛万苦地工作，我不能在这个城市失去我的孩子。我要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怒目而视的瘾君子继续排着队地进进出出。
“行了，行了，妈妈，回去吧。我会在一两天里给你打电话。”吉米弟弟记得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一个星期之后，有人替吉米给家里打来电话，一个与他们竞争的毒品贩子用半自动步枪扫射了他的别克汽车。一颗子弹打穿了齐胸部位的挡风玻璃，神秘的物理学让子弹向下飞，打穿了表盘。
吉米弟弟就这样回家了。
尼科尔姐姐除了偶尔回家偷点家里的东西或洗个澡外，再没有像吉米弟弟那样回家住了。这总是一件令人好奇的事情。无论姐姐如何触犯众怒，乔伊路上我母亲那幢房子的大门总是向她敞开着的。那里也是尼科尔女儿阿什利的家，总会是这样的。这就是爱之所在。
尼科尔姐姐毒瘾不发作的时候，主要是做快餐女招待，给南来北往的司机们做鸡蛋和熏肉。当尼科尔姐姐清醒时，你会发现她是最有魅力的女人之一。她有一张匀称的椭圆形的脸蛋，不愁找不到有益身心健康的工作。
但是，尼科尔姐姐从来都没有恒心。1986年，她当了母亲。她不能一边养孩子一边吸毒，她选择了放弃女儿阿什利，甚至在这个孩子还不能爬时，她就把孩子扔给了我母亲和母亲的新丈夫。
我母亲曾经对尼科尔姐姐寄予厚望。我们兄弟们都是这样。虽然尼科尔姐姐的妖魔把她从她的孩子那里抢走了，阿什利还是幸运的。阿什利不会在陌生人、长满胡须的人、毒品贩子和酒鬼的身边长大。阿什利会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学会自尊，并取得一些成就。阿什利会欣赏艺术，上大学，与好男孩谈恋爱。过去几代人的错误都会在她那里得到纠正。
但是，事情并没像设想的那样发生。像我们兄弟姊妹中任何一个人一样，阿什利是乔伊路的产物。
阿什利接着说：“对，我正住在姥姥家。如果你能来接我，我会在姥姥家见到你。”
我在家里。但是，我不能去接她。
“给我几天时间，”我骗她，“我会来接你的。”
“好吧，”她说。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我爱你，沙尔舅舅。”
“我也爱你，宝贝。”
我再也没有回电话。因为我绝对不能解释我没有对她尽责这样一个事实。我把她关在了门外。我打破了这个家庭规矩。
八英里路
我的弟弟弗兰基曾经试着用他一份兼职的工作，养活妻子和两个女儿。他租了一辆“克莱斯勒城乡”面包车，购买了一份他能付得起的最便宜的保险，这个保险可以抵1 000美元的税。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有一天，有人试图偷走这辆面包车，结果弄坏了点火开关，弗兰基弟弟花了750美元换了个新的。
那天早上我去接他时，他笑着说：“见鬼，谁想偷一辆面包车？”
其实，这并不好笑。额外开支的750美元，一下子把弗兰基弟弟拖进了厄运。
当时，汽油4.16美元一加仑。弗兰基妻子的工作时间减少了。该付的账单没有付。忘记了还信用卡上的透支金额。到了还房贷的那天，他们拿不出来钱了。银行可是不听解释的。
然后，这辆车的租期已到。面临两个选择，或送回去，或买下来。这辆车的里程数超了，欠了3 500美元的租金。弗兰基弟弟要求买下这辆车，但是，这家公司不允许他通过分期付款来购买，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信用卡方面的问题。
弗兰基弟弟告诉这家汽车租赁公司，他们自己去解决这3 500美元。这并非恶意或不诚实的行为。在底特律只能这么做。
克莱斯勒能够给弗兰基弟弟的也就是这辆租来的车了，因为这家公司对他邻居的破产有责任。弗兰基弟弟住在“道奇公羊”（Dodge Rame）工厂以东两个门的地方，在这里，没有谁能买得起一辆卡车，其实，“道奇公羊”生产的八缸车比卡车要便宜得多。但是，“道奇公羊”工厂也只留下了一个很小的规模，老鼠似乎都明白，克莱斯勒就要寿终正寝了。它们成群地逃离了这家工厂，入侵了弗兰基弟弟所在的街区，在他的车库里和房子地下，打洞生活。
弗兰基弟弟在市中心的美术学院里，有份管理维护计算机的兼职工作。克莱斯勒最终还是拿走了那辆面包车，于是，弗兰基弟弟只能乘公交车去底特律上班。
弗兰基弟弟会告诉我，乘坐这路公共汽车的冒险旅行，是一趟“见鬼的上下班旅行”。这趟车从沃伦经过底特律衰败的贫民窟，最后到达市中心。弗兰基弟弟会对那些齐脖梗的杂草和无人收拾的垃圾唏嘘不已。他会抓拍那些神秘诡异的场面。
弗兰基弟弟在他那个街区的那家名叫“音响大厅”的酒吧，边喝着啤酒边告诉我：“我是这个公共汽车上的罗莎·帕克斯。我是这个公共汽车上唯一的一个白人。你应该听说过。‘黑鬼的’这个，‘黑鬼的’那个。”一台基诺机，摇摇晃晃的桌子和行将入殓的人们，弗兰基弟弟那个街区的“音响大厅”不过是这些东西的凄凉组合。弗兰基弟弟说：“‘混账东西，我要杀了你’之类的话，在公共汽车上不绝于耳。真的难以置信。底特律的学生们就是乘坐这样的公共汽车去上学。他们身旁就是一个吐得满鞋的酒鬼。或者一个小孩感冒了，吐到了车上，其他的孩子会嘲笑他，于是，他不好意思，只得下车，消失在寒风中。他的母亲没有来接他。这些孩子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做呢。没人管。”
弗兰基弟弟那个街区的酒吧距离他家也就几个街区。弗兰基弟弟曾经到过驻韩军事基地服役，严格来讲，他参与了对外战争，所以，他像一个缴纳了会费的会员一样受欢迎。他们似乎并不介意，弗兰基回国后甚至没有得到一个二等兵的军阶。之所以没有得到军士军阶，是因为他帮助一个中士遮掩了在军营中嫖妓的丑闻。
在弗兰基弟弟回国时，两鬓斑白的越战时期的退伍老兵选他做副官，算是对年轻一代的一种表示。我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他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相处得不是很好，当然，弗兰基弟弟的确享受了一阵1美元一瓶的啤酒。我也曾经时而与他一起在那里喝啤酒。
弗兰基弟弟住在叫作沃伦的地方，在“八英里路”以北400米的地方，这条名叫“八英里”的道路，把底特律这个黑人的城市与蓝领白人的郊区从地理上划分开来。
可是，沃伦这个地方并非一个真正的郊区；它不过是底特律的延伸。在越战期间，沃伦成了解决底特律日趋黑人化的一个办法，而“八英里路”就成了一道深沟。沃伦是著名的“里根民主党人”的基地，这些蓝领白人给共和党投票，因为感觉到了平等权利行动的种族歧视。如同许多白人家庭现在所说的那样：“在我失去工作时，这工作至少不会落到一个黑鬼手里。”
没有几个白人认为，黑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
白人蓝领阶层的自杀事件似乎震惊了权威人士和教授们，他们蜂拥而至，像研究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研究密歇根东南部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但是，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他们就是1972年选举密歇根共和党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那一群人，奥巴马所说的咆哮的种族隔离主义者。
沃伦南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乱七八糟的地方，战后前30年，这里变化不大。那里提供了一种美好的中产阶级生活，当然，是一种不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生活。一家工厂坐落在一条大道旁，高压线沿着这条大道伸向远方，如果我们选择在这家工厂工作，就会住在它附近，于是，我们至少会在某个湖畔还有一幢度假用的房子，一条机动小船。如果我们承诺把我们的生活贡献给这台生产机器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
此后，经济开始向南转移，老百姓“科德角式住宅”（Cope Code）的铝合金边墙已经褪色了，他们不再有能力偿还他们的房贷。如果他们不把房子交给银行的话，他们或是把房子卖给靠出租简陋房屋而牟取暴利的房东，或是把房子出租给那些在底特律领了政府“第8条款”（Section 8）租房券的人，联邦政府直接替他们偿付一部分租金。
白人文化破产，两代只知贫穷的黑人，沃伦南郭正处在这种深深的焦虑之中。
沃伦南郭直接与底特律相邻，那里的工厂和店铺门前习惯性地飘扬着星条旗。道奇工厂、通用汽车工厂和那些给它们提供服务的夫妻工具和模具商店，也卖杂货，组织旅游，出售隔年的新车。而在我回到底特律的时候，75%的这类店铺都关门了。
出售毒品和妓院之类的生意替代了这些商店的生意。与这些商店相伴而生的不是比较好的学校，而是枪击，生锈的汽车，坐在破败的门廊前喝着纸袋装的酒的人们。还有围着街头空地上的那些面露凶相的少年和踉踉跄跄的吸毒者。弗兰基弟弟开始把女儿关在屋里。
弗兰基弟弟10年前花了7万美元买下了这幢房子。这幢房子朴实无华，有两个卧室，阁楼尚未完成，有两块宅基地那么大。如果说它当初还值几个钱的话，到了2008年，这幢房子的价值不足1.5万美元。
弗兰基弟弟回家晚一个小时是常事，他会坐在“国家展览中心”（State Fairground）附近的换乘车站等车，寒风吹得他透心凉。
我感到弗兰基弟弟的境遇不好，我想帮助他。但是，弗兰基弟弟是一个很高傲的人。他不想借钱。他不想要一辆车。他依然乘坐这路公共汽车。乘坐这路车让他可以有机会拍照。
“事情比这更糟糕，”弗兰基弟弟说，“一天，我站在那儿，天气很冷，这路公共汽车的司机去参加‘野猫式’（wildcat strike）的罢工了，但是，他们没有事先告诉孩子们。孩子们穿着单薄的外套，站在寒风中，没有人费心先告诉他们一下。”
弗兰基弟弟身高1.85米，体重60公斤，兜里总是装着一块钱的硬币。他小时候曾经被一辆汽车撞过，所以，脊柱有一个大致18度的侧弯。他看上去总像是在被风推着走似的。弗兰基弟弟的心脏做过手术，他看上去很朴实，身上有大块的文身，留着一缕“傅满州”（Fu Manchu）的两撇胡子。打拳击时，他善用右勾拳，头部也很抗击打。
一个黑人在车站想要他的照相机。弗兰基弟弟抬头看看他，看看他的一个朋友和他后边的一个小偷，然后说：“如果让一个体重60公斤的白人踢你的屁股，你的余生都会后悔不已的。”
当这个黑人的朋友笑这个黑人时，这个黑人走开了。从此，弗兰基弟弟不再携带他的照相机了。
一天晚上，在那个酒吧里，一个形容枯槁的白人退休警察说起了一个黑人被打死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白人刚刚从越南回来，与一个同伴一起巡逻。
这个退休警察解释道：“我们正在一个胡同里追赶一个黑人。我们追不上他。于是，我拔出枪来，打中了他的后背。他死了。”
“于是，他们开始记录现场，负责现场勘查的警官朝我和我的同伴走来，从枪套里拔出一把发令枪，说道：‘好吧，经过就是这样。这个黑鬼拔出这把玩具手枪，看清了吗？’”
这个退休警察解释道，这个警官总是在他的枪套里放着一把玩具手枪。一个黑人万一决定逃跑，枪打出去，击中了他的背部，这个黑人被打死。这就是过去如何维持“八英里路”的社会秩序的。
这个退休警察似乎沉浸在回忆中，回忆好像正在燃烧着他。弗兰基弟弟给他买了一杯酒，让他冷静下来。
因为这个发现，底特律一直都有永不熄灭的火焰。底特律已经经历了3次种族暴乱，底特律曾经被烧毁过3次。底特律的标志尽可能地确认了这些。我们期待更好的事情，更好的事情会从烈火中再生。
1863年，底特律第一次被烧毁，那是独立战争期间，当时，一个10岁的白人女孩指控一个皮肤黝黑的小酒馆老板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强奸了她。那时，《底特律自由报》写道：“福克纳的血管里流动着少量黑鬼的血。”但是，福克纳不承认他是“黑鬼”，他声称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
在福克纳被定罪之后，对于白人暴徒来讲，“少量黑鬼的血”就足够了，他们一斧子砍掉了一个黑人的头颅，放火烧了35幢建筑。联邦军队最终进入了底特律。
1943年的种族暴乱再次燃烧了底特律，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一群白人少年与一群黑人少年发生了争吵。一个白人姑娘被一个黑人帮强奸的传闻，让一场混战迅速蔓延到全城。人们把黑人拖出汽车，毒打他们；底特律的黑人街区被人放了火。在三天的暴乱之后，联邦军队进入之前，34个人被杀害了。
1967年，警察袭击了一个黑人经常光顾的地下酒吧，以此作为导火索，底特律再次遭受大火。当时，从越南战场上返回的士兵是一方，警察是另一方。警察试图在底特律12大街和克莱尔蒙特街（Clairmount）交汇处西边的建筑物里，逮捕了所有82个成员，并暴打了那些食客和围观者。5天后，国民卫队和第82空降师介入，这场暴力行动才结束。在这场暴乱中，43人死亡，7 000多人被捕，2 000幢建筑被烧毁。
底特律是美国唯一一座被自己国家的军队占领过3次的城市，这是底特律不光彩的“殊荣”。
从地理上看，密歇根州是美国最北部的州之一，但是，从精神上讲，密歇根州是美国最南部的州之一。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底特律经历了大规模扩展，大约有50万黑人从大密歇根南部的棉花地里向北迁徙，进入底特律市。当时，人们认为，底特律是“梦想之乡”，只要在底特律找到一份工作来付房款，就能够在那里买一幢属于自己的带花园的房子，而底特律的工作遍地都是。
南方的乡下佬也来到底特律和弗林特这类城市，寻找工厂里那些不需要什么培训技能的工作。在“兴旺的20年代”，密歇根的“三K党”成员迅速扩大。经过10年的发展，估计住在密歇根的“三K党”成员达到了8万人，其中有一半住在底特律，另外一半分散在密歇根州的其他地方，如大急流市（Grand Rapids）和弗林特市。
一个黑人来到底特律，他发现了事实上的隔离，这种隔离产生于肉体威胁和限制性房地产合同，除了可以住到“黑底”（Black Bottom）和“天堂溪谷”（Paradise Valley）街区外，几乎不允许黑人住到任何别的地方。“黑底”和“天堂溪谷”街区地处“伍德沃德大道”以东。这个地区当时有大量的爵士乐俱乐部和黑人所有的商店，当然，那里人口密集，受到老鼠、腐烂的垃圾和不符合基本建筑标准住宅的困扰。1952年的一份报告揭示，在“天堂溪谷”街区，被老鼠咬伤的人数达到200人。
随后展开的城市更新和州际高速公路的建设，让成千上万的黑人就地搬家，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些黑人聚集区的人口密度。
底特律的扩大是预料之中的事。在1967年动乱之后，白人迅速向郊区搬迁，如沃伦这类地区，白人带走了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税赋，仅仅留下了他们的房子。
1967年动乱发生后的第五年，通过选举，底特律拥有了它的第一个黑人市长科尔曼·杨（Coleman Young），黑人从政治上控制了底特律。科尔曼·杨在1974年的就职演说中说：“我签署了一份给所有贩毒分子、冒牌艺术家、拦路打劫者的提前警告：是离开底特律的时候了；是离开‘八英里路’的时候了。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他们穿着‘超级阿飞’（Super Fly）的服装，还是穿着别上银色胸章的蓝色工装。上路吧。”科尔曼·杨有复仇心理，很聪明，常常说出一些很好的句子。他就职演说中的这段话就很著名。
剩下的白人把科尔曼·杨的话解释为，他们应该攻击“八英里路”了。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20世纪50年代，底特律的人口达到顶峰，当时的人口接近1 900万，其中白人占83%。现在，底特律的人口不足70万，其中黑人占83%，底特律是唯一一座人口曾经超过100万，而现在人口萎缩到不足100万的美国城市。
弗兰基弟弟常去的那家酒吧的一位女招待，很狡猾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说：“黑人期待走出贫民窟，现在，整个城市都成了贫民窟。杨摧毁了底特律这座城市。”她设想，她有一个怀有同感的听众。
