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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戎马人生 2011 09 08 12:12:19卢达先（蔡传云） 蔡传云，曾用名卢达先，安徽省含山县环峰镇大蔡村人。1920年10月24日出生。1939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含山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干事、保训班政治辅导员；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和含独立团、巢湖独立连（无为模范连）正、副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团宣教干事，俱乐部副主任；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含山梅山，和县南姥、娘望，含山龙亢4个区，先后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区人武部长、敌工站站长；和含干部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七师随营学校宣教股副股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人事、队列、编配科副科长；海军政治部干部部任免科长；军委总干部部海军处一级助理员、副处长；军委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干部部正、副部长；工程兵政治部干部部正、副部长；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兼首脑工程指挥部政治委员（正军职）；1985年离休。 艰辛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幼时父亲不幸去世，在兄姐5人中我排行老五。母亲带着我们几人艰难度日，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在家庭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叔叔们鼎力相助之下，才得以读了几年私塾，上了含山县环峰小学。1935年秋，我以前15名的优秀成绩考入芜湖安徽省职业中专学校机械科。当时学校的奖学金制度，规定对每次考试成绩列前三名的学生给予费用减半或全免的奖励。在奖学金制度激励下，我拼命读书，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所以在芜湖读书期间，没用家里花很多钱，这也是为自己能继续升学、为家人分忧的最好办法。 投笔从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大举侵略中国。继“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寇占领南京，实行大屠杀，国民党守金陵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不久，日机开始对芜湖等地进行狂轰滥炸，各大中专院校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内迁武汉、重庆等大后方。此时，我处在随校内迁或回含山老家的艰难选择之中，当时学校一位含山籍的严老师叫我跟他一起回老家，我听从了他的话。战乱之时，要过长江是很困难的，江面上有日军舰艇巡锣，幸好严老师有一个侄女嫁给了芜湖招商局的一位职员，在喝完他们的喜酒之后，严老师侄女婿安排了一艘汽艇把我们安全送过江，顺利回到含山。 1938年2月15日，日机开始轰炸含城，4月26日，含城沦陷。我家的房子在日寇的扫荡中被烧为灰烬，母亲也被日军击伤，我们全家逃到和县善厚乡避难。那里地处山区，日本侵略军始终没有进去过，我在那里住了大半年。此时，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难民不行，当亡国奴更不行，出路只有一条，参加抗日队伍。于是，我就在含北参加了含山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工作团，当时张克林任我党领导下的动委会指导员。动委会机关设在仙踪镇桥头大庙，最早参加工作团的有张文华、王训勤、汪默知、严先和我等七、八个同志。工作团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扩大队员，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在工作团工作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动委会干事、保训班政治辅导员。 化名由来 我原名蔡传云，曾用名卢达先。说起卢达先这个名字，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与中共闹摩擦，我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担任过含山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干事、保训班政治辅导员，国民党县政府知道，要抓我们。组织上为保护干部，决定将在地方上工作、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调往驻扎在和县南义、含山陶厂一带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我担任七连副指导员。国民党顽固派抓不到我，就迫害我家庭，将我的亲人抓走，并放火烧房。为解救被抓抗日家属，1940年4月中旬，新七团第二次攻打含城，兵分两路，从东边华阳寺、西边清溪包抄，捉住了国民党县长老婆、弟弟、秘书等10余人，从狱中解救出被关押的包括我的亲人及抗日亲属在内的200多人。为便于今后开展革命工作，保护家人安全，组织上让我起一个化名，我就用了“卢达先”这个名字，这个化名一共用了13年，一直到1952年调北京工作后才改回原名。 服从需要 抗日战争期间，我先后数次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而调动工作，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工作期间担任过连队正、副指导员，团宣教干事，俱乐部副主任，先后在皖江地区对敌斗争中参加了无为石涧埠、巢南山区、和县南义、含山陶厂等地大小战斗数十次。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我由正规部队调到皖中和含抗日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过含山梅山区、和县南姥区、娘望区、含山龙亢区4个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区人武部长、敌工站站长。 