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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隐溪”，源出古县城南三十里以外的四明山北。东汉时，当董黯“寄首祭母”、举孝廉惊动朝野之后，它就以“慈溪”之名而传扬之。其后唐慈溪的县署搬至今日的慈城浮碧山上后，县人或以“姜水”之源传为古慈溪。不过旧日唐“慈湖”的小北门外亦有“孝子井”（传原慈湖有董黯故居）、清“林家桥”西有“孝子东黯之井”（注：《慈溪志》载在县东南一里）、明慈城南门外的“董孝子庙”、宋建炎年间慈湖“灵应庙”旁有“董氏祠堂”等等。董黯能以很普通的汲水侍母而成为历代闻人，主要还在他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之后（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说”等等）。但慈溪这两个字的本身，不一定指的就是现大隐镇的那条“大隐溪”，因为董黯故事中是“孝”名为主，而不是以“慈”名为主。今天的慈城镇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而“慈湖遗址”所出土的那双“世界最早木拖鞋”，也能证明慈城地区的城邑历史是最早的（即女娲的“木频王”时期）。它使得秦始皇越5000里之遥而来越东寻仙踪、问越王剑、取禹鼎；又怕徐福的三千童子神洲立国、古越复国，将全国罪吏换入了会稽地（改“大越”为“山阴”、“临海”筑长城、达蓬山上矗丈六石刻）。但毕竟是东海的传统福地，所以东汉初的“骠骑将军”（注：汉初将军位同“三公”）张意及其子张其芳隐居于此。张其芳舍宅捐寺后即为中国最早的“灵山寺”（今洪塘“保国寺”），但东汉末许生父子还是借东部都尉之力揭竿而起（自号为“阳明皇帝”、建都勾章、子许昭为大将军），为东吴的孙坚崛起，创造了历史性的军事条件。三国时，有吴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故居于此，他也以宅建寺后起为“普济寺”（至今尚存有“唐代经幢”、“宋代飞天石刻”等珍贵的文物）。基于越王勾余都（即勾章城）、秦渡庶来村（古越海码头）、陈国鄮山（陈后主故居）、隋前鄮州地（“余姚”、“勾章”为郡治，四县为都地）、南宋庆元府（向皇后、徽宗等潜邸、沿海制置使）等重要性历史的发生都在姚江之北，所以姚江南边的“大隐溪”，被《宝庆四明志》只记载为东晋虞喜的隐居地（注：著名天文学家、世界首先发现岁差之人、在野学者）。不过姚江南岸的这一大块三角地域却始终是解放以前慈溪县的保留地，则应该与历史上的勾余山、勾章城等变故有关。如《慈溪志》上就有一段“先贤荒周时，四皓大理黄公”的记载，这“大理”一职是秦汉时的庭尉官衔（即最高刑官）；《宝庆四明志》载曰：“大理渠，县南五里，通积水，灌高乡之田”。这可能就是周朝末期三朝元老的“大理黄公”了，他们的“四皓”名气更大（四个八十皓首同时隐居），《易》上称之为“商山四皓”。由于黄墓渡、黄墓市等都在今天的大隐地，所以大隐一名当出于此。奇怪的是宋时县南五里尚在今慈江的南域范围，故“大隐”一名是有过地域性移动的。它或许在汉前本处今姚江的北边，到了东晋末时可能才去姚江的南边。因为东晋末的孙恩起义也颇为轰动，他以二十万的兵马一下子就将越以来的勾章城池给毁灭了。时勾章城的守将是刘裕（注：后为南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他不得不将“勾章郡治”移驻“小溪镇”（《纪要》里有“城既卑小，战士不盈数百人”）。正因为东晋末那里曾有过一段临时的勾章城治史（注：有的认为迁鄞江小溪），所以虞喜才会去那里隐居。越勾章在隋朝时合并四县以为勾章大县，使唐初鄮移三江口后升为“鄞州治”。人们于是又将“夏禹故里、黄公故里、虞喜故里”合称“大隐里”，“里”为编制之后，里边之溪自然随称“大隐溪”了。慈溪的慈字，其实也可能是东汉时期的那个“磁”字，因为姚江之滨的慈水越窑，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发源地之一。
