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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尔·卡丹撒下万紫千红 1922年7月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上世纪50年代创立著名的皮尔·卡丹品牌，197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 1978年某天，北京大街上，一位身穿毛料大衣、双手插兜的老外，从一片单调的灰蓝和军绿中气宇轩昂地走过。在他左前方，一个身穿对襟棉袄、头戴“赵本山帽”、手拎皱巴巴仿皮袋的老农民忍不住偷偷回头张望。这位外国中年男士的时尚、自信，与周围中国人的寒酸、木讷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叫皮尔·卡丹。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皮尔·卡丹已经建立起横跨时装、餐饮、艺术、房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但皮尔·卡丹最大的贡献，就是让高贵的时装走下T型台，直接服务于平民百姓。 皮尔·卡丹设计的服装喜欢用饱满、浓烈的色彩。自从第一次来到中国以后，他就怀着圣教徒一般的情怀，企图把万紫千红的色彩撒向这片广袤但却单调沉闷的国度上。这位商业巨头和时装大师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恐怕是任何一位国外企业家所无法比肩的。30年里，他频繁地光顾中国，举办了一次又一次引起巨大轰动的时尚秀，把精彩缤纷的世界一下子推到了满脸惊愕的中国人面前。 在皮尔·卡丹双脚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年，吴仁宝、禹作敏等人开始创业，荣毅仁正在筹办中信公司，李嘉诚被请到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台上。而当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莫过于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标志着中国从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又回归到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2、松下幸之助布道经营理念 1894年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1918年创建松下电器，1979年6月第一次访问中国，1989年去世。 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录像机、立体声唱机、微波炉……1978年10月，访日的邓小平专程参观了松下电器的产品展览室，阅历丰富的这位领导人仍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化产品深深吸引并震撼了。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件大事，那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国际市场上，出自日本的电子产品风靡一时、举世无敌。日本企业的强势进逼，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很多美国企业绝望得几乎跳海。 这对当时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触动。于是，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1979年6月被邓小平亲自请到了中国。中国领导人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松下幸之助所提倡的“做企业就是在做人”的思想和团结一致、奋斗向上等精神，对中国企业界无异于醍醐灌顶；质量、人才、经营，则让中国企业家们第一次看清了一个成型的现代化企业所必备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的作为，让中国企业家们深刻体会到，原来经济对一个国家的振兴，比政治和军事手段更为有效和直接，这激发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们“产业报国”的崇高理想。 在松下幸之助第一次来中国的那一年，首钢厂长周冠五正在向各级政府力争更多的企业自主权，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广州开始筹建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转业军人袁庚正在游说中央领导人设立蛇口经济特区，而“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则引发了全社会的雇工大讨论。3、李·艾柯卡亏损企业标杆 1924年10月出生于美国，1946年8月进入福特汽车公司，1970年升为公司总裁，1978年被亨利·福特二世解雇后加入克莱斯勒公司。1985年出版《艾柯卡自传》，不久即被译成中文。 “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面对秩序混乱、纪律松散的工厂，他苦无良策，于是草拟了13项规矩贴在工厂墙上。不久后，一本叫《艾柯卡自传》的书从美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张瑞敏如获至宝——因为艾柯卡当初面对的克莱斯勒公司，和他自己的企业是多么的相似啊！ 艾柯卡担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期间，为公司创下了空前的汽车销售纪录。来到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后，又在短短的6年后，创下了24亿美元的盈利纪录，比克莱斯勒此前60年利润总和还要多。艾柯卡因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时代》周刊如此赞誉他：“他说一句话，全美国都洗耳恭听。”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柳传志、王石、李经纬、潘宁、张瑞敏、史玉柱、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等后来闻名全国的企业家们，几乎全都在这一年开始创业。而第二次从监狱里出来的牟其中，更是在短短时间内开了一大堆公司。他们满腔热情、却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管理一个企业？ 而像倪润峰、汪海、张瑞敏这样的国企领导人，对破败亏损的工厂更是一筹莫展。有“扭亏之神”、“白衣骑士”等美誉的艾柯卡，对当时深陷亏损泥潭的中国企业家们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艾柯卡虽然一直没来过中国，但他的自传对中国企业界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成为继松下幸之助之后的又一个商业偶像。4、杰克·韦尔奇推行“数一数二”战略 1935年11月生于美国萨兰姆市，1960年加入通用电气，1981年4月成为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1992年第一次来中国，2001年9月退休。 “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大都像是在演戏。”1999年9月，从上海参加财富年会回到美国后，杰克·韦尔奇这样对记者说。当时顶着“全球第一CEO”帽子的韦尔奇，自然难以理解中国企业们对跻身于世界500强那种宗教般的情怀。 1981年，年轻、急躁、有点口气的韦尔奇，被意外地推到了CEO的宝座。面对困境重重的GE，韦尔奇坚定不移地推行他的“数一数二”战略，对企业屡屡进行并购重组。在他执掌GE的20年时间里，共完成993次兼并，使公司销售额从250亿美元攀升到1110亿美元。 1991年，韦尔奇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大家都还陶醉在牟其中创造的“罐头换飞机”的神话当中，没有几个人理会他。但1999年和2004年韦尔奇再次来到中国时，已经是“天下无人不识君”，受到了中国企业家群体最大热情的欢迎与膜拜。2004年，海尔正在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联想收购了IBM公司PC业务，TCL收购了法国的施耐德……他们迫切地需要向韦尔奇讨教多元化的“秘方”。 收益最大的恐怕是大型国企领导人，因为他们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正是与当初韦尔奇执掌GE时碰到的问题相似。21世纪初，中国的国企经过“抓大放小”、兼并重组后，已经变成一头头巨型猛兽，并将在几年后发出可怕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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