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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当时带了十万兵马远征；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言，这个规模是比较合适的。
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所率领的军队并非只有六万，而是超过十万。
对于李世民远征高句丽的军队规模，《旧唐书·太宗下》中记录的比较简单：“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即征调了10万人。
在《资治通鉴·唐纪十三》中，则记录的比较清晰。当时唐军兵分水陆两路：
水军的的统帅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时任刑部尚书的张亮，他作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江、淮、岭、峡等南方善于水战的精兵四万，再加上从长安、洛阳招募的精勇三千，乘坐五百艘战舰，由莱州（今山东烟台辖区内）走海路出发；
陆军的统帅则是另一位凌烟阁功臣李世勣，他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六万，以及数量不明的突厥等少数民族将士。据史书记载，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又名李思摩）、将军契苾何力这两位突厥贵族首领都随军参战，并且都光荣地挂了彩。
当然，两军的总指挥是亲征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不过，这十余万的规模看起来挺庞大，但面对当时的高句丽仍处于下风。
高句丽实力不容小觑
隋唐两朝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拿高句丽开刀，是因为这个藩属国已经成了中原王朝的潜在威胁。
首先，人口数量可观。据后来唐高宗时的统计数据，高句丽被灭后，境内共176座城池、人口69万多户；而在唐高宗继位时，唐朝的人口也只有380万户。
其次，作为中原数百年的藩属国，当时的高句丽既吸收了农耕文明，汉化程度极高。比如其首府平壤城也称长安城；其国人爱看书，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种田养蚕，略同中国”、“人税布五匹，谷五石”，具备了中原传过去的农耕与纺织技术；冶炼技术先进，“兵器与中国略同”，李世民在安市城外曾缴获全套铁甲超过万件。
其三，高句丽兼具了游牧渔猎民族的好斗性。他们每年举国练兵：“每春秋校猎，王亲临之”；最高执政官，并不是由高句丽王任免，而是由武力决定：“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相当的暴力直接；同时，高句丽民间用法严酷：“大体用法严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遗”。
这也是当初隋炀帝首次亲征高句丽要征调百万大军的原因之一。
事实也证明，高句丽军队确实为数不少。当唐军夺下辽东、抵达安市城后，高句丽北部地区的统帅高延寿、高惠真率领十五万军队前来救援；再加上城内的守军，唐军在规模上确实处于下风。
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唐军规模不可能太大
但李世民为啥不多带点军队？这是有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其一，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当时的唐军几乎年间对外作战，交战对手主要有突厥、薛延陀、吐谷浑、吐蕃，皆为战斗力强悍的游牧民族军队；但面对这些强敌，唐军仍占据优势，可见当时的中原军队有多么强大；
其二，客观的后勤困难。隋炀帝三次亲征高句丽，第一次大败，第二次因杨玄感内乱回撤，第三次逼迫对方投降后班师，三次都没有完全达成战略目的。而就战斗力而言，当时的隋军并不比唐军差，问题就出在后勤上。由于军队规模太大，加上路途遥远、道路难行，隋军的粮草保障成了头号难题，还未到平壤，将士的口粮已空：“才行及中路，粮已将近”。而高句丽抓住这一点，采取坚守、消耗之策，让隋军吃尽苦头。
因此，李世民只征集10万人出征，也正是综合考虑了敌我双方情况基础上所做的决定。不过最终唐军仍旧面临了后勤问题。在占领辽东后，唐军抵达安市城外，并且以少胜多、大败前来救援的十五万高句丽军队，斩首2万、俘虏3.6万，敌军统帅高延寿、高惠真投降。但其后唐军围攻安市城两个月未下，考虑到后勤逐渐吃紧，李世民下令班师：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
此战唐军战损近2000人，战马死亡约八成，斩首敌军4万、俘获人口7万。看起来收益率挺高，但对于当时横行天下的李世民而言，内心并不满意，甚至叹息：“要是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打这一仗。”
后来，唐朝仍继续对高句丽用兵，但改成了以小股军力进行持续压制的方式。经过多年的不间断打压，公元668年，李世勣攻下平壤城，标志着高句丽灭亡，东北地区的潜在威胁被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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