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云南彝族识别的回顾与反思

时间：2020-05-20

56个民族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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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云南彝族识别的回顾与反思作者：王文光李艳峰发布时间：2020 03 18 原出处：《思想战线》

摘要彝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识别的38个民族之一，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也是中国56个民族中自称和他称最为复杂繁多的民族。彝族的识别工作主要是对彝族不同支系的识别归并，最终使彝族的各个支系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平等成员。因此，对云南彝族的识别归并工作是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实践性探索。

关键词石南；彝族；识别；民族史；学术史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西南民族及东南亚的族群关系”于课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反思”阶段性成果（21131011— 09059

彝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确认和识别的38个民族之一，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也是中国56个民族中自称和他称最为复杂繁多的民族。从民国时期开始，学术界及当时的政府部门就开始对云南彝族的相关支系给以关注，但是对彝族各个支系的识别和归并工作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本文拟从当代民族史和学术史的角度对彝族各个支系的民族识别归并进行回顾与反思。

民国时期今天的彝族被视为许多不同民族群体，内部发展不平衡，其最大的部分被称为罗罗，其他还有撒尼、散民、母鸡、子君、乡坛又记为香堂）、孟武、阿车、车苏（又记为扯苏）、那密（又记为腊迷、利米、六米、米里）、罗武、蒙化子等。这些称呼以他称为主，但是也有他称自称相互混淆的情况，使人难以识别。民国云南省民政厅1946年编的《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中对彝族各个支系的记载是相当简略的。主要提到以下族群：罗罗、撒尼泼、散民、母鸡（又同音异写为“母资”、“母机”）、阿细、乡坛（又同音异写为“香谈”、 “乡唐”）、孟武（民国时期认为只有西畴县有，而实际上弥勒、元阳、金平、西畴、罗平等地都有分布）、罗婺（又同音异写为“罗武”、“倮武”）、聂苏泼、劳乌、阿车、扯苏（又记为山苏，为他称）等等。很显然民国时期对今天彝族的各个支系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但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彝族各个支系的识别与归并还是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了实现中国各民族的民族平等，明确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民族成分，于1954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其中对云南彝族的识别主要是对彝族众多支系的识别归并，而且主要是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进行识别归并。现将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识别归并情况列举如下。以林耀华、杨毓才、安荣、黄淑娉、王辅仁、王良志、宛文涛等为代表的学者对自称“利帕”他称“土家”的族群进行识另与归并；对漾濞自称“腊鲁波”、祥云自称“罗罗坡”、永平与凤仪自称“腊罗巴”他称“土家”的族群进行识别与归并；对自称“罗罗”、“纳儒”、“腊罗”他称“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六得”、“纳渣”、“他鲁”、“水彝”等11个族群进行识别与归并。沈家驹、常竑恩、施联朱、陈凤贤、王晓义等学者对自称“密撒拔”或“腊鲁拔”他称“腊鲁”、“咪哩”、“密岔”、“蒙化”的族群进行识别与归并。张凤岐、吕光天、黄文斌、严汝娴等学者对自称“普”族所属分支“阿扎”、“昨柯”、“泼哇”、“图拉帕”、“颇罗”、“泼拉培”等六个族群，以及他称“母几”的族群进行识别与归并。詹开龙、辅仁等学者对石屏县自称普拉的群族进行识别与归并。林耀华、周耀文、施联朱、黄淑娉、刘恩良、赵大富、孙岳素等学者对文山“普”（普拉）族群进行识别与归并童玮、萧庆文两学者对昆明他称“子君”，自称“撒摩都”的族群进行识别与归并，等等。通过调查研宄，专家的结论都认为绝大多数被识别族群是彝族支系，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当时整个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论断。所以云南对彝族的识别也基本是在这一个框架内进行。

对彝族各个支系的识别首先是从语言入手。具体是对相同支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宄。例如在对他称为“水田”的支系进行识别归并的时候，以受汉语影响较少的“水田”语作标准，和相关语言进行比较，发现各相关语言与“水田” 语相近相同的词都占70%以上，语法现象也基本一致；再以“水田”语和凉山彝语比较，在 875个词中，相同相近的有455个，占52%，而且具有语音对应的现象，以此断定“水田”支系讲的是彝族方m可以识别为彝族。又例如在对“阿车”、“罗武”进行识别归并过程中，把“阿车”语与新平彝语比较，在812个词中有759个词相同相近，占93%，语法构造一致，所以“阿车”语与当地彝语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识别归并结论明确；又把“罗武”语和新平彝语比较，在812个词中有362个相同相近，只占44.5%,对于这一问题，识别人员认为原因是“罗武”已渐用汉语作本单位日常交际工具，许多固有的词汇已为汉语所代替，但基本上仍属彝语方言是无可怀疑的。总的来说，从语言入手对彝族进行识别归并是成功的。