点唱机里正放着默尔·哈格德（Merle Haggard）的歌曲。我看看弗兰基弟弟，他正在欣赏着一次友善的酒吧争吵。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坐在酒吧里了，最后一次是我回家度假时，坐在这个十分特别的酒吧里。那一次，我在说一个当地的人是冒牌越战退伍兵时，嘴里吐出了脏字，于是，有人要我们出去。很显然，这家酒吧不允许出言不逊，相对来说，假装自己看到了海外军事行动，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过错。
弗兰基弟弟正对着这个女招待微笑。他不以为然地挥了挥他手上的香烟，说道：“我想这取决于你正在问谁。取决于你站在‘八英里路’的哪一边。黑人可能认为，你才摧毁了底特律，因为你走的时候，没有打扫你留下的烂摊子。”
这个地方哑然了，除了哈格德的歌声。
哈格德唱到道：“我们没有在大街上放火烧掉我们的征兵证……”
火
底特律正在坍塌，不仅仅因为性丑闻和政治上的腐败，还因为底特律正濒临破产。路灯损坏或没有理由地瞎了。垃圾无人收集。污水倒灌进了房子，以致整个地块浸泡其中。紧急救护系统几近瘫痪，有时在接到紧急求救后数小时也不见救护车出现。警察的车辆已经使用10年了。基尔帕特里克市长和他的太太，却开着用美国最穷城市纳税人的钱购买的昂贵的“凯迪拉克凯雷德”（Cadillac Escalade）。
基尔帕特里克市长为了节约开支，正在试图削减陷入困境的消防队的开支。一天上午，我正坐在这个令人困倦不已的编辑部里，寂静时而被某个编辑敲击键盘声打破，我正在读着这天早上发表在《自由报》上的一篇文章，基尔帕特里克市长含沙射影地说，底特律的消防队员们都在混日子，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睡觉和吃牛排，偶尔处理一些小事故来打发时间。
从我为《纽约时报》报道“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情况开始，我知道了消防队员们是谁：他们最接近曾经有过的牛仔。想象一个人打算冲进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建筑的情景。消防队员们有着他们封闭的文化、一种讲话方式以及成千上万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直到有一天灾难发生了，我们才想起他们。
基尔帕特里克市长在这家报纸上所发表的观点，不知为自己树立了多少敌人，我了解这一点。我穿上我的外衣，打算去见这个人。
丹·麦克纳马拉（Dan McNamara）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工会老板，他显然是从专教溜须拍马的学校里毕业的。
消防工会主席麦克纳马拉说：“如果基尔帕特里克市长认为，照看消防车背后的事情不难的话，叫他给我打电话。”麦克纳马拉有着一头银发，一把大胡子。坐在一张大工作桌后边，麦克纳马拉把双手合在一起，做了一个钻石形状的手势。“我会安排这件事，让这个尤物做些实在的事情。”
“我来安排。”我说。
“安排什么？”
“我会告诉他，他是个尤物，然后，我会在这辆消防车后面好好‘照顾’他。”
麦克纳马拉透过他的大胡子，露出一丝微笑。
他开车把我带到了底特律的东边，属第3队第23消防站的辖区。我们把车停在一幢住宅前，相邻的住宅已经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了，与它相邻的是一幢住宅，再接下来，又是一幢烧毁了的住宅，如此延伸下去，像一个冰毒上瘾者的嘴巴一样。
3辆铰链式卡车和十几个消防队员，正在这条街的中间，清理一幢废弃住宅里的余火，这幢房子的旁边是一幢收拾得不错的科德角式住宅，里边住着一位老妇人。
这天现场负责的消防官叫迈克·奈文（Mike Nevin），他不停地叫骂着，满身是力气的样子。他长着一个酒糟鼻子，梳着一个另类的mullet发型，前短后长。我在想，如果火星落到他一直垂到衣领的长发上，他的头一定会点燃，点燃后的乱发像个用来洗锅的钢丝球，不过长了金发碧眼罢了。
实话说，奈文是那种不说废话、干实事的领导者，男士们凭直觉紧跟他进入战斗，但是，看看他的那支部队的装备。熔化了的头盔，有洞的靴子，覆盖了薄薄一层碳的上衣，使他们看上去像一群行动的火柴头，在我来看，这些人与那些身处凄凉前线的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正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这场战争正在造成惨重的伤亡。
奈文告诉他的队伍：“小伙子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拯救了一个老妇人的房子。可能不至于让她住到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里去。这个老妇人请我们去吃晚饭。”
当我正在记下点什么的时候，一个消防队员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个子不小，头发都剃光了。
“你叫查理吗？”
“是啊。”我说，我很惊讶，在这个城市荒原里，竟然还有人认出我。
“我叫戴夫。我与你妻子的弟弟一个学校。你不记得我了？”
我说，我想起来了。很久以前，我们还在一个地方喝醉过酒呢。我们握了握手。
“好啊，欢迎你回家，虽然底特律不怎么样。”
“底特律怎么啦？”
他对我说：“如果我有五美分，”他耸耸肩，“我也会把它们花光，兄弟。这里不缺工作。我就知道这个。”
奈文走过来：“所以，你要做个消防队员？”
“不是，我就是要看看。看看你所看到的东西。这里发生了什么？”
奈文手里正拿着一个塑料的汽油罐。
奈文说：“纵火。在底特律，纵火已经司空见惯了。兄弟，每年发生成千上万起纵火案。底特律太穷了，放把火比看场电影便宜得多。一罐汽油才3.5美元，而看一场电影要花8美元，何况底特律没有电影院了，所以，玩该死的火吧。他们把隔壁的空房子烧了，他们坐在那些见鬼的前廊里，他们在那里烤肉，笑着点起火，当作他们的娱乐。太匪夷所思了。隔壁住着个老妇人，她没有买保险，她的房子烧着了，她就成了无家可归者；而另外一个街区完蛋了。”
我记下了这些。我就知道这里有故事。
几天以后，我回到这个让我不能忘记的消防站，就像一个尾随海军陆战队进入阿富汗闭塞地区的记者一样。我们开了一辆教练车，开始了一次巡逻。这辆车上除了奈文和我之外，还有3个人，吉米·蒙哥马利，他是一个个子不高却精神抖擞的白人；蒙哥马利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哈里斯，他是一个身材魁梧、说话却很温柔的黑人，他兼任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杰夫·哈姆，他还有一份做护工的工作。
接近黄昏时分，天正下着小雨。傍晚的天气给人一种油腻腻的感觉。奈文茫然地盯着车窗外。
当车停在红灯前等待变灯通过时，我们看到了一个穿着外套的家伙正在抽大麻，奈文从前排座位上对我说：“我为什么要来工作？你知道在底特律做消防工作像什么吗？它就像那些老的越南黑白电影，像那些在镜头前挥手的战士，‘嗨，妈妈，每件事都新鲜。每件事都没问题。’是吧？有一堆尸体在他的背后，他正在抽大麻，打牌。‘嗨，妈妈，我爱你。8个月以后见。’我是想说，这样做太累了。这里有些人在欣赏着。这个车上的人迟早要受伤。这个城市夜以继日地在燃烧着，我们的设备破烂不堪，我是说，看看我们的靴子。没人管这事。”
他把手指伸进了小腿部位靴子上的洞里。
“总有一天，有人会倒下。这不过是个迟早的问题。你说是不是？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样的事情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哈里斯牧师正在开车，他轻轻一笑，把车子开进了边道，一场销售毒品的交易正在通过一辆小车的窗子进行，妨碍了消防车的行进。
“看看这个垃圾，”奈文继续说道，他看着一个正在走远的吸毒者。“看看这个家伙。他是一个遗忘了他自己的被遗忘的人。这很悲惨。他还能有什么？他们谈论新奥尔良和卡特里娜飓风。可是，这里没有空投救援，这里没有搬迁计划，也没有重建的资金。他们把人们留在这里，像他那样生存，他还能有什么？”
奈文来自这个街区。他的爷爷是个立陶宛移民，在帕卡德汽车工厂里给汽车安装保险杠。他的父亲就出生在离那个消防站几个街区的地方，在底特律消防队干了30年后，退休了。现在，奈文又在这里工作，努力像这个消防站里的兄弟们那样，去拯救大火中的财物和人。“我热爱这个地方，这个街区，这些人，”他说，“我愤恨那些掌权的人，人们以为他们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地方，然而，他们并非如此。”
我们绕过一个立陶宛人的墓地，返回那个消防站。一台推土机正在那里工作，但是，它不是把一口棺材放进土里，而是从土里把一口棺材挖出来。
我问道：“这里怎么了？”
哈里斯不无反讽地回答道：“他们正在给死者搬家。把死者搬到郊区去。”
我说：“不，这不可能是真的。”消防队员们捉弄我这个容易轻信的记者？
“信不信由你。”哈里斯说。
我在我的笔记本的背面写下了一句话，想回头弄清楚这件事。白人跑了。黑人跑了。现在死人也跑了。
哈里斯自己已经搬到叫作斯特林高地的郊区去了，这个地方在沃伦以北，“八英里路”是它的边界，他之所以搬到那里去，是因为他发现，在底特律这座城市里，在他热爱的人们中，养育他的孩子太难了。而对于他居住的那个新街区，即白人街区的人们来讲，搬进一家黑人会产生不少问题。
“在底特律养育孩子太难了。当我搬到斯特林高地时，我首先感到，我是个外人，”哈里斯家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家黑人。“随着他们渐渐了解我，我感觉好多了。”
哈里斯把车转到了“东格兰德大道”（East Grand），经过“科比街”（Kirby）。这个消防站坐落在底特律的东边，靠近1956年关闭的帕卡德汽车工厂的废弃建筑物群，关于拆除这些废弃建筑物的问题，一直无人问津。1平方英里的工业废墟，拾荒者曾经光临过，随后出现了猫鼠马拉松大赛。拾荒者们在此寻找金属物品，把它们卖给废品回收站，然后，他们再给这一部分建筑点上一把火。于是，消防队来灭火。在大火扑灭之后，这些拾荒者又回来寻找暴露出来的支撑建筑物的主梁和工字梁。从车上我们就能看到千疮百孔的房顶和残垣断壁，地上满是十几米直径的大坑，厂房里长着大树，那里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发生了癌变的心房。
奈文说：“我们就像在给该死的拾荒者打工。”
横跨“东格兰德大道”的一座过街天桥，把这个工厂的南部与北部连接起来，这座天桥留下了一个填字母的方框，拼出一个墓志铭：MO OR CITY IN U TR L PARK。
再过一个街区就是消防站了。在消防站里，有一把有些年头的咖啡壶，当消防队员等待下一次任务时，围着这个咖啡壶站着，一杯咖啡还没喝完，下一个任务就下达了。
整个城市处在没完没了的火光中，于是，无线电火灾报警箱就像患上腹绞痛的小羊一样，发出咩咩的叫声。
“第16梯，请回答。”
答复是：
“第16梯，暂停服务。”
吉米·蒙哥马利笑了。每次听到这种声音，他都要笑。我们走出来，站在大街上。这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坏了：吉米所在的这个消防站里的马桶盖，支付吉米工资的底特律市政府。吉米盯着“东格兰德大道”对面的一幢房子，这幢房子的屋顶用蓝色的防水布遮盖着。吉米盯着地上的杂草。废弃的小汽车。空空如也的厂房。吉米盯着他曾经光顾的工人酒吧，过去买面包的那家面包房，那是17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吉米开始拥有这份消防队的工作。
甚至消防站的报警器也坏了。因为消防总部从未派人来修理这个报警器，所以，站里的一些小伙子把它凑合改装成了“鲁布·戈德堡”的捕鼠器之类的玩意。
当电话打进这个消防站时，包括火灾位置的地图可即刻从传真打印机里打印出来。然后，某个队员拿着这张传真纸，跑到消防站的门边，按下那个安装在门上的电子金属盘，这个金属盘与报警器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电子回路。铃声大作。然后，广播喇叭再次发出咩咩的叫声。
一个电话打进来了：一个人把花园使用的塑料水管接进煤气主管道，因为他太穷，不能给他家的孩子们取暖。这个塑料水管漏了，导致这个街区发生了爆炸。3分钟后，消防队到达现场。现场像是希罗宁姆斯·博希希罗宁姆斯·博希（Hieronymus Bosch）是荒诞派绘画大师。绘制的荒诞画，火与人性弱点交融的悲剧场景。消防队员从大火中救出孩子们，从烧焦的窗户上取下一个人的内脏，这个人像件衣服一样挂在窗户上。一个消防队员把一个小女孩抱上了救护车，他用一只手捂住她的眼睛，另一只手托着她已经破碎了的股骨。
原先这幢房子坐落的地方成了一个大坑。
一个小时后，奈文满不在乎地抽着他的便宜雪茄，仿佛这场屠杀不过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一边不知对着谁问道：“这种事情何时有个完。”“底特律的孩子们正在死去，因为他们家太他妈的穷了，不能给孩子们取暖。把这几句话写到你那个见鬼的笔记本上吧。”
我真的把这几句话写到我的那个见鬼的笔记本上去了。
8个消防队员回到了消防站，倦意的脸上布满了污垢，还没等他们把自己收拾干净，火灾报警器又发出咩咩的叫声。这一次是一家普通住宅着火了，底特律大致有62 000幢空房子。消防队员们跳上消防车，横冲直撞地行驶在蒙特埃利奥特大街上，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就到达了火灾现场。大街上的司机并不避让消防车，消防车的警笛成了一种对市民的滋扰。
当这些消防队员到达这个被毁掉的地方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书上放着一副眼镜。橱柜里满是易拉罐和麦片。仿佛这个房主20年前出门遛狗，再也没有回来一样。
这时，我开始认识了底特律的消防队员是谁了。底特律的消防队员正是那个拿着“尼禄”的小提琴的人。
在我看来，奈文、哈里斯和底特律的消防队员们，通过他们的工作，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目击了底特律这个伟大城市的大踏步后退，看到了从历史的灰烬中拯救那些活着的人们的战斗。
在几十年以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万圣节前的纵火和摧毁性的“狂欢节”，每年都会使底特律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这一晚被称为“魔鬼之夜”（Devil’s Night）。
1984年的报告显示，那一年就发生了810起纵火案，底特律成了美国每一个纵火者的狂欢地，成为寻欢作乐、寻找刺激的人们的旅游目的地。直到现在，当我回家后，我才认识到，我的家庭也是纵火行为的受害者。
我母亲的花店曾坐落在“东杰斐逊大街”（East Jefferson），这是底特律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从底特律市中心向东延伸，直到“格罗斯普安特村”（Grosse Pointe Hamlets）。
这家花店旁边就是一个黑人贫民窟，白人工人阶级曾经居住在这个贫民窟里。花店的橱窗上都安装了护栏，由于树木的遮挡，从街上不易看清花店里面，这样，抢劫犯可能看不清，只有我母亲独自在打理着这家花店，的确，我母亲常常是一个人在那里支撑着这个花店。母亲曾经被枪威逼过数次。她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待了许多年，坚持做这份生意，让这个花店能赚些钱，抚养两次婚姻带来的5个孩子。她是众多没有道理与这个城市联系起来的人之一，终于有一天，万圣节的前夜，一个狂徒给这个花店点了一把火。