2、“江源”，即今日“姚江”。《四明宝庆志》上载为江源于余姚太平山东而出，至丈亭分为两支（即今姚江和慈江）。宋时的太平山是否就是现在余姚西北的“凤鸣山”不得而知，不过有书记载，曰今姚江发源于上虞。从“姚城”、“虞”的历史来看（注：即“姚墟”、“舜丘”），凤鸣山地处今上虞（属绍兴）与今余姚（属宁波）的东西之间，仍属四明山的西岱范围（上面即四明湖）。江水到丈亭时分为两支，其中东北一支经宋时的慈溪城南名有“骢马桥”，宋地图上标有“市门”两字（注：乡邑亦作“市心口”），想必宋时是算作城门口的。“永明寺”则远在城西之外（即今民主路），可见明清以后，慈溪城域是有较大扩展的。慈江文化中最著明的可算是宋时的“开禧桥”（即“夹田桥”），它因上照于清时英国人的明信片上而出大名，并与“三板桥”（传说为鲁班妹乱叠三板桥）、“太平桥”组成朝野闻名的“慈溪三桥”。慈江什么时侯起再分成两支从城南而过有待考证，但在清雍正地图上已从“伏龙山”而过直入东海。其城西支流（即长溪）上的“王子桥”应该也很有名气，因为《四明宝庆志》上载为“王修之子所建”。王修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著名将领之一，曾是曹操的得力助手（《三国志》中有传）。他先为“北海国”国相孔融的“主薄”（并举为“孝廉”）；后任袁谭主事青州时的“治中从事史”；曹操以“魏王”之名建立魏国以后，他又任魏国的“郎中令”、“奉常”等职。他有一个儿子叫王忠（曾任“东莱郡太守”、“散骑常侍”等职）、一个儿子叫王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这王子桥就不知是那一个儿子所建的了。三国时慈江名人还有郑云、梁宏、虞翻等人，其中虞翻又是三国时的名将。他先从于会稽太守王朗为功曹，后跟随会稽太守孙策（吴侯）为富春县长，当地的州郡都举为他为“茂才”（注：即早期的“秀才”，东汉讳刘秀名后才改称茂才）。茂才是汉时推举人才的科目之一，经朝廷录用后，即可拜为“郎中”一职。故朝廷因此想召他为“侍御史”、曹操想收他做“司空掾”。不过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吴地，到孙权为帝时已升任为“骑都尉”。他有好几个儿子也都位居“郡太守”以上，虞喜（晋天文学家）、虞瑶（梁伏波将军）、虞野人（东海太守）、虞骜（建威将军）、虞世南（唐士学大家）等人都是他的后裔。由于慈江城域在晋后及唐时属余姚郡，故虞氏一族现归余姚籍人士。慈江的支流“文溪”也颇出名，《越绝书》传曰越大夫文种或葬“三蓬”之下，故现曰汶溪为文种故里。姚江的主流东经“唐明州”城南而过，此城晋末时为“镇北将军”（会稽内史兼五郡兵马总督）刘牢之在三江口的军事要塞，至唐时已为明州治的鄮县城。不过姚江在宋地图中有一个“大环江”（注；像绳套），著名的“勾余山”、“三过山”、“戍溪山”、“大隐山”都在北江北，连“普济湖”也在骠骑山的东南，着实让人大为费解。不过普济湖在《四明宝庆志》的文中还是在“县东北一里”地，这里正是现慈湖的位置。现姚江中下游考证为中国最早的4000年前人工大运河（注：即夏时渠水），因此它应该是“河姆渡邑国”的代名词（即最早的“姚城”、“开明城”、“安邑城”、“无余城”等）。它现在的全长为约50公里，刚好是吴王夫差灭越时期，又还封于勾践的“百里之地”（注：“卧薪尝胆”时期的越都）。它毕竟是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古中国的昆仑、炎黄时期的轩辕之国、夏会稽、成汤时期的殷商夏后国、周武时期的太周勾吴之国、战国时期的吴越楚晋（即吴虞晋）同为门户、汉会稽郡国和东部都尉治、晋越州和余姚、临海郡等等，无不与它有重大联系。它们都来自河姆渡文化中的“7000年前木屋城邑”（一处在今姚江边的“河姆渡”，一处在今慈江边的“傅家山”）。