但是，在云南彝族识别归并工作过程中，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四要素”与彝族各个支系的实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对云南彝族的民族识别不具备普适性。在云南彝族的发展变迀中，彝族社会的统一和分裂对彝族语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彝族迀徙的历史，与其他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的经历，也使得民族文化发生巨变或某种程度的变异。民族工作者们在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做好民族调查研宄的基础上，既关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存在的必要性，又关注到这四个特征具体存在于彝族中所表现出的聚居与杂居、称谓差异、人差异、制度差异等不平衡性，将彝族的自称、他称和历史渊源作为识别依据的重点。

因此在对语言进行研宄之后，便对民族名称、分布与迀徙情况进行考察。例如对分布在巍山、凤仪、漾濞、祥云、永平、凤仪、昌宁、邓川、宾川、弥渡、永胜、景东、双江、新平、耿马、镇沅的“土家族”或“土族”，就是先看民族名称，发现这个族群自称“腊鲁帕”，他们原聚居在巍山，由巍山向四面迀徙。据漾濞、永平“土家”族说：他们都是从蒙化迀出，迀到漾濞为第十三四代，迀到永平为第7代。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些自称为“土家”的族群自愿归入彝族。又如林耀华等先生调查识另IJ “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 5个族群时发现，“倮”、“水田”、“黎明”都自称“罗罗濮”，也称“纳儒”，“支里”和“予彝”只自称“纳儒”，所以“纳儒”是5个族群的共同自称。其中“水田”因种水田而成为他称；“支里”曾被称为“鼠族”，是因为用鼠皮做烟荷包、食山鼠肉而成为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支里”。这5个族群相传都是在明朝洪武从滇东调卫迀来的。综合民族名称、分布与迀徙情况进行考察后，民族识别专家也得出了这些支系可以识别归并为彝族的决定。

在彝族发展变化过程中，有的失去了形成期所具有的共同地域和经济生活，有的甚至丢掉了固有语言，但共同的文化特质却始终保留或部分保留下来，这就决定了对彝族的识别归并必须重点放在文化上。通过研宄发现绝大多数被识别族群都有相关、相近甚至是相同的文化特质：“土家”在文化上保存了同姓不婚，“夫兄弟妇”制，火把节，小木人袓灵，火葬遗迹，崇奉山神，巫师“阿毕”等彝族普遍所共有的特征。“利帕”在文化上保留了氏族残余、小家族制、亲属称谓尊长房、姑舅表优先婚、“夫兄弟妇”、翁媳回避、重视火塘三脚架、竹片口琴等文化特征。“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六得”、“纳渣”、“他鲁”等族群保留了氏族制度残余、幼子继承权、姑舅表优先婚、“夫兄弟妇”制、火塘三脚架、小木人灵台、火把节、山神、树神、巫师制度、羊骨卜及洪水滔天兄妹婚的故事等文化特征。“腊鲁”、“咪哩”、“密岔”、“蒙化”文化上保留了氏族残余、父系家族、幼子继承权、姑舅表优先婚、“夫兄弟妇”、翁媳回避礼节、亲属称谓为长房、袓先灵台、信仰鬼神、巫师 “白马”、鸡卜、捞油锅传说、H脚架禁忌等彝族普遍共有的特征。苏”、“车苏”文化上保留了氏族残余、父系家族、幼乎继承权、弟娶寡嫂、小木人灵台、火把节、信鬼神、巫师等一系列彝族共有特征。“普”族和“母几”在文化上，保留了氏族残余、氏族外婚、父系家族共居、姑舅表婚配、“夫兄弟媳”、祭雷神、火葬遗迹、小木人（或竹节）灵台、多神信仰、巫师制度、人类起源的洪水故事等一连串彝族普遍共有的特点。“水彝”在文化上保留了幼子继承权、姑舅表优先婚配、“夫兄弟妇”、火塘三脚架、山神、火把节、洪水神话等彝族文化，所以“水彝” 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不能自成为单一的民族。“阿西”保留了氏族残余、姑舅表优先婚配残余、“夫兄弟妇”、幼子继承权、火把节、祖先灵台、崇信神鬼、“毕摩”巫术等一系列的社会习俗，都是彝族的普遍特点。“蒙化”在文化上保留了氏族残余、同姓不婚、族长制、婚姻上“夫兄弟妇”、火葬遗迹、袓先灵台、巫术并多神崇拜等彝族普遍的特点。“撒尼”在文化上保留了氏族残余、姑舅表优先婚配、“夫兄弟妇”、幼子继承权、火把节、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崇信多神、“毕摩”等都是和彝族共有的普遍的特点，等等。上述各个被识别族群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例如姑舅表优先婚配、“夫兄弟妇”、幼子继承权、火把节、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崇信多神、“毕摩”等等，因此当年对彝族各个支系的识别归并主要还是依靠这些文化的共同性来作为识别归并的基本依据，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斯大林对于民族定义的四要素说中却没有强调文化特质的意义。