这个狂徒一定是为了刺激而点燃这个花店的，因为他并没有拿走店里的任何东西。这种无意义的行为让我母亲目瞪口呆。为什么没有目的地去摧毁一家花店？为什么烧了这个建筑，烧毁一个街区，烧毁一座城市？母亲久久地背靠着花店的墙站着，最后，有一个人朝着橱窗扔砖头。母亲修好了这扇橱窗。一个星期以后，一个人再次往橱窗上扔砖头。母亲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事，也不希望再做什么，母亲转过身来，背对着底特律，把她的花店搬到了“格罗斯波因特公园”，那里有古朴、树木修剪整齐，治安完善的街道。
不久前，我去过那家花店。花店已经没有了。除了砖头和石膏板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往瓦砾堆里踹了踹，找到了许多母亲手写的发票。我把这些发票拿给母亲看，母亲木然地盯着它们。然后，母亲泪如泉涌。
几天以后，我又回到了这个消防站，回到了消防车的背后。奈文打算给我澄清一点：“底特律的人的确不富裕，可是，大部分都是好人。这里的许多事情不是老百姓能够掌控的。这些人们处在饥饿之中，他们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工作的可能性。他们被卡在这了。蠢货们掌管着一切，从白宫的布什总统，到马努吉安的基尔帕特里克市长，他们是无能之辈，这里就像一个国家生病了一样。”
奈文告诉了我消防队员的配给，20%的消防机构因为得不到市政府的财政拨款随时将关闭。消防机构必须自己支付厕所手纸和清洁用品。消防队员被迫穿着老化了的消防服工作。底特律市政府甚至在不久以前搬走了这个消防站的黄铜消防阀，把它们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竞标者。
当请他考虑这个问题的规模时，他认为，这个问题超出了底特律市政厅的管理能力。
奈文说：“当你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老板把工厂搬走了，但是，老板没有把人带走。”
晚餐来了，哈里斯，这个牧师，像往常一样，带领大家祈祷。然后，他们给我讲起了故事，包括他们从高压线上搬下的那个不幸的人，他挂在电线上，像个人体彩罐。这个人试图剪断通着电的高压线，然后当作铜线卖掉。
小偷甚至也光顾了消防站。最近，当消防队员们正在做他们的土豆和牛排的晚饭时，消防警笛响了起来，他们来不及吃饭，就出发救火去了。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的那顿晚餐竟被人偷走了，罐装的绿豆和咖啡奶油消失了，属于某个消防队员的轻便卡车也未能逃脱被偷走的厄运。
几天以前，我看到一个神经错乱的妇女正在给一个被遗弃的房子放火。当消防队员正在救火时，这个妇女爬进了消防车，试图把车开走。消防队员只得给警察打电话。
警察的回应是：“没有巡逻警员。”
消防队员只好用衣服盖着她的头，坐在她的旁边，最后来了两位纵火调查员，才把她看管起来。
“鲁布·戈德堡”报警器再次响起时，我们还没有吃完晚餐。这些消防队员们再次跳上了他们的消防车。
这次的火灾现场距离消防站不远。这幢房子是空的。门没上锁，它是这个地块上的最后一幢住宅了。一个消防队员给我解释，一个农民已经把这个破败不堪的街区变成了草场。在这些高大的草丛里，堆放着许多草堆。
当消防车还在路上难以动弹时，一行四人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已经到了那里，他们拿来了录像机和照相机，在消防工程车之前，他们先期到达，他们身着全国一致的政府消防部门的外套，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来自消防总部或工会的。一个小伙子嘴里还嚼着口香糖。
“你是消防队员？”我拿着我的笔记本问道。
一个小伙子令人毛骨悚然地回答道：“差不多吧。”
我问神父哈里斯，他们是什么人。
哈里斯远眺了一下一个地块里高高的干草，远眺几个年迈的黑人，他们穿着他们的浴衣，站在廊道里。哈里斯看了看这群白人佼佼者和他们的消防制服。
哈里斯说：“可能就是他们放的火，因为他们在我们之前就到了。他们来了，他们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他们带着检测装置，等待火被扑灭。”哈里斯给我解释着，“它伤我们的心了。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伤我们的心了。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告诉我们，他会尽其所能帮助这座城市的人民。如果必须牺牲他的生命，他也会在所不辞。它伤透我们的心了。”
我给他们的医用冲洗袋拍照，看着他们制服上的新泽西消防部门的标志。他们需要社会来审判。警察在哪里？人都到哪里去了？
蒙戈
我已经给基尔帕特里克市长寄去一份很大的情人节礼物以及关于死去的脱衣舞女“草莓”的故事。随着每日对基尔帕特里克市政府有关妇女和缴费办事制度的揭露，基尔帕特里克期待好恐怕是最靠谱的事情。
现在，是该偿还的时候了。基尔帕特里克欠我一顿午餐和至少一次访谈，我给他的秘书去了电话，提出了我的这个要求。
但是，我得到的是这样的通知，他把自己藏在他的獾洞里，不打算出来。
我与基尔帕特里克的发言人詹姆斯·坎宁（James Canning）坐在市政厅东侧的咖啡馆里，他问我：“你在采访中要给基尔帕特里克提出些什么问题？”我们坐在窗户边，街对面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全球总部“复兴中心”（Renaissance Center）。这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但是，建筑里和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我的眼睛从一个乞丐转到了坎宁身上，坎宁是一个白人青年，他有一份不那么光彩的工作，那就是站在镜头前面，然后谎称，基尔帕特里克市长工作正常，他正在辛勤地工作，以拯救底特律。
我已经在《纽约时报》磨炼了十载，我汇集起我这个曾在最好城市里出尽风头的记者的义愤，我把他的那句话再还给他，“你在采访中要给基尔帕特里克提出些什么问题？”我会告诉你，我要在采访中给基尔帕特里克提出些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接受我的采访，我就在伍德沃德大街上天天揍他。这就是基尔帕特里克应该得到的。
坎宁阴沉着脸，好像我啐了他的咖啡似的。
“你从哪里来？”他问，“纽约，对吧？”
“对，纽约。”
他点点头，然后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了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给这个牧师打电话。他能代表市长说话。”
我看了看这张名片：霍勒斯·谢菲尔德牧师（Rev. Horace Sheffield）。我把这张名片放进了口袋。
“吃中午饭？”我问。
“我会提出来的。”坎宁说。
我说：“告诉他，我会埋单的。”
谢菲尔德牧师在底特律最西边开了一家社区服务中心，他使用木篱和电控大门把这个中心与他所服务的贫民窟隔开。谢菲尔德牧师是联合汽车工会一个偶像式人物的儿子，他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代理一部分社会工作，按照合同，从市政府得到相应的资金。因为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在调查基尔帕特里克的问题，所以，财源枯竭了。后来，当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跟我抱怨道，电话公司已经停了他的手机，他还可能付不起他的贷款了。
谢菲尔德牧师的社区中心死气沉沉，照明系统很差，当我向前台走过去的时候，我停了下来，看到一个教室里6个孩子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或涂鸦，或在找什么。按照这个教室的告示，这个教室是用来举办处在风险中的年轻人的生存训练项目的，市政府的拨款表面上是为这个项目支出的。
我在前台签了到。
前台服务生告诉我：“牧师正在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我坐到了一把冰冷的长条椅子上。
我仔细看着墙上的民权事件的照片，一个衣着得体的黑人在工会的集会上，在宴会上。我发现，对于底特律的历史，底特律的种族和劳工运动，底特律黑人以及与此相关的底特律白人说不清理不顺的阴谋，我知之甚少。我打着领带，然而，我忘了刮胡子，我发现，我蓝色牛仔裤的膝盖处有一个小洞。
我并没什么具体的问题要问谢菲尔德牧师，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深思熟虑的问题要问他。我不过是关注我们面对的大城市政治（big city polities），如果大城市政治是一张桌子，我只是研究这张桌子上的小摆设和信手涂鸦而已。
随后，政权力量走了进来：一个矮小、敦实的秃头黑人出现了，他身着一件长长的皮质风衣，身旁站着一位个子高大、衣着得体的搭档。我曾经把他们认作“伊斯兰民族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的成员。
这个身穿皮质风衣的秃头黑人给前台报告了姓名：阿道夫·蒙戈。
我可能对底特律知道得不多，但是，我知道这个名字。阿道夫·蒙戈。在底特律，我们绕不开这个名字。蒙戈的头衔是顾问。但是，他还有其他一些头衔：政治打手、炸弹投手、刺客。这些都是威风凛凛的头衔。
蒙戈在20世纪80年代的科尔曼·杨执政期间崭露头角，那时，他担任底特律市政府主管交流事务的副主任。蒙戈曾经是海军陆战队员和自由撰稿人，他出生于底特律一个黑人黑社会大佬的家庭。按照他和他的兄弟的说法，蒙戈的叔叔是一个私酒贩子和传送赌博数字的人，他的姑妈曾经是妓院老鸨。蒙戈死去的哥哥是海洛因和可卡因毒品贩子。所以，当科尔曼·杨执政底特律时，蒙戈家族迂回地进入了市政府的权力阶层。
蒙戈的哥哥拉里好像成了科尔曼·杨的军师，所以，当阿道夫来敲门时，科尔曼·杨给了他一份工作，从科尔曼·杨的政治机器中，蒙戈认识到了，底特律的政坛是一个封闭和专横的世界。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还没有成为总统的时候，曾经到底特律接受这座城市的“城市钥匙”。当时，科尔曼·杨让他作为一个听众等了非常长的时间。
蒙戈的回忆是这样的：一个下属走进杨的办公室，说道，“先生，自由战士罗伯特·穆加贝到了，正坐在外边。”
杨答复道：“去他妈的罗伯特·穆加贝。这里是底特律。”
这的确是底特律。我们曾经把这个城市的钥匙交给了萨达姆·侯赛因。至今都没有要回来。
蒙戈目睹了杨的一个鞍前马后的随从，因为侵吞大笔钱财而锒铛入狱，于是，蒙戈决定自己重拳出击。他后来告诉我：“侵吞大笔钱财是邪恶的。我不打算做他们要我做的。我不会因为一件2 000美元的西装而让自己失去自由。”
无论如何，蒙戈总是局中人，所以，他成了政治顾问。你可以雇用他做战略计划，或给他钱，让他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他会毫不留情地敲打你。蒙戈知道旁门邪道在哪儿。
在基尔帕特里克争取再次当选市长的竞选中，蒙戈曾经敲打过基尔帕特里克，在地方电视台和广播里，称基尔帕特里克是一个娘儿们气的男人，妈妈的小宝贝。基尔帕特里克并不与他相斗，而是花20万美元雇用他，这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娘儿们气的男人和妈妈的小宝贝。
随着基尔帕特里克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下滑了两位数时，蒙戈跑出来，在《密歇根纪事报》的最后一个版面上，做了一个现在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广告“私刑处死”（tynching），纪念罗斯·帕克斯的生与死。
这个广告把黑人被吊死在树上的老照片与媒体对基尔帕特里克的态度进行了比较。这个广告的确起了作用。基尔帕特里克的支持率以两位数的规模大幅回升，赢得了第二次市长选举。蒙戈懂得政治上胜利的第一规则。
黑人政治家们假装蒙戈没有为他们工作。白人政治家染上了同样的失忆症。但是，他们都向他征询意见，他们在那些非选举年里与他一起喝酒。我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到这些背景。蒙戈就是这里的政治。了解他正是我的工作。
我站起身来，伸出我的手，说：“阿道夫·蒙戈？查理·勒达夫，《底特律报》的。我一直都想见你。”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的是：“该死的混账东西。就穿这样的衣服？我以为你是个贩毒的或类似的玩意。”
蒙戈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给我介绍了他身旁那个穿着得体的大汉，那是他的弟弟斯基普，然后，他在我身边坐下。
他说：“你这个混账东西写的那个舞女的事。一个见鬼的好故事。我努力去说服这个市长，如果他看上去还在掌管着这个城市，他能处理好媒体这件事，他就要好好地使用这个媒体。但是，他不听。他是个很聪明的小伙子。但是，他很无知。政治上的愚昧。对历史的无知。他不读书不看报。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一本书，你知道吗？书架上没有一本书。这不是个问题吗？”
前台服务生打断了他：“蒙戈先生，牧师打算现在见你。”
蒙戈站起身来，往前走了几步，回过头来问我：“你来吗？”
“跟你们一起？”
“对，混蛋，跟我们一起。”
我跟上了他们。
谢菲尔德牧师傲慢地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后边，他是一个超出130公斤的大汉。他经常出现在社区里。除他的社会工作之外，他负责在底特律东部地区传教，为人们做了不少事情，常常自掏腰包为人支付葬礼费。他是另一个谈论种族斗争的人，当然，他的父亲是黑人，而他的母亲却是白人。在底特律，我们都谈论种族斗争。这就是底特律的生活。
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看看蒙戈，然后看看我。
蒙戈说：“我邀请的他。他没事。”我在后边找了张椅子坐下。谢菲尔德牧师正在打算反对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一个众议员，一个年迈的、在议会中像个摆设似的人物。科尼尔斯众议员在下议院里待了20多届了。他对包括“海兰帕克”（Highland Park）在内的他的选区的崩溃负有责任，他甚至难得在“海兰帕克”设一间办公室。
“海兰帕克”是T模式的发祥地，是一个被底特律环绕的工业村庄。现在，那里几乎没有工业了。那里贫穷、黑人聚居，烧毁的建筑比比皆是，甚至“伊斯兰民族组织”把他们的清真寺都搬走了。民间的口头禅是这样的，郊区的人不去底特律，底特律的人不去“海兰帕克”。
科尼尔斯众议员是弱势的。如果某个与教会有联系的人站出来反对他，他就得下台。
谢菲尔德牧师不傻。他一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这步棋，几乎能够肯定，他是站出来扳倒科尼尔斯的人，他请蒙戈来做些基础工作。
科尼尔斯的选区是一个因为党派利益而改划出来的选区，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种族区，其中还包括一些工人阶级的白人社区。
蒙戈说：“在乡下人给科尼尔斯投票前，他们肯定会先给一个该死的粉色驴子投票，这样它们就平等了。你是黑人，但是，科尼尔斯代表了他们所痛恨的一切。”
但是，谢菲尔德牧师当时正受到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压力：查尔斯·兰戈尔（Charles Rangel），长期代表哈林区（Harlem）的国会众议员，他在清晨给谢菲尔德牧师打电话，要谢菲尔德不要参与此事，谢菲尔德这个政治机器的产物正在考虑这个意见。