在地方工作期间，在中共和含地委、含巢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民主建政，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开展大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动员青年参军，民兵支前。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开办冬学，扫除文盲。加强敌伪工作，维护交通联络线的安全等等。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为止。 转战华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第七师主力部队奉命北撤山东。北撤前，我曾带一支小部队在含山太湖山、苍山一带打游击。北撤时，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和含干部队指导员。1945年9～11月，我们干部队随北撤部队到达江苏淮阴、淮安，年底到达山东。这时，成立新四军随营干部学校，我担任宣教股副股长，这所随营干部学校有400来人，下辖3个分队，一直到1946年夏天全国解放战争开始，随营干部学校学员一分为二，一部分下到部队，一部分到地方工作。我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担任政治协理员，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先后参加过华东战场上涟水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衮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诸次大的战役。 在鲁南战役中，华野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快速纵队。在孟良崮战役中，一举歼灭了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七纵负责打阻击，战斗打的异常激烈，当时我在纵队机关工作，全纵队从上到下“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而奋斗。战后评功评奖，我荣立了三等功。 调入海军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开始，我所在的华野三十五军第一个攻入南京。渡江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我们军改编为华东军区海军。刚组建的人民海军舰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国民党江阴炮台起义后的20多艘因江面被我炮火封锁出不去而举行战场起义被我接收过来舰只；二是在长江口以外国民党海军起义所带来的舰只，如“长治号”；三是接收国民党华东招商局购买的几十艘登陆艇。这支海军部队政治骨干全由陆军调来，技术骨干则是国民党海军起义的专业技术人员。 为了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中央军委决定华东海军组建3个舰队，即第5、6、7舰队。我当时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人事、队列、编配科副科长。因人民海军刚组建，请来了苏联专家、顾问来负责技术培训。组织上安排我负责苏联专家的陪同、接待工作。1953年我调任军委海军政治部干部部任免科科长，后调任军委总干部部海军处一级助理员、副处长。 奋战西北 1958年秋，中央军委总干部部撤消，全军干部工作统归总政治部领导。在人员调配时，组织上征求干部去向安排意见，我坚决要求下部队。当时正值军委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组织上任命我为军委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军委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主要任务是负责“两弹”基地建设。任务十分艰巨，上级要求尽快上马。志愿军19兵团和志愿军工兵指挥部从朝鲜撤回国后，也立即编入工程兵参加“两弹”基地建设，当时非常保密，要求非常严。基地地处西北沙漠戈壁滩，条件异常艰苦，方圆200多公里荒无人烟，没有水，用水全靠祁连山融化的雪水；没有新鲜蔬菜，只能吃咸干菜、罐头、土豆。十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奋战了5年。 1962年后我调任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1970年1月，任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兼首脑工程指挥部政治委员（正军职）。 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三级“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纪念章”。 离休生活 我65岁离休。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成了一个新课题。离休后，我一方面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老干部活动，另外也积极参加有关方面组织的社会活动。 为丰富老年生活，我有计划地开展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天天打打台球、门球，担任了单位的台球协会、门球协会会长，参加了一些比赛，荣获了不少奖杯。每周游泳几次。坚持练习书法，有些书法作品被“中国将军书画院”收集在《将军书法集》中，不少出版社出版的书画集中也有我的作品。2006年，一幅书法作品被北京人民大会堂评为“构建和谐社会艺术贡献奖”。 在保健方面，我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我认为健康食品第一类是绿茶；第二类是豆类、牛奶；第三类是鱼虾、牛羊肉；第四类是五谷杂粮。在健身方面我总结了一首口诀：天天走路，基本吃素；劳逸适度，心情宽恕；一把青菜一把豆；两袋牛奶二两肉；五谷杂粮经常吃；保持不胖也不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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