《山海经》中称浙庐两江（即姚慈两江）有“三天子都”之称，故可以预见（注：需考证），中国道教中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典故（即“灵山西王母”、“寿丘彭祖”），也是出于河姆渡的文化演变。《山海经》（注：最早篇传说为禹所作）中对姚江之域的描写可谓是丝丝如扣，如“不死草”、“羲和十日”、“汤谷扶桑”（即神洲、羿射十日与嫦娥、仙鸡山传说）；“鬼藏四明”（即夸父追日与渴死桃都、桃符镇鬼）；“蜀山”、“龟山”（即“开明帝”与“鳖灵”的传说）、“龙山”、“凤凰山”（即“黄帝腾龙”、“舜葬苍梧”传说）等等，都能在姚江的地域里，找到相对应的地理历史影子。3、“文溪”，即今日的“汶溪”。汶与溪可能在6300年前有两支的族人分别去了川东的汉江和山东的汶口，成为了河姆渡人最早的海漂一族。它实际是今慈江的早期主流，至宋时已有支流可通今天的镇海。故在清雍正的地图中，慈江还是从骠骑山前（即保国寺东）往北而行，于慈溪县城东北的伏龙山（即今九龙湖镇）出海。由于它是处于古“灵峰”之南（清尚称“香山港”，即越时海码头的所在地），又源出有“黄帝掷镜为湖”传说的“镜子山”上（即“望海尖”的南山，秦称“大鄮峰”），所以它可能是中国最早以溪为域名的祖源文化之一。汉辑更早的《蜀王本纪》中有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之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归鸣，故蜀人悲子归而思望帝。”“江源”在宋时就是姚慈两江的名，所以这恐怕就是大禹治水时期的一个故事了。在清地图中，故慈溪南江地区的大隐溪源头处，有“水王山”（即北江的鳖灵）、“将军山”（即北江的骠骑将军）、“大蚊山”（即北江的汶山）、“五台山”（即北江的灵山，五天子都台）、“石人山”（即北江的石人桥）、“秦湾山”（即北江的秦山）等（注：东晋时勾章城破后，城治可能去过今日的大隐镇地区，所以清时慈溪东北沈师桥的“大歧山”之名，现也跑到了大隐处），也与这故事不无关系。汶溪即《越绝书》中“文种”的下葬处，“种山者，勾践大夫之葬也。楼船卒二千人，钧足羡，葬之三蓬下。种将死，自策：‘后有贤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后世’。勾践葬之，食传三贤”。古慈溪越时亦称勾章，当与文种自策的“自章后世”有关。文种为勾践的“卧薪尝胆、伯越周元”建有大功，所以传秦始皇来会稽之时，又有“泗水取鼎”之传说（注：黄帝腾龙之鼎、大禹九洲之鼎、勾践三蓬之鼎）。一条小小文溪，竟汇集了“黄帝”与镜子湖、“望帝”杜宇尧子丹朱、“开明帝”与鳖灵、越王勾践与大夫文种、伍子胥与“潮神”、秦始皇、秦二世与会稽刻石、东汉张意隐居与骠骑山等等的许多著名故事，倒反把香山及香山港（即庶来村）、汉鄮县及鄮城地等更重要的事件给淹没了。如《宝庆四明志》记：香山上有岩高达四五丈，状如削；有石穴深三丈，其岩有三佛迹；山多香草；秦始皇至此，欲自此入蓬山，故曰达蓬山。看来现“秦山”一名的传世并非为虚名，故今卫星地图中实际是能看出一些秦山奥秘的。秦山的两路直达东与西两个天顶之山，这正是传说中“千人坛”的真正可能所在处。其中东顶较大的平地非常明显，甚至还能看出有一个大坟形与大平面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西顶也不示弱，除了开垦的面积范围极大之外，放近看时，还有明显的古村落遗址。如果东顶的确是“禹冢遗址”的话，那西顶的古村落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越绝书》上记载，“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也就是说前、后茅山（注：即衡山，秦称“鄮山”）、安邑（即会稽城，少康时称“无余之郭”）、禹曰文命、少康与酒（即窖湖，传说中少康发明酒）、凤鸟五采而文（又称王鸠、鸷鸟，有凤凰山、凤浦湖，即少昊之郭，鸟夷）都会与文溪有关。