“我必须想想这件事，阿道夫。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我会失去很多。”
“嗯，要命，霍勒斯，你要我来做这件事，而你的行动像个白人老太婆。你回头想想，”蒙戈恼怒地说，“等你决定了，给我打电话。”
蒙戈和他的兄弟走了。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走。
走到大门口，蒙戈转头对我说：“你学到了什么新东西？”那个房间里的学生们，现在正趴在桌子上，进入了梦乡。
我说：“我不确定。我似乎很担心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
蒙戈说：“我很久以前就对底特律做出了决定。底特律属于黑人。除非没有白人住在底特律，否则，白人总是很方便的靶子。传统的黑和白现在成了灰色的。白人得到了郊区和其他的每一样东西。黑人得到了底特律，黑人与他们自己作战。战利品归懂得这一点的人。”
我问：“所以，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对，”蒙戈说，“如果你留下来，你会发现，现在许多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是一些非常没有能力的狗崽子们。”
我指着谢菲尔德牧师问道：“这个牧师缩回去了会怎么样？”
蒙戈说“见鬼去吧”，面对一个失去的机会，他摇了摇头。
唇膏和泻药
初夏，我在地方爵士乐俱乐部的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了底特律市议会的女议员莫妮卡·科尼尔斯（Monica Conyers）。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底特律的政治有多么滑稽可笑。
这位年轻且性感的莫妮卡·科尼尔斯，是那位老态龙钟的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的妻子，她是在“科尼尔斯”的招牌下，走到底特律政治前台上来的。
她的竞选广告带有不少色情电影的那种模糊的品质，看上去这些电视广告是隔着幕布拍摄的。无论如何，这些竞选广告简单而且尽力利用她丈夫——一个民权斗士——的名字。
莫妮卡·科尼尔斯身穿贴身的低胸衬衣，以凸显她的乳沟，柔声说着：“加入到科尼尔斯家族来，我们正在从那些将个人利益置于你的利益之上的人手里夺回底特律。底特律应该更好。”
底特律选择了莫妮卡，一个政治上的新手，她那薄薄的简历上记录着，她4次没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甚至在科尼尔斯宣誓就职之前，她就工作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酒吧里揍了一个妇女，因为这个妇女报怨莫妮卡与她的丈夫谈笑风生。这个妇女离开时，一只眼睛被打青了，肿得像茶托那么大。
也就是我回到底特律的时候，莫妮卡威胁要杀掉基尔帕特里克市长的一个助手，因为这个人无意中冒犯了她。
按照警察的记录和报纸的报道，当时，莫妮卡指着这个人的鼻子骂道，“我叫我的兄弟们揍死你。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会拿枪来的。我有4个兄弟，他们会把你这个混蛋打得满地找牙。”
莫妮卡否认她威胁过这个人。她说是这个男人先挑衅的。她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耍大牌的女人；一个得志更张狂的花瓶和口无遮拦的女人。
莫妮卡是否动用了底特律的养老基金，去支付她成千上万美元的海外旅行费用，与我无关。莫妮卡是否没有恰当地处理一群美国最穷公民的事务，也与我无关。这都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工作。
莫妮卡代表了当前美国政治家的状况。当国家开始露出瘦骨嶙峋的肋骨时，公共财政养活的却是脑满肠肥的小丑。她并非唯一一个。芝加哥有它的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纽瓦克（Newark）有它的市长夏普·詹姆斯（Sharpe James），圣迭戈（San Diego）有它的众议员杜克·坎宁安（Duke Cunningham），俄亥俄（Ohio）的杨斯敦（Youngstown）有它的众议员詹姆斯·特拉菲坎特（James Traficant）。
可以肯定，这些人不过是些跳梁小丑。但是，莫妮卡乔装打扮得更体面些。她就是一幅披在真实的人身上的政治讽刺画皮。
有关小丑的一件事是，小丑出售复制品。
我从我对莫妮卡·科尼尔斯所做的记录开始。莫妮卡是迷人的。这个口无遮拦的姑娘来自一个离异的家庭，她的父亲有一次入室盗窃的犯罪记录，她的一个兄弟是抢劫犯。莫妮卡容易大发雷霆。她是高峰时段的醉驾者，一艘只待时日要沉的船。我早该与她有点联系了。我等待时机时，莫妮卡送上门来了。
一天，莫妮卡在市议会里露面了，她面容憔悴，披头散发，不过用了一根橡皮筋把头发揽到后脑勺上，好像刚刚从被窝里爬出来似的。当秃头的市议会议长小肯尼思·科克雷尔（Kenneth Cockrel Jr），用木槌阻止了莫妮卡对某个不重要事务的发言时，莫妮卡勃然大怒。
莫妮卡指着科克雷尔大喊。她提到科克雷尔打了他的妻子。她喊了两次：“怪物史莱克。”
科克雷尔威胁要宣布休会，莫妮卡尖叫道：“休会，宝贝！宣布休会呀！”以此作为威胁。
科克雷尔宣布休会。这个场面上了晚间6点的。人们都对莫妮卡的“表演”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必须先有一个有关莫妮卡的印象。于是，我给莫妮卡的政治顾问山姆·里德尔（Sam Riddle），打了一个电话，一个风流倜傥的骗子，他似乎扮演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的角色，莫妮卡则是邦尼·帕克（Bonnie Parker），他也陪同莫妮卡参加了那些动用养老基金的海外旅行。我原先曾经与他一起喝过咖啡，在那次见面中，他告诉我：“就腐败而言，底特律与第三世界的唯一差别是，底特律的街头没有山羊。”
里德尔接了我的电话。他抱怨我的一个女同事，写了关于他拿养老基金的钱出游的令人不快的故事。
“她是该死的疯女人，我不会再跟你们《底特律报》说什么。”
我告诉里德尔：“你必须去向她抱怨。是她的过错不是我的过错。”
“哦？”里德尔回了一句，“去你的。”
里德尔把电话挂了。
10分钟后，我再次把电话打了过去，我想，这10分钟足够让他平复情绪了。
我还没问好，里德尔就开口了：“哎，对不起。我不再为这个疯子莫妮卡·科尼尔斯工作了。她朝我放屁。我不再附和她的那些胡说八道了。我老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明白了吗？”
我不懂里德尔在说些什么，但是，我说了我要说的。
里德尔称他自己是给莫妮卡拉皮条的，他说。除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不喜欢在夜晚站街。
“无论如何，你能与她取得联系吗？”我问，“我想做个访谈。”
里德尔想了片刻。“访谈上头版吗？”
我说：“如果有意思的话，当然可以。我找不到不上头版的理由。我还会做个录像，放到《底特律报》的网络主页上去。”
“让我想一想，”他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莫妮卡不仅接受了访谈，而且还要我带几个学校的学生来，这些学生会问她一些她在市议会会议厅行为方面的问题，访谈和问答过程全部录下。
孩子们带着他们事先准备的问题到了市议会会议厅。他们坐在巨大橡木拱门背后政治家们的座位上。首先，他们蜷缩在莫妮卡的面前。莫妮卡从肮脏的贫民窟，走到法学院，走到有一个权力显赫的国会议员所在的教堂，再走到底特律市议会临时议长的位置上，她呼吸这个会议厅的空气很久了。她坚持要这些孩子们用她的头衔称呼她：市议会临时议长。一种显示位居第二的奇特方式。
最后，科克雷尔走了进来，问这些孩子们，关于这个“怪物史莱克”的事件。
科克雷尔问这些孩子们：“谁对这件事有看法？”一个13岁的女孩凯纳·贝尔问莫妮卡，她是否感到，她对议长和底特律这座城市出言不逊。
莫妮卡冷笑着反问道：“此话怎讲？”
贝尔回答道：“您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必须尊重您。”
“绝对的，”莫妮卡回答道，“你们从未生过某人的气吗？”
“当然有，但是，我们是孩子。就像我们看电视时，一个成年人会称另外一个成年人为‘怪物史莱克’吗？这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会做的事。”
莫妮卡罕见地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她眨眨眼，抽搐了一下下巴。
“小姑娘，你现在能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嗯，您是一个成年人，”贝尔说道，“人们有时需要在做事情之前先想想。”
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这个录像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莫妮卡成了底特律问题的另一个符号：莫妮卡·科尼尔斯之都。原先，底特律是凶杀之都，纵火之都，贫困之都，失业之都，文盲之都，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之都，种族隔离之都，市长丑闻之都。
莫妮卡负面的公众形象沸沸扬扬地炒作了一个月：《CBS早间报道》、《华尔街日报》的头条，甚至地方电视台。这一切其实没有给奄奄一息的《底特律报》加什么分。
突然，科尼尔斯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名扬四海”。
莫妮卡自然不高兴，她想告诉我。她亲自与我联系。我们安排了会面。
在我驱车去“八英里路”的一家鸡尾酒吧与她会面时，我决定先在凯纳·贝尔家停一停，跟她的家人问个好。
自从制作了那个录像后，我一直都没有见到凯纳，这个录像使她成了“YouTube”备受宠爱的人，成了底特律美好的范例。我驱车经过了底特律西部这个破败的街区，凯纳家住在这。
当我离开底特律时，时间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底特律还是美国第七大城市，人口超过120万。到现在，底特律是黑暗的，支离破碎的，充满暴力的。一年的凶杀案达到600起。“魔鬼之夜”，就在感恩节前夜，这个城市会火光冲天，会震碎玻璃；在那个晚上，凶杀案会最多。
通过车窗的挡风玻璃来看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底特律空空如也，底特律孤立无助，底特律哀婉动人。
有些地块上，没有一幢房子住着人，坍塌的建筑物遭到遗弃，成为纵火犯的受害者。我驶过一个又一个地块，不见一个生灵。
我在贝尔的家门口停了下来，那里曾经是著名的拉维诺斯服装街。他们住在一幢都铎风格的建筑里，附近还有一些相同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物环绕着一个公园，公园里长满了高高的无人修剪的野草，饮水台已经破烂不堪。我敲了敲房门前的铁栅栏。贝尔不在家。他们开着破旧的凯迪拉克，去兜售装在后备厢里的糖果，因为在5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仅有一家糖果店，还在一家酒店里。
大风把一棵死掉的美国梧桐树刮断了，树枝和树干横卧在了大街上。
当我用手机给这个家庭的家长哈里·贝尔打电话、想找到他们在哪里时，哈里赞美了上帝。我问到这棵树怎么回事时，他说，一周以前的一场暴风雨把这棵梧桐树刮倒了，正好砸在了他的汽车上。数月以来，他一直都在请求市政府派人来砍掉这棵树。之后他也打电话，请市政府派人来清理这些树枝树干。但是，这棵美国梧桐树至今仍像一具僵尸一样躺在那。
哈里在电话里告诉我，这辆车还可以开。“太好了。感谢上帝。”
哈里是一个典型的底特律人：部分时间失业，满脑子上帝，竭尽全力地四处寻找着希望。至少这车还能开，赞美上帝！
我围着这个地方转悠，希望遇到这个家庭。他们是在一个经济萧条的街区，没有窗户的住宅与那些有着修剪过的草坪的房子混在一起。哈里在这个地方长大。
哈里的妻子玛莎，拼命地挥着手，跑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嘿呀，米斯特查理”。
我的脸唰地一下变白了。“米斯特查理”是战前时期的一个古老俚语，奴隶给他们的白人主人的称呼。
“玛莎，请不要喊我‘米斯特查理’。”
我与哈里握了握手。他看上去病了，得了肥胖病、过度紧张和高血压。他与我的年龄相仿，但是，看上去比我大10岁。他原先在鱼贩子那里工作，但是，他有病，甚至都站不稳了。我很担心他，他们家要是没有了他和他的稳定的影响，要怎样生活下去。
我问他：“孩子呢？”
他指了指车子。凯纳坐在汽车的前排。她低着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怎么了，凯？”我问道，并坐到了车的后排。
她耸了耸肩膀。她说：“我不知道。我想是大家的关注吧。大家的关注让我想了很多。我很不好意思。我很羞愧我是个穷人。我很羞愧我住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一天要走出这里。我就是想搬走。”
“如果有一天你真要走了，你想去哪里？去郊区？”
她说：“不，我真的不适合于住在郊区。我可能去乡村吧，走得远远的，那里再也没有烦恼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农场，只有我的家人在我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梦，”我说，“这也是我的梦。如果有你做邻居，一定很好。”
她笑了，我也还给她一个微笑，我知道前景使她感到渺茫。底特律一半的孩子甚至读不完高中，即使那些读完了高中的，有一半也是半文盲。
虽然凯纳身处逆境，然而，她却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按照她妈妈的说法，她成功的秘密是，除了每周在教堂里度过的那15个小时外，剩下的所有时间里，她都会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如果有一个孩子真能得到那样一个农场，那一定是凯纳。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去见莫妮卡了，所以，我跟这家人说再见，我许诺哈里，一定以记者的身份，给市政府打电话，看是否能够感动某人，让他感到羞愧，然后不得不派人来搬走这棵挡道的死树。
当我驱车离去时，玛莎冲着我喊道：“‘米斯特查理’，再见。”
我沿着林伍德大道朝西走。我对这条街记忆犹新。我常常从我母亲的小花店里将葬礼用的花，送到这条大街上的几个黑人教堂里。他们通常使用喷刷浓艳的灵柩和骨灰坛，再用紫色和橙色的绒球装饰起来。人们总是在后门跟我打招呼，他们身穿异国情调的深色葬礼服装：黑色的、薰衣草紫色，有时，还有血红色或橘红色。
我经过了“黑麦当娜神社”（Black Madonna），它属“泛非基督教会”（Pan African Christian）。“泛非基督教会”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不同于白人版本的基督教。在这个神社的受难曲版本中，基督是一个黑人。
“泛非基督教会”自诩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其中有些未必是信徒。“泛非基督教会”促成了底特律在1973年选举产生了第一位黑人市长科尔曼·杨，从那以后，“泛非基督教会”一直是黑人政治权力的源泉。像约翰·科尼尔斯和莫妮卡·科尼尔斯这些“政治精英”，一直都敬畏这个教会。阿杰曼（Jaramogi Abebe Agyeman），原先叫阿尔伯特·克利奇（Albert Cleage），是“泛非基督教会”的建立者，他的侄子是韦恩县的警长。消防队高管层次的官员和基尔帕特里克的主要秘书，都是这个教会的信徒；许多地方委员会的主管和基尔帕特里克所任命的官员，隐蔽的和无须竞标的市政府事务的合同持有者和好处的获得者，也是这个教会的信徒。