除了文化特质以外，当年对彝族的识别归并对于彝族各个支系的经济特点也进行了相关的研宄，但是和对文化特质的研宄相比较，显得薄弱一些，而且并没有把彝族的经济特点和各个支系的经济特征概括出来。例如对“土家”族的经济论述是“以农业为主，种山地，水田很少，有极少部分的火山地。耕作技术比当地汉族较差，而且不施人粪。主要作物有包谷、荞子、麦子、豆类等。男女都是主要劳动力。副业主要是饲养牛、马、羊、猪、鸡；还有打猎、砍柴、编竹器、作木工、铁工、赶毡等。没有专业商人农民主要以副业产品换取日用必需品。”文中的论述实际上是云南绝大部分农村经济的情况，并不是彝族特有的，所以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可以认为，对于云南彝族而言由于支系众多，分布地域广大，地理环境多样，所以云南彝族没有表现出十分明确的共同经济生活，其共同的经济生活仅仅是表现为山地农业经济。由于云南彝族的识别归并工作是云南的民族识别最为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从工作量来说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有必要从当代民族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反思。

一）云南彝族识别归并的理论意义

第一》在对彝族各个支系的识别归并工作中，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又有灵活的变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但在实践中又对他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这种敢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云南的民族客观现实出发，敢于突破经典著作和外国经验中不合国情的某些结论和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云南彝族各支系共同特征，充分尊重本民族意愿，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43个单位的20个支系识别归并确认为彝族。这种考虑到中国国情、云南省情与民族实际相结合，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实践性探索。

第二，民国时期认为中国只有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并没有彝族，而西南的情况是存在着一个以罗罗为中心、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特点的民族群体，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以罗罗为中心、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特点的民族群体所进行的识别归并，是一次良好的民族整合，从而使几十个具他称、自称的民族群体在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成为西南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这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意义重大。

第三，在对彝族的识别归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民族研究的宝贵经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资料，收集和整理了彝族各个支系大量的资料、档案和文物。这些宝贵的经验和资料为云南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客观的科学依据，丰富云南民族史研宄内容，填补了云南民族历史的一些空白，对当代云南民族史研宄起到了积极地推进作用。

二）云南彝族识别归并的实践意义

第1对彝族各个支系的识别归并是一项融理论性、科学性和政策性且相当复杂的基础工作，它直接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彝族地区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社会改革，帮助彝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意识。特别是在识别工作中把具有民族歧视色彩的他称如倮罗、倮倮、裸裸、普拉、母鸡等一律撤销，全面贯彻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加强了彝族的整体认同性，从而使在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的彝族内部众多支系得到国家以法律形式确认，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实现了当家做主和享有党和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第二，基本摸清了云南彝族社会的发展类型。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云南彝族的经济生活都是以农业为主，各单位之间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其类型有三种：一是大部分彝族地区实行封建地主经济；二是红河南部、滇东北、武定、禄劝等边远山区残存的封建领主制经济；三是滇西北小凉山的奴隶制经济。各支系之间的经济形态不一样，生产力水平也不同。

第三，以文化为中心，基本理清了云南彝族绝大多数支系的文化特点。通过调查识别，我们可以看到彝族各支系在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阶段上虽不均衡，但其社会组织和文化方面，大都保留着彝族普遍共有的许多特点，特别是氏族制度残余、父系小家族制、保留同姓不婚、共祭远袓、亲属关系重长支、不动产幼子继承、姑舅表优先婚、“夫兄弟妇”婚、火煻三脚架，供袓灵牌、行超度灵魂、庆火把节、行火葬习俗、奉多神崇拜和祭师制度、鸡卜、羊骨卜及洪水滔天兄妹结婚传说故事等，都是彝族各支系共有的特征。共同的文化特征维系着民族自我意识的纽带，决定他们是同一个民族而不是另一个民族。

（三云南彝族识别归并存在的不足

第一，虽然彝族的不同支系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可是在识别过程中有时候没有考虑到各个支系的差别，而是用凉山彝族的标准作为标准，就不太恰当。因为四川凉山彝族虽然保留彝族特征较多，但不能视为彝族各个支系识别的惟一标准，更不能视为云南彝族识别的惟一标准。

第二，在识别过程中他称、自称未能彻底分清，如阿哲支系的他称自称就是统一的。

第三，把同一支系族称的同音异写当作不同识别对象来处理，例如把纳若支系的他称支里和子彝分为两个他称的识别对象，而实际上都是分布在永胜的纳若，被同音异写为支里和子彝，支里和子彝并不是两个需要识别的对象，等等。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宄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内部版），1955年

[2] 詹开龙等《石屏县“普”族识别小结》，《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3] 林耀华等：《文山“普”族（“普拉”）识别小结》，《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4]《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杜玉亭；《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诺人识别50年的历史哲学视角》，《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原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文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宄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艳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宄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