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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母亲从犍为县所属泉水这个小地方嫁到牛华镇，祖父很高兴这不用说，而且从做裁缝手工活维持生计的钱中，拿出不少来给新过门的媳妇置了一对金戒指和几颗豌豆那么大的、可以装饰帽子的金饰物。母亲当成珍宝，放在一个小皮箱里珍藏着。以后有了我，可没过几年，父亲撒手西去，全家陷入悲痛之中。祖父怕我母亲丢下我不管，整整6年不准她回娘家，直到6年后祖父才同意母亲回娘家探母的请求。临走的那天，祖父母叮嘱母亲要把金戒指戴在手上，把金饰物别在金绒帽上。这意思谁都明白，让母亲娘家里的亲亲戚戚、舅子老表们知道她虽失去了丈夫，但是生活得依旧很好，仍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农民强，若不好怎么会戴金戒指呢，所以不用为她操心、发愁。 解放初期，讲阶级斗争，讲成份，我们家被划成小手艺工人，比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差一点，仍然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但是问题来了，谁见过劳动人民手上戴金戒指的？祖父胆小，怕别人记起我们家曾有过金戒指，而使有关部门怀疑，改划我家成份。便吩咐我母亲无论今后去哪里，金戒指和小金饰物一律不能再戴。 几年之后形势比较明朗，我已在读私塾，母亲才带我回娘家去看外婆。那次，亲戚来了许多，都带着好奇的心情来的，看从山村里出去的女人在大地方（农村里的人把城里都看成大地方），生活得咋样，特别是死了丈夫的女人有什么变化，当好奇的人们看见母亲脸色红润，而且手上带着金戒指，金绒帽上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金饰物，一切顾虑全打消了，能戴金戒指当然属于殷实人家呀！ 光荫荏苒，我初中快毕业了，别的同学踌躇满志，大谈前途与理想，而我心里忐忑不安，能不能再读书心里没底，我家庭条件极差，没有父亲，母亲又没工作。谁供我继续上学呢？叔叔知道这事后问我是想继续读书还是想工作？我说想读高中。叔叔回答很干脆，他帮我，每月给我6元伙食费。可是有一个月，我向叔叔要伙食费，他说没有，并顺手向床头一指，那里有床草席，叔叔说：“你拿回去卖了缴伙食费吧！”我知道叫苦没用，拿起草席就离开。回家后母亲问我伙食费拿到没有，我把情况说了后，母亲叫我别急，她去想办法。暑假过完，快到开学的前两天，母亲给了我6元钱。我问钱从何来，她开始不肯说，经我再三追问，她才说托人去乐山把心爱的两枚金戒指中一枚，加上两个金饰物一起卖了。我问卖了多少钱，母亲说共卖了38元。我虽然不懂金价，但是三四钱重的金戒指，少说也要卖六七十元，这分明是人家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不过救了急，我因此才读完高中。 最终我没考上大学，而我的儿子却顺利考上了重点大学，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工作在贵州，他是军人，又是医生，由于他医术好而且态度好，受到领导的赞扬。不仅赞扬还关心他的个人问题，找人“做媒”，顶头上司的女儿与儿子耍上朋友。结婚之前，儿子未来的岳父邀请我们去玩，我派妻当代表去看看。临走时我们犯了难，人家家庭好，再说现在女人讲究穿戴，金戒指没戴，人家以为我们穷哩。于是又将母亲那枚金戒指“请”出，让妻戴上，似乎心里要踏实些。之后，我们再遇上难题：结婚喜宴由我们来办，亲友们都说要办得热闹一点，是为儿子争脸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作为应酬，妻又戴上那枚金戒指，谁知被细心的好友文女士瞧见，悄声与妻说：“你怎么戴的是男式金戒指啊！我姐曾送我一枚女式的，早就想送给你，现在快把你那枚换下来……”这事已过很久，然而直到现在，文女士不管在哪里，只要遇上我妻都要用略带责备的口气问：“我送你的金戒指怎么不戴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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