实际上，基尔帕特里克也是这个教会捧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基尔帕特里克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教会里相识的。
“泛非基督教会”的建立者克利奇，曾经在1967年底特律暴乱后，声称要烧掉剩下的底特律。从表面上看，克利奇雇人打点“泛非基督教会”的事务。这个教会那幢殖民时期建筑物的屋顶正在向大街上坍塌，墙壁上的油漆正在脱离，沿着教堂正厅的一些灰色的窗子用木板封了起来。这个教堂西边和北边的建筑物被烧得焦黑和坍塌了，像一排被人遗忘了的墓碑。我惊讶地发现，底特律的黑人权力中心会看上去如此不堪入目和破旧不堪。
往前不远处，有一个“新伯特利浸礼会教堂”（New Bethel Baptist Church），是C·L·富兰克林（C.L.Franklin）牧师建立的，他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朋友，是“灵魂传说”A·富兰克林（A.Franklin）的父亲。
富兰克林牧师使自己成为一个底特律人，也像许多底特律人那样死去。1979年，他在家里休息时，遭到枪击。他死得很痛苦。虽然后来给他装上了呼吸机，但是，他终于在6年之后，死于这次枪伤。
这个教堂同样满目疮痍，那条人行道上随处都是乱扔的垃圾，教堂建筑处在空地、加油站和酒铺之间。
在成为“新伯特利浸礼会”的教堂之前，这个教堂曾经是“黄雀剧场”（Oriole Theater），“普世胜利教会”（Church of Universal Triumph）的总部，“天堂公司”。一个叫作“先知琼斯”（Prophet Jones）的人领导着教徒们。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琼斯曾经是美国最成功的艺人——传教士之一，不多的几位打破了肤色障碍的黑人牧师之一，在白人控制的媒体中，全美范围播送他的传道表演。《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称他为“穿貂皮的弥赛亚”（Messiah in Mink）。
琼斯打扮得珠光宝气，华丽夸张。据说，他有400件上装，4 000瓶古龙香水，4辆卡迪拉克小汽车，每辆车都配有单独的司机。他的信徒们，黑人和白人，大部分是被底特律钢筋水泥文化疏远的底特律南部的人们，他们乐于让这个先知阔气。他坐在一个金椅子上传教，据说他的右耳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他的右耳上戴着一个钻石耳环，能够更好地听到上帝的声音。
“先知琼斯”的主要神学箴言是，到了2000年，所有活着的人类都会永生。为了到达这个千禧年，琼斯下令：“妇女应该束上腰带，以便让肚子和臀部凸显出来。”他还规定，妇女应该在晚上给指甲涂上红色的指甲油，每周服用泻药一到两次。
“先知琼斯”很快就倒台了，1956年，琼斯受到起诉，他与一个便衣警官发生了同性恋关系。琼斯虽然逃脱了惩罚，但是，他的声望从此一蹶不振。琼斯没有看到自己神学箴言的实现。1973年，琼斯死去，而正是那一年，科尔曼·杨当选底特律的市长。
太阳落山时，我到了“巴克的键盘酒廊”（Baker’s Keyboard Lounge），这是一个爵士乐俱乐部，在靠近“八英里路”底特律的那一边的利物诺斯路（Livernoise）上。20世纪80年代，我妻子的父母常常光顾这里。
酒吧里已经客满，当然，这个地方散发着下水道似的气味。莫妮卡坐在酒吧里边，靠近舞台那边。
那时正值初夏，莫妮卡穿着一件乳白色低胸上衣和一件紧身裙，一条异国情调的丝袜和一双高跟鞋。她的这身打扮看上去仿佛她正束着一条腰带。当然，她的指甲上涂了红色的指甲油。
我点了波旁威士忌和苏打水，她点了茶和柠檬，一份奶酪沙拉和一碗汤。她告诉我，她正在禁食，试着清理肠道和减肥。
我们闲聊起来。
莫妮卡问道：“你知道我打算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做点什么吗？”
“做什么？”
“我打算给体型肥大的女人设计胸罩。”她说。
我逗乐地说：“没问题，做这个生意，一定前景光明。”
她卖弄风情地眨巴着眼睫毛，故作姿态地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这样，她的臀腿部正好对着我。
“科尼尔斯议员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保持着婚姻关系，我们都需要这种关系。”她调情似的低声说道。
我又点了其他的食品。
接下来是莫妮卡言归正传的时候了。她抱怨道，我策划了那件事。我向她保证，这件事不是由谁策划的，凯纳·贝尔有她自己的思想。这件事让她有机会抱怨一个13岁的小孩对她的地位不恭敬。
我问道：“我们是否可以像个成年人那样说话？”
“你说呀。”莫妮卡龇牙咧嘴地笑着回答道。
我问：“见鬼，你怎么搞的？你跟一个小孩子较劲。”
莫妮卡的笑容消失了，牙齿却露了出来。我的脸准备好了指甲和饮料的来袭。
莫妮卡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她没有脑子。”
“她不是没有脑子。她很正常。”我说，“喂，听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走到摄像机前，然后说，这个小姑娘提醒我自己，我在这个城市里长大，我必须变得厚脸皮。你应该说，她已经告诉了你一些有关礼貌的事情。你为她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免费的好建议。她应该采纳。
与此相反，莫妮卡，她挺了一下她的肩膀，靠在桌子上，拍拍我的胸脯。她的手慢慢地顺着我的躯干向下滑，抓住了我的睾丸。她轻轻地捏了一下。
她问我：“你不会带着录音笔吧？”
我一下惊呆了，我说：“没有。愿你今晚过得不错。当然，我受宠若惊。真的。”
我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腰带，红色指甲油，清理肠道，酒吧里打架，下水道，录音笔，永生和衰败，都在我们的周围。荒唐至极。令人惊讶。这是一个记者的梦遗。我究竟在何方？
付完账，我走了出去。
外边的标志是这样的：“底特律市界”。
火车、飞机和汽车
如果说纽约的主宰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那么，主宰底特律的则是汽车公司的主管们。我们不去问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工会的人可能从汽车公司的主管那里挤出额外的10美元，但是，汽车公司的主管懂得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最后，我们发现，汽车公司的主管并不懂得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种认识形成于2008年9月15日，那一天，每加仑汽油卖到了4.24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挫504点。这正是神圣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它破产的时候。
“雷曼兄弟”的破产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它们显示出，美国不是处在一个商业周期的中间。这是一个时代。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信贷和股票市场投机的泡沫中，当账单到期时，美国人却拿不出钱来偿付。
国际货币市场惊恐了，信贷正在枯竭。华尔街步履蹒跚，三大汽车公司濒临绝境，不能卖出它们那些喝油的猎犬。
大约到了10月，银行家们手里拿着他们的帽子，在华盛顿特区排起队时，“时代广场”上的国家赤字时钟在9万亿美元上停摆了。
这个国家赤字时钟没有数字了。
外国金融票据的交易给华尔街的崩塌火上浇油。但是，底特律不同。我们制造汽车，而不是在那里印票据和耍弄骗术。即使这样，底特律发生了什么呢？底特律这个曾经最能代表美国的城市如何成了一具僵尸呢？
底特律的滑坡由来已久，不可阻挡。我们可能把底特律的滑坡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和法定的住房抵押贷款契约，这种住房抵押贷款规则阻碍了黑人到任何其他的地方生活，他们只能住在最肮脏的贫民窟里。
我们可能把底特律的滑坡归咎为战后的工业政策，这类政策把工厂送到城市的郊区，送到南部的乡村，送到西部的荒原。
我们可能把底特律的坍塌归咎为1967年的城市暴乱，在这场暴乱之后，白人纷纷离开。我们可能把底特律的坍塌归咎于这个城市的第一任黑人市长科尔曼·杨和他的腐败以及任人唯亲的政治文化。
我们可能把底特律的坍塌归咎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波动，这场波动给外国汽车公司的竞争打开了大门。
我们能够指责克林顿年代的贸易协议，允许美国制造商通过后门溜出了美国。
我们可能把底特律的坍塌归咎为“联合汽车工会”（UAW），这个工会要求给闲置的工人照付几乎全部的工资，或把底特律的坍塌归咎为短视的管理，他们不是说不能这样做，而是把支付给闲置工人的那部分工资加到了汽车的价格上。
有这样一种看法，底特律不过是一个走向破产的暴发户式的城市，一个从亨利·福特开始建设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的城市。汽车造就了底特律，汽车也毁灭了底特律。底特律是以某种一次性的方式建设起来的。汽车产业推动了城市扩张。汽车工业允许人们逃出底特律这个有着肮脏工厂和冒着蒸汽烟尘烟囱的正在闷烧着的城市。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底特律的人口就开始下降。确切地讲，那时，底特律乃至美国，都处在发展的巅峰时期。当底特律在人均收入和住宅私人拥有方面成为美国的领军城市时，自动化和外国竞争的发生都在迫使帕克德这类汽车公司关门。帕克德是在1956年关门的，导致底特律的东部地区衰退和破败下来，而底特律东部的衰落引发了底特律的衰败。
直到1958年，底特律仍有20%的劳动力没有就业。这里的人不用担心就业问题，这个依靠制造业而产生财政收入的富裕城市，有自己的福利系统，这个福利体制比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早10年光景。底特律市提供医疗、汽油和住房租赁费，每周给成人和孩子分别发放10美元和5美元食品费。免费牛奶和蜂蜜的字样一路向南，火车洪水般地把贫穷的“黑人”和“乡巴佬”送进了底特律。如果底特律不是在吸引着这些贫困人群的话，底特律的人口那时就会下降。
就是市中心的火车站，密歇根中心火车站，也存在先天性的不足。1913年，在这个火车站投入使用3周后，亨利·福特宣布了一天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引起底特律人口剧增，汽车产量猛增而美国的铁路运输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萧条。
人们来自波兰、爱尔兰，来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佃农窝棚。美国的中产阶级正是在底特律诞生的。
破坏者一直都在袭击着“密歇根中心火车站”。火车站的红木栏杆已经被洗劫一空，铜圈和大理石墙面也在劫难逃。在一个四处都是鬼楼的城市，“密歇根中心火车站”是底特律的“漂泊的荷兰人”，是底特律的墓碑，是底特律丧失其伟大的具有讽刺性的地标建筑。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这幢没有窗户的建筑，直接看到延伸到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
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国家的经济崩溃，我们都不能围绕底特律人周围发生的事情，去谴责底特律人。
2008年11月19日，三巨头的总管，通用汽车公司的瑞克·瓦格纳（Rick Wagoner），福特汽车公司的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以及汽车工人工会的主席罗恩·盖特尔芬格（Ron Gettelfinger），到达华盛顿特区，请求联邦政府的救助。那时，救市的反弹尚未爆发。但是，当三巨头的总管在国会作证时，人们明白了这样一个概念。小汽车。每一个人都懂小汽车。贪婪的总管们和懒惰的工会。谁又不懂这一点呢？
面对“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接受令人难堪的拷问，汽车大亨们无非在显示他们如何无能为力。
因为日本的尼桑汽车厂地处田纳西州，所以，人们戏称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鲍勃·考克（Bob Corker）为“尼桑参议员”。在这次听证会上，鲍勃·考克参议员问三巨头的总管，他们打算拿他们提出的250亿美元的救助款做什么，三巨头的总管哑然了。
考克参议员说：“我不过是要个数字。”
在一阵胡言乱语之后，通用汽车公司的瑞克·瓦格纳闪烁其词地解释道，他们的确没有具体的计划，他们基本上是打算按照各自的市场份额去瓜分这笔救助款。
瓦格纳说，如果有120亿救助款，“我们认为，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个好球，使我们度过下一年”。
三巨头的总管们在一阵讥笑声中走出了会议室。
他们虽然是两手空空地走的，却被告知，两周以后，拿着计划再来。三巨头的总管们是开着私人飞机到华盛顿特区来的。但是，他们却是驱车再回到华盛顿特区的，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道琼斯指数暴跌445点。
《底特律报》的编辑和记者，曾经以汽车报道为基础建立这家报纸的可信度，当他们再看看《底特律报》上边的时，他们目瞪口呆。底特律的产业声誉真的已经一泻千里了？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底特律的产业声誉的确今非昔比了。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仰慕也大跌眼镜。我在《纽约时报》当记者之初，就领教过这个教训。密歇根州弗林特一家汽车部件厂，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过一次罢工。当时，《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这样的故事。罢工那一天，游荡的工会小伙子们，把他们的罢工时间用来购物，开着他们的机动船在湖里绕圈，好像有条机动船是一个罪过。
当时，我曾经问过《纽约时报》一个清瘦却充满思想的编辑：“曾经拥有一条船，挣一份高工资不是一件好事吗？”他把手掌放到他的鼻子上，然后说：“这些人有远见。他们应该已经看到了墙上写的，而且应该也上过大学。”
我对他说：“如果我们都是诗人，我们也会词语匮乏。”
阿道夫·蒙戈也知道这一点。当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众议员正在教训三巨头的主管们如何做生意时，我接到了蒙戈打来的电话。
“活……活……活见鬼了，”蒙戈咯咯地笑着说，“他们跑到华盛顿去，认为他们是三巨头的主管。这证明了他们离开底特律就什么都不是。他们真的没有认识到，底特律是黑人的一个符号；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了离开了黑人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是，在美国，无能的不只是黑人。”
