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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民间故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民间故事的集大成，先秦以来的许多故事得以定型。然而明清民间故事的地位，仍然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 关键词：民间故事；过渡性；继承性；时代性；呼唤性 文章编号：978 7 5369 4434 3（2011）04 122 02 明清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两个朝代，虽然它们在早期都有过举世瞩目的辉煌功业，但由于其本身的腐朽性，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它所孕育出来的继生物频频出现――农民革命的浪潮和西方列强入侵风起云涌。深有大厦将倾之感的封建专制王朝不得不作出垂死挣扎，对外关锁门户，对内巧设名目、残酷镇压。然而，无论统治者采取何种伎俩，本质上已丧失生命力的封建专制，其衰败趋势每况愈下。于是，从明代中期到民国初年，中国历史跌入最为动荡不安的滚滚长河。 在此社会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艺术表现，生活状况等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来的“真龙天子”也不过是出生下层的贫民（朱元璋）；“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只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幌子而已，对正统的信仰开始动摇，对官府的敬畏逐渐减弱，对现实中的丑恶不断地进行讽刺和抨击。正统的诗文趋于衰弱，面向大众的俗文学以强劲之势迅速扩展开来。“口头文学的作者，是生息在广大的民间的，是熟悉各种社会现象，关心各种实际生活的。因此在他们的故事中，歌唱中，甚至三言两语的俗语中，大都能够反映出比较有普遍性的世态人情。”[1]明清民间故事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直接而深切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下面就内容方面谈谈明清民间故事的过渡性。 一、继承性 民间文学是人类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普遍产物，因此，季羡林先生先生曾说：“在世界上，只要有国家，就会有民间。只要有民间，几乎就都有民间文学。然而民间文学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2]。明清民间故事也不例外，它的创作与流传保留了民间故事的固有特征，而且内容上也带有此前的印记。如明代王同轨的《耳谈》卷十的《缩地法》： 济宁民某，掘墙得古书，云《太公兵法》，中能缩地。按法与里中儿试，往扬州看灯。用伞柄头指其背，诫勿开目，独自念咒作法，果至扬州。遍有街巷，灯市火城，歌楼酒馆，车马骈填，已皆在其中。既返，至半途，儿私开目堕地，隔千里矣。乃至独归，为儿家所讼。拷掠间，邃以前事对。居十日，儿还得释，书竟匿之。 据传秦代的费长房就有缩地之术，这里称神奇的缩地术得之于失传的《太公兵书》，是处于故事的虚构。借助魔法夜行千里的情节，在明清民间故事前早已见到。而《耳谈》中的其他篇章，也多有此现象，如《张寅汉》，正是唐代民间故事“云中落绣鞋”的亚型之一。《宝应獭妖》在唐人陈劭所撰的《太平广记》卷四七零《逼幽记》中的《薛二娘》，因唐代的楚州，治所在今天的淮安，辖区包括宝应，故《耳谈》中的《宝应獭妖》明显从《薛二娘》脱胎而出。 再如《聊斋志异》卷八中的《象》一篇，讲述一猎人被野象用长鼻摄入山中，攀援至树颠，射杀与象群为敌的猛兽狻猊，随后象群又从地下掘出大量象牙相酬谢的故事。这种动物报恩型故事，在唐代《广异记》中的《安南猎者》记叙也很生动。 在明清民间故事中，讲述男女私通的故事颇多。清人赵南星的《笑赞》表现男女私情的笑话极精彩： 一妇人与人私通，正在房内，丈夫从外来，妇人将其人装入布袋内，立于门后。丈夫问道：“布袋内是甚东西？”妇人着忙，不能对答。其人曰：“米”。 正如其后的赞语所云：“男女私通者名曰奸情，言其人皆奸诈人也。《韩非子》载李季之妻与人私通，季从外至，妻令其人赤身披发而出。季问：‘此时何人？’妻曰：‘不见’。季曰：‘我见鬼矣，不活矣’妻曰：‘不妨，用狗矢沐浴可以禳灾。’奸诈如此，真乃是鬼。此人入布袋内自称是米，愚蠢如此，乃是猪也。鬼也胡为，猪也胡为，岂不叹杀人也。”可见，先秦故事中已有同样的内容。凡此种种，勿需罗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雷同的现象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无论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何处，出自同一区域的民间故事内容，总难免有些覆辙现象，就如事物的发展呈高低起伏的波浪状态一样，当封建历史运转到相同程度时，就很可能会产生相同的因子。其次，与人们的审美情趣有关。凡是能引起人们审美愉悦感的内容，总是保持着永恒的生命力。就如人类赞美伟大的爱情一样，它永远是一个不竭的话题。对真善美的礼赞，对假丑恶的鞭笞，是千百年来人民心灵的共鸣。再次，新事物总是从旧事物中蜕变而出，以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在其流传的征途上保留一些先前的内容，正是其本身特征。 二、时代性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思想文化意识，明清时期，由于自由思想的融入，形成了明清民间故事独特的时代性。“民间文艺，是历代广大人民在社会生活和斗争中，在创造必需的物质文化的同时，所集体创造的必需的精神文化。她反映着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现象，诉说着人民的观感和欲求，表现着广大群众的美学观念和艺术才能。”