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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宝玉黛玉二人在园中共读西厢，传为一段津津乐道的佳话。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让处于深闺的两个人萌生情愫，潜藏于内心的爱意逐渐浮上心头。
曹雪芹曾借贾母之口批判以前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不着边际，多是根据自己的臆想编造出来，但雪芹却在作品中用《西厢记》来拉近宝黛二人的关系，极力渲染这本书的吸引力，可见此书不同寻常。
王实甫在元稹《会真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对故事进行改编，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原先的作品有很大不同。
张生在借宿于普救寺时偶遇崔莺莺，却遭遇残兵将领围寺劫亲。张生一封书信破了贼计，老夫人却没有遵照诺言将莺莺许配给他。二人互生情愫，经历闹简、赖简、酬简等一系列波折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就一段好姻缘。
有古人说，《西厢记》乃一大淫书，张生色令智昏，偷香窃玉，沉迷于男欢女爱，莺莺意乱情迷，未嫁时便失身于张生。然而，西厢旧事却不应以伦理道德的尺度定之。
王实甫通篇以清新曼丽之文，写真纯直率之事，只让人感觉优美动人，无丝毫淫邪之感。正如金圣叹所言：“盖西厢记所写内容，便全是国风所写事。”
张生初见莺莺，其印象便如《硕人》中所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张生思慕莺莺而不得，便像《蒹葭》所描绘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类似于《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以，不可方思。”
张生进京赶考，二人分隔两地，其情形也像《氓》所写的“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国风》好色而不淫，男女之间感情纯粹诚挚，未受世俗观念的禁锢，呈现出轻松活泼的氛围，《西厢记》也是如此，剧中张生和莺莺在爱意的驱动下走近彼此，使有情人终成为眷属，是一部绝无淫邪之气的喜剧。
从《会真记》到《西厢记》，王实甫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有很大改动。
《会真记》中，张生表面上是“性温茂，美丰容，内秉坚孤”，其实是“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的伪君子，他对莺莺始乱终弃却毫无愧意。《西厢记》中的张生则可爱的多。他为接近莺莺而赋诗、弹琴，看到莺莺所寄的“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后，夜晚翻墙而入，滑稽而又憨厚可爱。
莺莺在《会真记》中是一个被玩弄的女子形象，既没有诚挚的感情，也缺失对礼数的坚守，与红娘率然“敛衾携枕而至”，情与礼皆无，形象不够饱满。而在《西厢记》中，莺莺的美丽大方、天真无邪、端庄矜持、情真意切在《惊艳》、《闹简》、《哭宴》等几折中表现的十分明显，更见大家闺秀的风范。
另一个明显的变动在于红娘。
当她听到张生自报生辰八字，还问小姐是否常出来时，义正言辞地斥责他不懂礼数，“不得问的，休得胡问！”，可以见出她的率性泼辣；
她屡次帮助有请却不能在一起的张生莺莺二人，可以见出她的仗义；《拷艳》一折，她公然与老夫人顶撞，指出错在老夫人当初悔婚，可以见出她有胆有识，与《会真记》中胆小怕事、任人差使的红娘完全不同。
王实甫用精妙的语言将这些人写得鲜明生动，不仅使人物形象得以升华，更使作品清新脱俗，洗尽俗尘。
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不同小可，乃天地妙文”，将其评为“六才子书”之一。才气何在？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写才子佳人之事，笔墨如雪泥鸿爪，清新曼丽让人想“对雪读之，以资其洁清”，“对花读之，以助其娟丽”。其情节回环曲折，引人入胜，结构安排亦是绝妙。将各种妙处融合在五卷二十折中，不愧为天地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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