蒙戈说得不错。无能不是黑色底特律所专有的：华尔街已经把世界的金融大厦推到了悬崖边。白宫把我们推进了两场使用信用卡偿付的战争。三巨头不能纠正他们的账本。加利福尼亚正陷入1 500亿美元的债务中。这个就要上任的新财长蒂莫尼·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没有交税。
2008年12月，三巨头的总管们再次回到华盛顿，带来了他们比较具体的计划，而寻求的救助款也从250亿美元上升到340亿美元。这一次，他们没有开飞机来华盛顿；而就是在2008年的11月份，他们曾经毫不客气地从这里被逐出过。
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主管开着他们的混合动力型汽车来到华盛顿。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管艾伦·穆拉利开的是一辆福特翼虎SUV混合动力车。通用汽车公司的瑞克·瓦格纳开的是一辆雪弗兰迈瑞宝混合动力车。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鲍勃·纳德利有些窘迫。公司用一辆Aspen Hybrid SUV把他送到华盛顿，这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拿到市场上来的唯一一种绿色车型。问题是，这款车很糟糕，不值得信赖。
尽管使用了电池作为一部分动力，但是，Aspen Hybrid SUV由“V8发动机驱动，每加仑油可行驶不到20英里”。充电系统有缺陷，难以正常运作。
鲍勃的司机叫迈克·卡莱尔（Mike Carlisle），此人曾经是个侦探，一个月前，刚刚怀着厌恶的心情，从底特律警察局退休。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邀请媒体，在底特律，给去华盛顿的车队拍照，预祝他们一路顺风。卡莱尔后来告诉我，媒体没有看到的是，有两位工程师在尾随着纳德利的那辆车，与其保持一个3英里的缓冲区，他们携带手提电脑和各式各样的工具，以防“Aspen Hybrid SUV”出现问题。甚至克莱斯勒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产品。
底特律的“车手”第二次到华盛顿，情况依然不妙，当然，沿路没有出事故。当三巨头的总管们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面前落座时，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佯装若无其事地拷问了他们。阿拉巴马州有韩国现代、日本本田、德国奔驰的组装厂。
“你们自己开车来，还是有一个司机？”参议员谢尔比问，“你们自己开得多，还是坐在副驾驶或乘客的位置上的时间多？我想你们打算把车再开回去？”
三巨头的总管们第二次到华盛顿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再次返回底特律。那一天，道琼斯指数暴跌444点。
离开国会山，纳德利登上了他的那辆不可靠的5万美元的Aspen Hybrid SUV，驱车10小时，返回底特律。按照卡莱尔的说法，纳德利要他把车开到机场去，公司的飞机在那等候他，那时，他们甚至还没弄清楚林肯纪念堂在哪儿。
卡莱尔把车开回了底特律。
2008年12月15日，布什总统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170亿美元的救助款，布什总统不希望汽车产业坍塌，从而给他的总统生涯再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那一天，道琼斯指数下滑26点，克莱斯勒宣布，它不再生产Aspen Hybrid SUV。
陷入泥潭
他们早上7点25分到达工厂，许多人的汽车，都锈迹斑斑，千疮百孔。老板的例外，他开的是沃尔沃。
走进这家螺钉厂，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那个敌人——那面时钟。然后，我们能够看到发臭的油蒸汽和溶剂。令人沮丧的黄色灯光。滑溜溜的地面。蛋糕状正在脱落的墙壁。
工人们不愿待在这样的地方。扔到杂草中的酒瓶子能够告诉我们一点点这个故事。
我看着这些郁郁寡欢的人们，正在猛抽他们开工铃声响起之前的最后一口香烟。切削液和其他的油料，已经在他们手指甲盖下面的皮肤上永久性地留下了印记。他们周围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我久久地盯着他们受损的皮肤，他们耳褶里的、眼角里的、鼻子和头发里的那些细腻尘埃和脏块，使他们的皮肤受损更为严重。我看到了他们皮肤上留下的斑点，这可能是他们的妻子，每晚在他们喝啤酒时，用镊子给他们清理皮肤时留下的痕迹。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曾经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过。在底特律长大的每一个人，无论怎样，都会在这样的工厂里待过。
底特律有若干条工业企业集中的大街，如福特路、普利茅斯路、五英里路、六英里路、七英里路、八英里路。我们会在工业大道沿线的酒吧里闻到这些油脂和液体的气味。他们在铁轨上弯下腰，能看到他们法兰绒裤子上的油渍补丁，球帽上的油，拿着糟糕的公司或者欧杰斯生产的点唱机上的曲柄。他们打美式台球，吃着油腻的汉堡，廉价的威士忌。
我看着这些盯着那面钟的、茫然的和绝望的脸，他们像是要把那面钟砸个粉碎，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所有的事情，我想起那些事情，没超过5秒钟。
工人们准时于早上7点30分在这个时钟上打卡，分秒不差，否则，他们就要多待14分钟，在美国，没有人免费工作14分钟的。当螺钉磨床的轰鸣声快速响起来时，一份辞职结算平静地落到了他们的头上。要这份工作，或者不要。他们需要这份工作。走出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再找到工作。现在的美国，再也没有什么工作给他们了。
这个机械车间可能是在美国制造业部门坍塌和蓝领工人斗争中倒下的又一块多米诺骨牌。附近至少有7个车间正在招租。
这个螺钉工厂地处“田园城市”的工业区，福特路以北、底特律以西3英里处，在我长大的那地方以东2英里的地方，靠近韦斯特兰购物中心。韦斯特兰是一个工人阶级城市，那里的人们信奉他们的消费文化。就我所知，韦斯特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购物中心建立之后，按照这个购物中心的名字给自己更名的城市。
然而，当大部分事情都是围绕这个购物中心发生时，这个购物中心却是经营惨淡，利润下滑。因为周边空置起来的店面和空闲的地块，进一步导致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岌岌可危。那块空闲的地块曾经是“何去何从电影院”的所在地。我们曾经从电影院的消防门偷偷地溜进去，整个下午乃至整个晚上，在那里蹭电影看。
我的弟弟比利和他的妻子金都在这个螺钉工厂工作。比利弟弟也已人到中年，他的头发日渐稀疏，身体有些发福了，比利弟弟年轻时长得像个漂亮的演员，现在，他的脸蛋也开始衰老了。比利弟弟没有念完高中，所以，他无法依靠教育背景来找份工作。
比利弟弟的才华依然可圈可点，尤其精于数字。在这场房地产风暴发生之前，比利弟弟在“快速贷款”公司借了7万美元改组的次级抵押贷款，他每周在“快速贷款”打三天工。
“快速贷款”是美国庞大的住房信贷机构之一，这些住房信贷机构出售了大量次级贷款，从而把美国经济带进了低谷。比利弟弟曾经穿着漂亮的西装在“快速贷款”做次级抵押贷款推销员。他称自己是比尔。
现在，比利弟弟生活在每一个郊区白人小伙子都有的噩梦中：在地狱里工作，与那些每小时挣8.5美元的智障者为伍，清理螺钉，给螺钉点数。结果证明，傻子比较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傻子可以无忧无虑，什么也不用去考虑。
圣诞节，比利弟弟得到区区43.8美元的奖金，而且被赶出了贷款买的房子。他的西装、工资账户和每周三天推销贷款的工作也不翼而飞。
原先他至少还有份工作。在来螺钉厂做工以前，他在家闲坐了几个月，那时他失业了，整日看高尔夫视频。令人难堪的是，他的三个孩子下午放学回家，推门进来，看到这个父亲的姿势与他们早上走时别无二致。
“金回家时告诉我，螺钉厂有个空缺职位。我想，太好了！一份工厂里的工作。我想起了工会。我想起了15美元一小时的工资和迷幻药！
“不是15美元一小时。是8.5美元一小时。我在高中时就比这挣得多。我想哭，不这样，又如何呢？”
然后，比利弟弟背诵了这一代人新的战斗口号：“有份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比利弟弟站在工作台边，穿着松垂下来的裤子，戴着一顶布满油渍的帽子，把一个软管接头处螺钉上的“中国制造”的标志清理掉，然后，再包装起来，卖给美国顾客，他们不想知道这些东西是中国制造的，其实，只有中国制造的，才这么便宜。比利弟弟没有戴面罩，也没有戴防护眼镜。到了午餐时间。他正在喝一杯加了奶精的咖啡，而且加了不少糖。车间里静悄悄的。
这里没有提供什么医疗保健措施。一个工具箱就成了牙齿保健工具。比利弟弟试图用一把钳子拔掉自己发炎的槽牙。这颗牙断在了牙龈之下。
我问他，这是怎么了？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
比利弟弟说：“兄弟，你不会相信，这里的工友们拒绝工作。我是说，如果要他们多干几分钟，他们会说：‘见鬼吧，我走了。’他们讨厌我在这里，因为我真是来工作的。你明白吗？这样做可以帮我消磨时间。我并不介意是否有人知道那个地方不过是个茅坑，我并不属于那里。我真瞧不起那个地方。工友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讨厌我。我提醒他们，他们被困在这儿了。当然，我并不怪他们。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地方，你就会理解了。
“我高兴这样做。当我走进这个墓地，我猛然醒悟了。一个见鬼的家伙，在这已经待了30年了，挺着胸脯在那里转悠，他说：‘我一小时挣19美元。’”“一小时挣19美元。然后，老板降了2美元，这个家伙就留下了。老板真有胆量留下他。这就是他所知道的。我并不在意。我不打算死在这儿。他们都知道。我是这样感觉的。我不恨他们。我不过是讨厌这个见鬼的地方。”
比利弟弟正在心不在焉地拧紧另一个箱子，这会儿本来是休息时间。这个箱子贴着这样的标签：“部件可能是美国、中国或中国台湾制造。”
比利弟弟说：“一天，老板叫我去打扫该死的厕所。打扫该死的厕所？你相信吗？我在那儿打扫厕所。这些厕所肮脏得不堪入目。这些家伙简直是动物。厕所的气味臭不可闻。我不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我也曾经生活得很好。这令人感到耻辱。但是，我需要一份工作。所以，我收起我的骄傲，打扫起厕所来。
“我屏住呼吸，在那里打扫卫生。我打开一个厕所间，里边随意乱写着一些话。‘勤奋的工人们见鬼去吧。’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你现在能够了解到的美国。‘勤奋的工人们见鬼去吧。’这里所要说的是，没有哪个美国人愿意做体力劳动。”
比利弟弟接着说：“往前走，进去。右边那个厕所间，手纸卷筒上。”
我走进了厕所。比利弟弟没有夸大其词。这个厕所臭气熏天。尿味就像一根冻硬的绳子直接钻进了鼻孔。右边那个厕所间，脏手纸扔在了铺了瓷砖的地上，就像在墨西哥看到的那样，这样倒是不会堵了下水道。我想，这不过是懒惰而已。墙上写着：勤奋的工人们见鬼去吧。
我回到他工作的地方，比利弟弟正在哧哧地笑着。
比利弟弟说：“兄弟，至少我家里还有吃的。对吧？但是，我原先不是这样。我不应该在这儿。我是一个贷款推销员。我是一个很优秀的贷款推销员。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可卖的。现在没有什么可卖的。‘快速贷款’要我回去工作，我还在考虑。见鬼，那里的工作时间太长，那种推销贷款的工作近乎于犯罪。我想，我就在这里忏悔。我在‘快速贷款’工作时，公司在底特律大概就有3 000名信贷员。现在，我听说，大概只有200名信贷员了。你知道我说什么吗？在美国，当住房贷款风行时，1/10的成年人都是在房地产行业里就业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们都生活在骗局中，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出售骗人的住房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负分期偿还。我们称之为，递延利息或分批支付抵押贷款。我就是这么做的。很抱歉。很多人上当了。我就被赶出了我用贷款买的房子。警长把我锁在了门外，我的许多东西都锁在了里边。光碟、衣服和家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能再搞一套。至少，孩子们没有被锁在那里。”
比利弟弟笑了。
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正在聪明地认识到我很久以前就应该聪明认识到的事情。作为一个记者，我认为我是失败的。我忘记了这种臭气熏天的地方。报社的人去的酒吧里没有这种气味。
比利弟弟说：“是这样。例如，你要买一幢10万美元的房子，你没有多少钱去支付贷款，于是，你希望支付某种仅支付递延利息的住房贷款。我正在努力向你推销这种贷款，假定5%的利息。”
我告诉他：“假定7%的利息。”我不清楚这是否就是一个编排的骗人的故事。我要试试他的数学能力。
“好吧，7%的利息。这样，递延利息的住房贷款允许你把7%的利息降低为3.5%的利息，另外3.5%的利息在贷款期结束时支付。明白吗？这样，你每月仅需付290美元利息，不用付本金。”
我用计算器一算，比利弟弟只少算了1.67美元。
“另外那290美元的利息加到你的本金上。5年过去了，你已经新增了17 500美元到你的本金上。”
我把这个数字输进我的计算器。妙极了。他精通钱财之道。“兄弟，如果你上过大学，你一定会有所成就。”我说。
他又笑了。不过，他的心里一定是另一种滋味。
“好了，5年之后，你欠了11.75万美元。一旦这个房子的价值达到了贷款价值的90%，这就意味着，你正在接近沉底了，银行会重新安排你的贷款，现在，你按照传统的方式偿还你的贷款，也就是本金10万美元，加上欠的利息1.75万美元，合计11.75万美元。现在，你有一笔30年的住房贷款，利息为7%。另外，由于你没有付任何本金，你还必须买一份贷款保险，于是，你每月要还的贷款为900美元。两周你所要偿付的贷款翻了三倍。一套价值2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每月你要付1 800美元的贷款。我们都知道，这个家伙绝不会挣到这么多的钱。
“我们编造他的贷款资格和改头换面，巧立名目，让他得到那幢房子。没有工作的人也得到了房子。我还听说过，死人都得到了贷款。作为一个信贷员，我们在办公室里设置骗局。不是开玩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骗局。
“你让一个家伙得到了住宅贷款，三个月之后，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帮他获得的那笔住宅贷款不好，你这里有了一笔更好的住宅贷款。都是包装起来的游戏。公司促使我们这样做。每一笔生意，我们能挣6%。6%！没人关心，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免费地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好了。这个房子并不是真的值你正在付出的钱。你已经不是量力而行了。我告诉这个家伙，‘你能够扭转这个局面。美国的住房价值每年上升10%。你不要丢了这笔钱。拿出3.5%来，投到股票市场上，这不是疯了。你会变成一个富人。