汉时有庐江文翁的故事（即“起历下陂以为为田、土著柴中比晓为塘”），大蓬山东因曰翁山（注：后为唐明州的四县名之一）。宋时翁山东移海上诸岛后又为昌国县，文溪市方改为慈溪的东乡。不过在宋地图中，文溪的“远古史地痕迹”还是有所保留的。如“普陀院”、“佛迹寺”、“凤门村”（注：清时演为“雁门岭”）、“香山寺”、“杜郭坊”等等。其中“长石桥”的地名，也可能与秦丈六的钱塘岑石有关（秦皇石刻碑用石）；杜郭坊则可能是杜宇故事的遗传；普陀山应该是翁山地名东移时的产物。文溪上游的大鄮山源出秦时的“天柱峰”，正是秦始皇“望于南海之处”（见《史记》）。一个皇帝一般不会去登历史无名之山，故现“秦山”正是灵山（昆仑神山）和大茅山（禹都及会稽犬戎之国）时期的远古所在。文溪不但是清后江的五大汇流之一（即四溪一湖，分别是以“望海尖”为源头的“横溪”、以“西县岭”为源头的“汶溪”、以“长溪岭”为源头的“长溪”、以“五磊山”为源头的“白龙溪”、以“鄮岭墩茅溪”和“姜夹岙慈溪”为源头的慈湖），由于它在曾连接南北两江的支流贯通，故属“秦水鄮县”的概念（注：《说文解字》认为，秦时的甬东只有鄞、鄮两地，故最大可能是以江南江北为界）。4、慈溪宋时十湖，一曰普济湖；二曰花屿湖；三曰姜湖；四曰孙湖；五曰杜湖；六曰白洋湖；七曰鸡鸣湖；八曰云湖；九曰凤凰湖；十曰永明湖。普济湖，《宝庆四明志》上载为“县东北一里”（注：今为慈城北山下，明北城墙墙下），慈溪首任县令房琯开凿之。房琯原为唐玄宗的监察御史，因审狱不当被贬为睦州司户、慈溪令等。后因政绩有功，又累迁刑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时才罢为太子少师。鄮县正是在公元738年时复为明州府治的，应该说房琯的功劳可谓难免（注：唐武德四年时曾立过鄞州，但武德八年即废）。所以在慈溪城内，向有东、西两庙，东庙祭阚泽（注：慈湖立名前亦称过阚湖、普济湖）、西庙祭房琯。按“凿”字来看，慈湖原来应该是在山体之中（注：溉田之用，必居高而临下）。所以即使是现在的慈湖，我们如从西北的山顶上望过去时，仍能看出早期慈湖的四方山脉包围之势。不过慈湖及其周围的城池历史，却起码可早到5000年以上。因为它的周围“八字桥遗址”是6500 6000年前（慈湖西北约四公里处）、傅家山遗址是7000 6500年前，（慈湖西北约五公里处），都属“河姆渡之域”、“龙山之形”的衡东一支（注：夏会稽都亦称“衡山”、“栋山”等，因其形似衡木浮于海上；多龟鳖，又名龟山）。傅家山遗址是河姆渡文化中具有7000年前木屋城邑的两遗址之一，长溪又从三遗址之间穿越而过，故慈湖之邑的早期水域资源十分地丰富，有五大湖而湘，故又称“湘山”。7000前傅家山邑城的那一支邑族，他们沿着长溪的流域渐渐南进而将邑地向东南海边扩展，“慈湖遗址”则可能代表5500 5000年前的这一邑族的中心之居（注：它所出土一双“木拖鞋”，应该是具有王者身份的）。慈湖邑都的最早君主可能是神农（姜姓邑族，后称姜家岙），5000年前河姆渡全域遭天火灭顶之时，产生炎洲概念（女娲、炎帝、祝融、火神等传说）。不过幸存者们还是利用了方舟技术四散而居，其中西行一支与崧泽文化合并后（浙江嘉兴，5900 5300年前），终于在5300 4300年前期间，建立起了强大的良渚古国（今余杭）。时内东海时期的祖系后人们已达及四海（即现东海、南海、黄海、渤海）九洲（沿海大九洲），广东曲江及湘南苍梧、川内豫汉与宁夏青海、河北燕鲁与辽东满洲，一个大域中国的概念便由此产生了（注：帝初之时，江汉之国为中心之国）。至4300年前，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形成，大域中国又被自然地被分为了三域之都（勃海湾与辽东地区、长江北与黄河地区、长江南岭南地区）。时慈湖所在的都域，应该属帝“俊”之都（即舜丘、禹会稽与丹朱开明的都城所在），它们承继的是炎帝后裔。