[3]民间故事真正的是不虚美，不隐恶。“对自由充满了热爱和向往，没有半点的奴颜和谄媚。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可贵的艺术。”[4]体现明清故事时代特色，如抗倭，倾诉，企盼真诚与自由等。如《耳谈》卷九中的《虎冢》： 木工丘高乘船出海，身染瘟疫，众弃之山麓而去。遇以雌虎，饲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强健。人虎亲昵相处，一如夫妻。生二子，性惧猛暴，十二岁力举数百斤。后被举荐于浙江巡抚胡公门下，破倭立功，受上赏。虎与高死，合葬成冢，名曰“虎冢”。 抗敌破倭是明清时期的事相，这里连人虎生子都加入其中，不难看出故事的时代烙印。明代社会出现的荤故事――一种思想文化的畸形产物，如《万锦情林》中的《传奇雅集》记述江右世家子，与一百多个女人的性爱关系；《痴婆子传》说少女上官阿娜出嫁之前就与人淫乱，出嫁栾家后淫性不改，既与小叔子又与其公公。而这些正是明代社会以理学扼杀思想自由的产物。 能够代表清代时代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应当是乾隆年间檀萃在《粤囊》中的“越城”： 其称五羊城，穗城者，五仙人骑五羊持穗而至，衣及所骑各如方色羊化为石。为周为秦，传时各异。五仙祠在坡山之阳，肖仙像而祀之。仆游祠，见仙前各置一石，常石耳。云羊石为贾胡所窃，道士以常石补之。祠前高阙上悬大钟，细之以藤，亦为贾胡潜而易，钟遂哑。甚哉！贾胡之狡也。 “贾胡”即“胡贾”，意思为洋商人。这个传说故事正是闭关锁国的背景下民间与外界的私通，透露出洋人入华的信息，也是后来列强用洋枪洋炮攻开中国大门的前兆。 清代有“北狐南仙”之说，关于狐仙的故事颇多。“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贵唱时”的蒲松龄“以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语），揭露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丑恶，折射着这个时代的万千气象。 袁枚采录的民间故事《续子不语》中的《沙弥思虎》是清代民间故事中尤为典型的一篇，小和尚沙弥的“一切物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得舍他不得”，与袁枚所提倡的“性灵”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小和尚沙弥正是该时期“赤子之心”的体现者，禅师则意味着禁欲主义。 明清民间故事可谓汗牛充栋，是中国民间故事的集大成，它犹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明清社会的真实面貌。 三、呼唤性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已步入穷途末路，内乱外患频频出现，正如曲子所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经济上，他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还要为统治阶级进行生产；政治上，他们一方面要抵御倭寇，击毁“造反者”，另一方面还要遭受不公平的法律裁判；文化上，他们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们还要不时喝着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毒液。这种种的不公平、不合理，必然体现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于是以民间文学为母乳的《聊斋志异》，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向这种种丑恶。作为千百万劳苦大众一员的蒲松龄看到魑魅横行，魍魉遍布，感受到真情泯灭，虚伪猖狂。他渴望真诚的世界，呼唤美好的人间，可现实中根本是找不到的，于是他借花妖鬼狐倾诉自己的衷肠。他悲愤“叶公元不好真龙”（《寄孙树百》），他寂寞“此生所恨无知己”（《偶感》），他的言语字字句句是人民的血泪之声。 清代满族作家和帮额所录的民间故事《夜谭随录》中的《米芗老》，揭示了一个大悲剧： 康熙间，总兵王辅臣叛乱，所过掳掠，得妇女，不问其年之老少、貌之妍丑，悉贮布囊中，四金一囊，听人收买。接下来讲一个叫米芗老的年轻人，买回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妪，后来又来一老汉，买回一个17岁的少女，然后老少互换的故事。令人震撼的是乱军掳掠的妇女，竟然装在麻袋中像牲口一样，用几两银子就可成交易，悲惨之状令人心怵。 在明清民间故事的《笑话》中，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如《剥地皮》： 一官甚贪，任满归家，见家属中多一老叟，问此是何人，叟曰：某县土地也。问因何到此，叟曰：那地方上的地皮都被你剥过来，教我如何不随来？ 总之，一部明清故事史，也是一部泱泱中华的血泪史，它如泣如诉，倾吐着在那个苟延残喘的时代人民的声声哀号，方方面面地折射着时代的污浊场景。可喜的是，社会进步与发展是任何力量都抗拒不了的，时代的进步思想犹如一股强大的洪流，民间故事在抨击、谩骂、挖苦、讽刺的同时，也正高声疾呼着一个春雷震荡的新时达的到来！ 参考文献： [1][3]钟敬文.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14；1. [2]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66. [4]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496.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 10281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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