“当然，我知道这个家伙并没有投资股票市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去买了一辆凯迪拉克，吸食毒品。我做了上百份甚至上千份这样骗人的贷款，那些人本不应该得到这笔住房贷款的。我的确帮助了不少人。我让许多人去帮助他们自己。
“然后，房地产市场开始放水。就业市场开始放水。汽油价格上涨，每加仑超过4美元。天知道华尔街如何解决我推出来的这些坏账。我想这一定是一个问题。我们都做过。现在，我确切地知道了。我们都放弃了我们的义务。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房地产行业会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房地产这个气球吹得太大了。”
比利弟弟指着在另一张工作台上工作的小伙子说：“去和他谈谈。这个家伙真的付完了他的借款。他是个最老实的人。我认为他真是这样。但是，他是一个蠢货。他太傻了，不知道自己应该甩下欠款，径直走开。”
这个在比利弟弟工作台隔壁打工的人，名叫迈克。一个半文盲。他每小时工资为8美元，每周可以拿回家75美元。当他的住宅还贷已接近尾声时，他借贷买的那幢住宅连他欠的那一点点钱都不值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决定把贷款还完，而不是甩手一走了事。
为什么？我问他。许多人就是这样甩手一走了事的。
迈克说：“许多人这样做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如果每一个人都甩下他们欠的钱，一走了之，那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迈克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像“三个臭皮匠”中的莫伊·霍华德，他的下板牙正好掉了。当然，他没有抱怨国家牙保险计划的缓慢步伐。他只是担心他的工作。
看着他正在摆弄同一个螺钉长达15分钟，我问他：“怎么啦？”
“哪里怎么啦？”迈克问。
“这里，美国。经济怎么啦？这个螺钉车间怎么啦？”
“嗯。”他愠怒地说，“一个小伙子原先制造塑料汽车。然后，别的地方的一个小伙子可以制造40辆塑料汽车。但是，原先制造塑料汽车的那个小伙子还是喜欢这种汽车。他打算给他儿子买一辆，作为圣诞礼物。于是，他用信用卡付款，买了一辆。但是，他没钱还信用卡上的账。过了一段时间，信用卡公司要他还账，可是，原先制造塑料汽车的那个小伙子还是没钱还账。”
他突然打住，耸了耸肩膀。
“我想，这就是怎么啦。”
这个文盲理解了“这是怎么啦”。他说出了“怎么啦”，《纽约时报》曾经也说过怎么啦。
我回到比利弟弟的工作台。
我问比利弟弟：“你对你的所作所为有何感受？我是说，你高中辍学，你给人推销不良住房抵押贷款。一阵风刮来，你挣的钱全没了。现在，你每小时挣8.5美元，与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一样，点点螺钉数而已。”
“不堪回首，”比利弟弟闷闷不乐地说，“我的意思是，我正在想办法对付着过日子。我有3个孩子，所以，我是幸福的。我还有爱我的人，我们有吃的，还有屋檐遮风避雨。但是，在我正在挣钱时，我挥霍得更多。我现在以800美元的月租租了一个房子，而那时我出租一套公寓，每月收入1 500美元。”
比利弟弟的妻子走了过来，递给他一瓶饮料。
比利弟弟说：“谢谢你，宝贝。我们有钱时，我们没有考虑钱的事，因为钱永远也挣不完。至少我是这样的。查理，我的思维模式是推销员的思维模式。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推销员和赌徒。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有赌场。我想我所说的是，我把事情办砸了。”
比利弟弟的妻子说：“想象一下，我们现在能拿那些钱做什么。”然后，回她的办公室去了。
比利弟弟一愣，思绪万千。
“这是一个问题，卡在这里确实是一个问题。”他喃喃自语。
午餐结束的铃声响了。一双看不见的手，让机器开始加速。
“嗯，休息时间结束了。”比利弟弟说。他打开了他的送风管，它像蛇一样嘶嘶作响。
这个国王死了
秋天刚到，联邦调查局已经布置了众多眼线，显而易见，联邦调查局的眼线远远多于有线网络的举报人。
媒体上几乎天天都有泄露出来的传闻，都是关于认罪协议和陪审团的消息，底特律这座汽车城，陷入了日益扩大的腐败丑闻中。
起初，基尔帕特里克的问题不过是与这条短信和死去的舞女有关，但是，随着联邦调查局对几乎每个与这个城市相关的人进行调查，基尔帕特里克涉及的问题如滚雪球般增加了十倍。
问题从一个希腊人那里开始，他有一份利润丰厚的有关科博大楼的开发合同，科博大楼是底特律河畔那座破旧的会展中心。这个希腊人告诉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以不合法的方式，付给了基尔帕特里克和他父亲差不多50万美元，目的是获得开发许可。这个希腊人承认了逃税的罪行，法庭给他判了缓刑。
在得到希腊人的这条信息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开始监听电话，并寻找相关的证人。
偏执的情绪控制了时局。一些政客担心联邦调查局已经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于是，他们跑到潘凯克国际会议中心去开会，或在市区中心的街头巷尾见面。一个女市议员使用她爷爷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号码频繁更替。
突然间，我们没法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基尔帕特里克、莫妮卡·科尼尔斯以及十几个其他市政府有权势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进入了FBI的瞄准镜里，他们卷入了一桩以行贿方式获取一份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下水道工程合同的案子。
陪审团泄露出来的细节涉及女议员莫妮卡·科尼尔斯，她在快餐店的停车场与他人会面，在那里拿走了装着现金的信封。莫妮卡似乎一时间成了这家出售鱼排三明治的快餐店的超级粉丝。
在一个闷热的早晨，莫妮卡和一群市议会议员们站在议会的会议厅里祈祷。上帝一定在听着。闪电袭击了这幢建筑，让这幢建筑瘫痪了整整一周。
根据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 （RICO），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在调查针对基尔帕特里克的案子，而那时，基尔帕特里克正受到韦恩县检察官有关做伪证的起诉，控告他在解除他工作班子中一位主要工作人员克莉丝汀·贝蒂（Christine Beatty）职位的问题上，存在欺骗行为。
在基尔帕特里克与克莉丝汀·贝蒂之间那些电子14行诗中，流露出来他们的烈火与激情，尽管缺乏韵律，缺乏优雅，也是可以与伊丽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和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那些诗歌相媲美。
所有这些——他们的工资、电话、汽车、司机、面巾纸，都是由纳税人支付的。
基尔帕特里克炮制了一个有趣的法律战略。我称这个法律战略为“鬼神的辩护”。
基尔帕特里克承认，这些短信是用市政府发放的手机发的。但是，他坚持说，他没有写这些短信。一定是圣诞节的鬼干的，当他把手机放在口袋里的时候，这个鬼敲下了这些黄段子。
基尔帕特里克雇了一群享有高额收入的顾问和律师，但是，显而易见，他几乎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按照保释规定，他不能离开美国，但是，他还是在某一天去了安大略省的温莎，他忘记了温莎属于另一个国家。
第一次冲突。
当县治安官的两个副手去这个市长的妹妹的家送一份传票时，基尔帕特里克正好在那里。基尔帕特里克冲出房子，边喊道“从这里滚蛋！”边把一个叫作怀特的白人警察推出门前的走廊。
然后，他转身对着另一个警察，一个黑人妇女，喊道，“你这个黑女人与一个名字叫怀特的白人男人站在一起，你应该感到羞耻！”
第二次冲突。
直到此时，密歇根的州长和总检察长仍在观望，没有打算去面对一个黑人市长，他可能刚刚躲过了一个辛普森类型的流氓陪审员提出的8项重罪指控。
但是，在基尔帕特里克推了这个警察之后，这个制度的全部重量都压到了基尔帕特里克的身上。州长启动了解除市长职务的程序。总检察长开启了犯罪指控程序。
基尔帕特里克被带进了法庭。这个“嘻哈”（Hip Hop）市长站在法官面前。
“我深深地致歉……我请求你们的原谅……我要向市民们道歉，当然，主要是向你们道歉。”
一堆废话。第三个冲突。
那天晚上，法官把他送进了监狱。
见鬼，我站在法庭里，看着基尔帕特里克的表演，我在想。简直是个无耻之徒。我妹妹在监狱里待的时间都比他长。甚至我都比他在监狱里待的时间长。
嘻哈个鬼。
基尔帕特里克认罪了，没有电影，没有朋友，在监狱里待了4个月，付出了100万美元的罚金，辞去了市长一职。
基尔帕特里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底特律的市民们做辞职演讲。他系了一条花哨的领带，好像20世纪70年代单身汉的老派佩斯利领带。他妻子的打扮与他很搭。
我是在一个叫作“马赛克”的酒吧里看到这段辞职演讲的，“马赛克”是希腊城一个权势人物聚在这喝酒的地方，我在角落里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基尔帕特里克说话时，这个酒吧里鸦雀无声。人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承诺了很多事情，当然，他并没有完成这些事情，在他的这张承诺清单中，有稳定市政府财政，有拆除那些废弃的建筑物。
当这些权势人物计算着他们下一部电影时，酒吧里安静得能够听到冰块滴下的水滴声。末了，基尔帕特里克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当一个国王倒下时，王国还留在那里。
副市长正喝着白酒，当基尔帕特里克全神贯注地讲话时，这个副市长摇了摇头：“你把我供出来，就是为了你的东山再起。”
“哇，见鬼。”有人从某个角落里发出了感叹。那是阿道夫·蒙戈。“见鬼。”
老蒙戈。这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大叔，在葬礼上，大喊人们期待他们能够说得出来的所有事情。
“该死的。”蒙戈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的声音一部分像里德·福克斯，一部分像水泥搅拌车的声音。
“谁告诉他们系这样的领带，穿这样的衣服？他们看上去他妈的滑稽至极。这就是你花百万美元请的顾问给你的意见？这个家伙见鬼去吧。这个国王死了！”
蒙戈发现了我，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假装我不在那里。我埋单后，从侧门溜了出去。
败落了
弗兰基弟弟没有哭，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我用一根皮带把他捆在树上，像个马铃薯似的。当汽车通过乔伊路时，一群少年跳出了他们的汽车，抓起雪球，朝他扔去。
弗兰基弟弟没有哭，那一次，他被汽车撞了，给他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弗兰基弟弟没有哭，他的女儿出世了。弗兰基弟弟没有哭，虽然福特解雇了他。弗兰基弟弟没有哭，尽管他的街区里插满了出售房子的招牌，像狗尾巴草似的。
但是，弗兰基弟弟现在哭了。
我离开编辑部，开车去看他。他戴着一顶针织的帽子，穿着一件运动衫，正在找一处比较松软的地方，把他的金毛猎狗给埋了。
“见什么鬼啦？”我问他。
他沉重地回答我：“都是狗食闹的。”
“狗食闹的，什么意思？”
“我在网上看到的。这种狗食有毒。”
他用袖子擦擦他的鼻子。我朝四周看了看。有人从隔壁被人抛弃的住宅里，偷走了铝合金墙板。
这个叫作底特律的地方，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底特律正在让我伤心。底特律正在让我疯狂。整整一代人都被贬低到了与垃圾为伍的境地。我拥抱着弗兰基弟弟。
弗兰基弟弟抽泣着说：“不知道这些生产有毒狗食的人挣了他妈的多少钱？他们杀死了我的狗。”我把手放在兜里站在弗兰基弟弟的旁边，他正在挖出一个卷心菜大小的洞来，这是冬天里唯一一块没有霜冻的地方。这个洞就在邻居那幢房子的窗户下，这倒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个房子已经用来抵债了，现在也是空的。
弗兰基弟弟把石头压在狗的上边，这样，其他野生动物不会把它刨出来叼走。
楼顶上的鬼魂
“沃尔特殉职了。”
“什么？你是谁？”
“我是奈文。”23号消防站的消防官迈克·奈文，他正在哭泣。
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灰石板色的早晨，我正站在我家楼上的窗户边。从我家的窗户里可以看到底特律动物园的水塔。夸梅·基尔帕特里克的名字已经从那个水塔上清除掉了，然而，我还能辨认出那个名字留下的鬼魂。
奈文在电话里说：“喂，查理吗？沃尔特两个小时前殉职了。今天早上，一所见鬼的房子在我们的头上坍塌。见鬼了。一所不大的房子。我搂着他。阿门。我们都在消防站。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事。”
“我马上过去。”
我在窗前踱步徘徊，盯着那个水塔，想着那个名字。基尔帕特里克。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一个混蛋走了，另一个混蛋占据了他的位置，糟糕的事情继续上演。
我迅速穿上裤子，亲吻了妻子。她还在睡梦中。我把她叫醒了。
“怎么啦？”
我告诉她：“沃尔特死了。我必须去那个消防站一下。”
“是那个消防队员沃尔特吗？我的天哪。”
我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去过这个消防站不止一次，我们越来越喜欢那里的人们。他们是一群充满着大爱的人，我因此而仰慕他们。我喜欢那些成就某些事情的人。跟他们待在一起让我感觉我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我能把其他人说的富有哲理的话语写下来。
“告诉他们，我非常难过，”我妻子说，“我们会为他们祈祷。”
我加快车速赶往那个消防站。路上车辆稀少。没有谁赶路上班。
前天，我还在消防站见过奈文和沃尔特·哈里斯。这个浸信会的牧师。我在那里吃的午餐。在此之前，我很长时间都没去消防站了。我曾经根据奈文及他的同事们对市长的批评而撰写了他们的第一篇故事，故事当然谈及了市政府如何忽视了消防队和消防队员，于是，我被禁止前往底特律的所有消防站。对于此事，市政府不是去解决消防队员抱怨的那些事情，改善消防队员的工作状况，而是训斥哈里斯、奈文和那些出现在我的故事中的人们，把他们叫到城里去做出说明。
哈里斯告诉我的每一件事，现在都在变为事实，包括他的死。从市长办公室，到各部长办公室和没有名分却穿着工作服的官僚们，蔓延着一种隐瞒底特律问题的文化。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他们生活在一个考古的废墟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抱怨底特律窘境的消防队员要被带到他们的政府机关去。
什么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裤子和靴子上，还是千疮百孔，第23消防站的报警器依然是一个凑合改装成的东西，他们还是要自带手纸，底特律还在燃烧。
正如沃尔特所说，人们的确正在把他们死去亲人的尸骨搬出底特律，正如沃尔特预言的那样，第23消防站中的一个人会死去。