当4000年前“钟家堍海进”再此肆虐东海桑田之时，以大运河（姚江中下游）为共工的江水之郭产生（涂山安邑，王家坝，4500 4000年前的城郭之基）。所以至吴阖庐时立为允常越王都（之前称勾余之国。勾余，夏越无余丹阳君之后，吴王梦寿第四子）之时，都国的中心早已移址姚江之畔的城山渡边大湾山之上（即《山海经》中的“成山”，可能是堆土成山的意思，上建屋宇之后即为涂山安邑，后世传为禹之都城）。据史记载，城山渡的勾章城即是越王勾践的伯功之城，由于据位姚江的东向要塞，所以历代为兵家出海进海的必争之地。东汉末年许生起义，勾章城再次成为自立为王的越之都城（注：《后汉书》载为越王、《三国志》载为阳明皇帝）；东晋孙恩起义，勾章城破后移址小溪，从此鄞地成为越东中心。不过慈湖的古城之邑又东山在起，当汉州郡治在两晋十六国之时都地缩小之时，慈湖之邑已为鄮州郡的中心。隋朝初年，总管府都督诸州军事（注：都督治地，始于魏晋），越州改为四大县。勾章兼并了余姚、鄮、鄞、三县，慈湖邑鄮县治；隋末唐初，都督制复出，越东四县改为鄞州都督府（注：鄞、勾章、鄮、翁山四县为军政都地），慈湖之邑仍为鄮县治；唐朝中期以后，都督府名存实亡，朝廷节度使、观察使等总管州郡各类事务。由是鄮移三江口为明州治，余姚郡置慈溪、翁山两县，奉化郡置鄮、奉化两县（注：州仍为四县一都治）。慈湖之邑立慈溪县，原来的汉鄮城、汉勾章地盘，均归新慈溪县为治地，城复设慈湖之邑（即今慈湖南）。由于禹越时城移南江之北（即今姚江城山渡），唐慈溪因此县跨两江，基本恢复了越勾余时的一个域域范围（即东为秦鄮县、西为越勾章县）。唐慈溪县实际上还是越王勾践时期的百里之封全境（即《史记》中的“甬东，《说文解字》中的秦鄞、鄮两地）所以慈湖之邑的城治之史，已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长卷意义。历代有名人辈出自然是不用说了，重要的是它起步了禹夏时的“夏后”朝（注：《越绝书》载禹王会稽。即越东的茅山之地、古灵山）；起步了周武时期的吴、越、楚、晋四大“侯”王国（注：《史记》载晋出吴虞、楚出越吴丹阳）；起步了今日的宁波大市（注：即隋末唐初的开皇时期，今宁波地区为“大勾章县”全境；武德四年，于勾章大县的基础上置“鄞州”都府治；武德八年，废鄞州置为鄮县，原大勾章县实际已更名为了“大鄮县”；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房琯官复尚书等职，大鄮县复置都军治更名为“明州”。下置余、奉两郡以及余、慈、奉、鄮四县。郡封以爵，州治于鄮县；玄宗天宝元年，封余姚为郡王、郡公，明州改为余姚郡，郡领原“州四县”；至德二年，房琯辅助肃宗新立，鄮县复为明州治；代宗宝应元年，袁晁翁山作乱，鄮县因之明州治陷，明州改治地于鄞江小溪镇；代宗大历六年，鄮县久久不能克复，再移鄮县治于“三江口”地代鄞。穆宗长庆元年，明州治方才移入三江口的鄮县，直至宋、元时为“庆元府”、明朝起为“宁波府”）。花墅湖，《宝庆四明志》载县东南一十一里地。因古代就有小塘潴水，正元十年（注：可能是贞元十年，即公元785年）刺史任侗劝民修筑，以溉田畴。因中有小墅，春花明媚多于众山，故名“花墅”。不过，花墅湖的地考却十分周折，因为《宝庆四明志》中的图标与叙文并不对称。图在今天慈东的群山之上，看起来像是今荪湖的那个位置；但在《清雍正地图》中，它却是在慈姚两江的江屿地域中，隔河与西边的赭山对望，名字也被改成了“花屿湖”。宋时的花墅湖，无疑不是清时的花屿湖，中间因慈江移道横山的新河道后地理形势大变。关键是宋代的“管山江”从“开禧桥”（宋名，即今“夹田桥”）拐弯向南后，由于经“横山头”（今村名）处进入今姚江，才使得清雍正地图与宋宝庆地图比较时，慈城东南区域的变位极大。不过在宋的《府境图》中，花墅湖也是标在“西渡”附近的。显然宋时的《慈溪县境图》与宋时的《府境图》，花墅湖的位置并不一样。清时的花屿湖应该是宋时标着“横山”与“姜湖”地名的那个方块里，它被四江之围，清时有大湖的可能性更大（即在宋管山江、宋姜湖的基础上扩容）。这个域湖很是不小，所以雍正图中，府城西北（慈溪东南）就只两湖，花屿湖则明确西邻“赭山”、南邻“小西坝”，处于慈、姚两江之间。这就又得从宋地图中说起，因为清时的花屿湖地块，正是横山（南北而横）的泗水包围之地。它分别是东水“文溪”（宋时名），古代时可能水流极大，它自慈城东北的今毛力水库山凹形成溪流之后，即沿着骠骑山（宋名）的北山脚下往东流去。至山脉尽时又拐弯向南，于“里溪闸”（即清末的“李碶坝”，今庄桥街道东南）融入慈溪江（宋名，即今姚江）。北水即清末的后江。宋时应该是管山江的东流水（即今慈江）。清雍正时，今慈江尚向城东北的“伏龙山”（即今“九龙湖镇”）出海口，清末时，慈江称为“后江”，中下游已改道直通镇海的“招宝山”，“汶溪”则从慈江中间直穿而过）。所以宋地图中的北水，也是雍正时的北水。横山的西水也是宋管山江的南流水（即今东江），不过宋时已有“横山堰”及“抱子闸”名，可见河道的控水能力已在府城的水利管辖之中）。据资料看尚有“缪龙江”一名，因慈城地区的城邑历史较早（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东江之名可能尤在宋朝之前。北水是姚江就不用说了，因为所有的可见地图中，西坝之名始终存在，就在今半浦古渡的左近。后记：古慈溪的山山水水，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变异史。除了有4000年前的“上古未决夏文化”之外，殷周至汉，晋唐及宋，7000年来的“两城郭史”，实际上基本是始终存在着的（即今天的宁波市大隐镇和慈城镇）。所以尽管慈余地区的山山水水总在不断变化和替代中，但它们的年代与时代之间，地理与地域之间，仍会显透出相互的发展和继承。随着令人感叹的“三易桑海”，江河湖泊的移名、灭影和拓变，城市的扩都、迁移或变性，河姆渡人在东渐于海的地质变化中，也由一个原始的小小部落，最终扩域而为广阔的天下。人类曾有过几百万年的毫无进展，一万年前还是处在类人猿的状态，但却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处突然地进步了。这一奇怪的现象，说明河姆渡人是最值得研究的人种。他们通过6000年前的水交通能力，把一个大世界的所有原始人类区都带动了起来，相当于七千年前的互联网。为此对于河姆渡系的水域之变，对于河姆渡系的水名同移，其考古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但为什么我们会对4000年前人工大运河却不予作以“惊人的发现”呢？为什么我们会对“浙江的夏文化”却不予肯定式的承认呢？关键是“历史的成见”太深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人类的最先进文明，为什么会在7000年前出现在东海的浙江之滨，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的存在说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有缺陷的。恐龙在几亿前就已存在，而科学家却有宣称始祖鸟就是恐龙进化的；与恐龙同时代的蜥蜴、鳄鱼、大象、虎、蛇等，则被认同为几亿年前的“化化石”。故尤其说是“进化”，不如说是“退化”或“异化”。地球上的生物和死物其实总在异变之中，人类也只在近200年里，才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水平，终于取代了7000年前就有的“原始科学”（注：河姆渡的“木屋”是力学和空间结构学的产物；河姆渡的“纺织机器”是数学和动力学的产物等）。所以老慈溪的水名也会存在于7000年前或者更早，因为浙江也是“沧海三易桑田”的代表。2015/8/4拷贝于央视网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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