作为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沃尔特在吃饭前总是要祈祷。人们热爱沃尔特，超出了上帝本身，他们忠实地垂下了他们的眼帘。沃尔特·哈里斯最后的祈祷说得好：“上帝，看看这些好人，让他们回他们的家吧。”
在沃尔特的上方，餐桌之上，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新潮少年男女的电影，中学餐厅里的这群少年男女啦啦队员，他们身穿紧身的运动服，相互拽着对方的头发。
我不禁被这个滑稽的场面逗得笑出了声，哈里斯眯缝着眼，抬头看着电视，他也笑了。然后，他从桌底下，踢了我的腿一下。
“闭嘴，查理。”
我吃完烤鸡就回家了。
18个小时以后，哈里斯殉职了。
消防站周围的街上停满了消防车和工作车。哀悼活动已经开始，尤其是对同业者的哀悼，这个追悼活动很像爱尔兰式的守灵，这个区域的亲戚好友都来表达他们的哀思。许多新的消防队员站在消防站外面淋着雨，以保证没人砸了这些消防车或偷走铝合金的消防梯，如果偷走，一定能到回收站卖个好价钱。
消防站里弥漫着香烟和淡淡的咖啡的味道，几乎是鸦雀无声，当然，吉米·蒙哥马利除外，他在那里号叫着：“一种完完全全的他妈的浪费。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一个见鬼的房子的垃圾？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指挥官史蒂夫·基施纳（Steve Kirschner）少尉，站在一个角落里，瞪着苍白的角膜已白斑化的眼睛。
我已经了解了消防队员。经过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坍塌后的那些黑暗日子，我已经了解了消防队员。我曾经去过十几个这类葬礼，我跟踪采访过布鲁克林第一消防队一年时间，这个消防队在“9·11”恐怖袭击发生的那天失去了一半的队员。
我知道，当他们中间的谁死去了，这种爱尔兰式的哀悼就会出现，无论他们是否是爱尔兰人。即使殉职的消防队员是黑人，人们也会按照爱尔兰的文化来表达对他的哀悼。消防站是底特律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化和谐的地方之一。黑人管理着消防队，但是，消防队的灵魂还是爱尔兰的。这种爱尔兰文化对局外人不怎么样，尤其对记者，尤其对死亡。即使是一个被邀请来守灵的人，也要这样做。
在纽约，我就是这样，站在一个角落里，等待别人和我打招呼。于是，在底特律的这个消防站里，我也端了一杯咖啡，静静地在那里等着。在9点之前，这个消防站的人已经把沃尔特的铺盖拆了，把他的消防服放在一起，摆成一个悼念场地。这个场地会根据这个消防站自己的决定维持一段时间，这个场地里还包括一个斑点狗的塑像，在损坏了的马桶座圈上方放着剑鱼和美国国旗，以及这个死去的人的大幅照片。
一个胡须凌乱、邋里邋遢的人，走进这个处在悲痛之中的地方，伸手讨钱，他就是这个街区的。一个守护者给了他几块钱和一杯咖啡，然后，劝他走开。
奈文站在那里看着，手里拿着他那点燃的斯威舍斯威特雪茄。
“你没事吧？”我问他。
“这个地方让我伤心。”
“哦，我也一样。”
“我们出去吧。我带你去看看沃尔特殉职的那所房子。”
他喊上了蒙哥马利，杰夫·哈姆，杰夫就是那个还做护工工作的消防队员，他在送哈里斯去医院的路上，一直都在试图让哈里斯苏醒过来。他们还喊上了弗尔林·威廉姆斯，他也被坍塌的房顶压倒在地。
威廉姆斯是个古怪的家伙，在这群人里，数他年龄最大。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里服役过20年，在此之后，他回到了在底特律的家。威廉姆斯是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的，小时候就对地方消防站感兴趣，曾经帮助洗刷过消防车。消防站让他避免灾祸，他生命中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消防队员。
他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
在我们驱车前往出事地点的路上，威廉姆斯说：“现在，我只想逃到西部去，退休，做个牛仔。想想这个。骑着马，在广阔的原野上奔跑，消磨时光。离这里远远的。”
我没有心思去告诉他，已经没有跑到西部做牛仔这类事情了。让他保留他的梦境吧。每个人总有自己的梦。
我透过后窗，看到了《自由报》的一个记者和他的摄影师，不请自来地跟着我们。
我们经过了满目疮痍的帕克德工厂，这是一座规模达1平方英里的完全关闭的工厂。半个世纪过去了，它还在那里，对于我们伟大的过去和龌龊的今天来说，这间巨大的工厂做了一个令人耻辱的诠释。工厂创始者是亨利·B·乔伊（Henry B. Joy），他建设了第一条跨海公路，那条乔伊路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现在，乔伊的王国剩下一堆废墟，每月至少要燃烧一次，通常是由拾荒者点燃的。在这个废弃工厂的街对面，散布着星星点点的连排住宅，以及在住宅里正在长大的孩子们。
我们路过的很多住宅的房顶上，都盖着蓝色的遮雨布；这里杂草丛生，到处是烧毁的汽车。还有很多孩子，天哪，太多的孩子了。
沃尔特殉职的那所房子与东边随处可见的房子别无二致：伊斯特科比大街上一幢废弃的蓝绿色混杂的平房。门上贴着一张悬赏提供纵火犯信息的通告，餐桌上放着还没有打开的饮料罐和豆罐。
这是底特律，对火灾做出反应的人们，冲进着火的房子，寻找生还的人们。在底特律这座城市里，瘾君子、无家可归者，甚至那些带着孩子正在寻求存活下去的家庭常常占用了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
沃尔特殉职的那所房子，空无一人。
当消防队员正在浇灭还在燃烧的灰烬时，有人听到了木头断裂的声音。随后，屋顶坍塌下来。
哈姆指着一个地方说：“沃尔特就在我的背后，就在我旁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
找到沃尔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他携带的定位警报器没有发出声音。因为这个定位报警装置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没有响。把有缺陷的设备让应急的人来使用在底特律实属正常。
沃尔特的死不是因为他被烧死了或被木梁打断了骨头。实际上，他死于窒息，沉重的屋顶压在他的身上，使他不能呼吸。如果这个定位报警装置正常工作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破晓之前，医生宣布沃尔特殉职了。
奈文站在这个废墟中，愤愤地说：“该死的。”
我记得，沃尔特·哈里斯6个月前就在一所烧着的房子前，对我做过这样的预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会给你任何能够帮助这个城市人民的东西。如果必须的话，他会付出生命。底特律伤透了我们的心。”
这个人无声无息地倒下了。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像是在哭泣。
然后，我听到了按下快门的声音。
我转过身来。《自由报》的摄影师正在给这个地方拍照。
第二天早上，《自由报》的封面正是一张那个打算成为牛仔的维尔林·威廉姆斯的照片，他正在重现他怎样从坍塌的屋顶下逃出来。
我带我的女儿去参加了葬礼。来自芝加哥、托莱多、加拿大和底特律郊区的消防队员也出席了葬礼。引起我注意的是底特律消防设备的低劣状况，郊区的消防车是崭新的，而底特律的消防车却伤痕累累。
代理市长小肯·科克尔（Ken Cockrel Jr）的讲话不错：“他是一个英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这种英雄主义。”
废话，谁都知道。犯罪分子控制了大街小巷。上帝呀，科克尔自己房子的排水沟盖就被人偷了，然后，被当废铁卖了。
消防队员韦斯·罗尔斯的汽车就在这个葬礼举行的前夜被人偷走了。这是第三次他的车被偷了。其中一次，罗尔斯正在参加一门情绪管理课程。
沃尔特下葬了。这座城市很快会忘掉这位英雄。
在葬礼举行之后的那个周末，我接到了来自这个消防站的电话。
“我们打算把它烧了。”
“烧什么呀？”
“那幢房子。”
“你在胡说什么呀？”
“沃尔特殉职的那所房子，它还在那里立着呢。”
我有些疑惑地问：“还在那儿立着？”在纽约，一个消防队员在一所房子里殉职，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推倒这幢建筑。当然，我必须提醒我自己，底特律不正常。
这个消防队员说：“见鬼，没有一个人吱一声。这幢房子摇摇欲坠了，就像让许多孩子死去的地方一样。人们在那里放了一些玩具熊，它们仍在房子里。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惨剧再发生。那里不是迪士尼。我们要把这所房子毁掉。我们要让它永远消失。纽约就是这样做的。”
他的话音中流露出来的痛苦令我有些惊恐。愤怒的情绪控制了他的理性思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房子上打了一个洞，再往里边浇一些汽油，然后，点上火，就等着它倒塌了。”
“别这样做，”我告诉他，“别这样做，不要成为一个纵火犯。”
一个拯救这座遭受纵火犯蹂躏的城市的消防队员，打算跨过导致犯罪的界限，即使理由是正当的，也不能这样做。这让我非常震惊。
他说：“我们根本不在乎。最终，我们都会成为纵火犯。我们去把它烧掉。”
我告诉他：“我周一就上班，请再等等，再等等。我会打几个电话。我会让他们来拆除那所房子。如果他们不做，你们可以去把它点着。”
“你真会这么做吗？”
“当然，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千万不要做傻事。”
“好吧，我们等着。”
周一，我直接去了那个消防站。风已经把纪念沃尔特殉职的黑布刮得耷拉下来，挂在那个门框上，像刽子手拿着的绞索一样。那里没有一个人。他们都出去救火了。
我驱车去了科比大街。不仅那幢房子还在那里，正如他们告诉我的那样，人们用T恤衫、白花和玩具熊把这幢房子装饰了起来，就像一个少年被枪杀的那些街道一样。那里有人这样写道：“放这把火的人是杀人犯，是孬种。”
这场火实际上已经被认定为是纵火犯干的，纵火犯成了谋杀沃尔特的人。虽然这件事还在调查中。
我敲开了一个邻居的门。
一个妇女站在厨房门口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二次放火烧这幢房子。两年以前，他们放火烧过一次这幢房子。事故发生之后，市政府不闻不问，什么也没做，如果市政府做了，也许……”3个孩子在这个妇女的背后玩耍。
我正在草草地往笔记本上记录着。
“你是谁，警察？”
“记者。”
这个妇女的丈夫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你们打算把这幢房子拆了吗？”他问道。
“可以用一种方法摧毁它。”
“我将非常感激。这里是抚养孩子的地狱。”
我说：“我敢打赌。”
“你会赢的，先生。”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打电话。建设局、市长办公室、建筑拆除办公室。见鬼，我甚至给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打了电话。没人给我回电话。
这个城市再也无人负责了。
最后，我找到了市议会女议员希拉·科克尔（Sheila Cockrel），这个代理市长的继母，希拉比起我回来以后所遇到的其他人更了解底特律城内的问题。
拆除一幢建筑的过程是漫长和烦琐的，需要立项、分配财政资金，找到拆除工程的承接单位。科克尔告诉我，实际上，底特律最近已经拿到了联邦政府2 300万美元拆除废弃住宅的资助，拆除像哈里斯殉职的那所住宅一样的废弃住宅。市议会投票决定，使用其中的1 400万美元来做拆除工程，而用剩下的900万美元，去争取其他部门的“整块项目”。
我告诉她，那些消防队员打算去烧毁那幢房子。
“告诉他们，明天上午11点，那幢房子就会被拆除了。”她说。我不知道她将如何去做这件事。坦率地讲，我不管她如何去做这件事。我告诉她：“你交了上千个朋友，夫人。”
这天是周四，早上还有些寒意，天却是晴朗的。我没有开车。妻子把我送到了那幢房子那里。《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作家马特·拉巴斯（Matt Labash）正在这里撰写这个城市，我们计划与这幢房子联系起来。
这个街区已经封闭起来了，消防车、车、沃尔特摩托帮的摩托车，塞满了那里的街道。只有在底特律，拆除一所房子才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关注。这看起来很体面。
希拉·科克尔在那里。工程主管、邻居们，甚至阿道夫·蒙戈也在那。是我邀请的蒙戈。他看上去忐忑不安，仿佛怕被人认出来，再被人用枪赶出去似的。他的确曾经为基尔帕特里克工作过。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没有基尔帕特里克的粉丝。
我们握手时，蒙戈说：“我讨厌这种破房子。看看这房子，这个城市就是一个他妈的废墟。看着这座城市，就像是拿刀杀我。我打算逃离这个地方。”
我对他说：“留下来。底特律也是你的城市。”
我看到记者们在采访科克尔、消防队员，甚至蒙戈。我看到一个地方媒体的记者在到处转悠，仿佛她负责这个早上的全部安排。过去10年她一直在哪里？某种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她像一只盘旋在天空中的秃鹫，机会来临时，乘虚而入，她故作愤怒的姿态，号召这个社区行动起来。她的所作所为简直与我和其他我认识的记者如出一辙，所以，我对此颇有几分伤感。
我没做记录。我就是等着看这幢建筑的倒塌。看着它融化掉。在底特律，胜利的事情寥寥无几。但是，胜利总是令人愉快的。作为一名记者，我很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很少会因记者的工作产生让一些人受益的感觉。
当推土机开始掀翻屋顶时，人们欷歔流涕，当最后一面墙倒下时，人们欢呼雀跃。我与第23消防站的人们握手，拥抱了蒙哥马利、基施纳、奈文和威廉姆斯，然后，回到了拉巴斯租来的那辆车上。
住在街对面的那个男人和女人看见了我，他们从走廊里挥手跟我打招呼。
我喊着：“圣诞快乐。我跟你们说过，我们会把这房子拆掉的。”
这个男人从他家走廊朝我走来，停在篱笆前。他说：“谢谢，谢谢。”
他的手划过他那个灾难深重的街区，以及另外几座岌岌可危的房子。
“剩下的怎么办？”
我回到了报社，坐在我的那个隔间里，周围的那些隔间还都空着。
底特律正在开始让我精疲力竭。我没有了那种通常做报道时的超然态度。底特律是我的家。我住在底特律。我在底特律养育着我的孩子，在我回到底特律不到6周的时候，我妹妹的孩子死在了某个阴暗的地下室里。今天早晨，我看到，因为拆除了一幢就要全部坍塌下来的房子，人们欢呼雀跃，仿佛柏林墙在倒塌下来似的。
我凝视着窗外，我认识到，我原先从未看到的那些事，正在底特律展开。底特律正在受伤。
一般来讲，情感上的波动对作者而言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情感上的波动可以孕育他的故事，情感上的波动孕育着他的写作，当作品完成，这种波动就消逝了。但是，这次是一个例外，我情感上的波动挥之不去，当我昏昏沉沉地陷入酒醉之时，这种情感上的波动消失了；当我从酒醉中醒来时，这种情感上的波动又回来了。我感觉我太渺小了，我感觉到了寒冷。
当这种情感上的波动正在咀嚼着我时，它不会告诉我太多的东西。我疲惫了。我开始明白，这个糟糕的地方看上去像什么。以前，当我陷入一个绝望的地方时，我可以买张飞机票，一走了之。现在，我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是一个无法逃离的土生土长的底特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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