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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从一发现起，就被称之为祭祀坑，以后发表的两个简报以及一些论文还就祭祀的方式、祭祀的对象作了推论。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之说于是就儿乎成为定论，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不过，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这说，由于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因素，因而一开始就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有的研究者更对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解释，如墓葬陪葬坑说、亡国宝器掩埋坑说、失灵神物掩埋坑说、火葬墓说等等。然而，由于这些提出新解释的学者对于三星堆器物坑系祭祀坑之说未能提出有力的批评，所提出的新说本身又存在许多问题，因而这些新解释很少有人赞同。对于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讨论。
(一)三星堆器物坑是祭祀坑吗?三星堆器物坑系祭祀坑之说，其根据主要有二:其一是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人面像、神树以及玉璧、缓、璋、戈等，都应是祭祀用品”;其二是两个器物坑中的器物都经过火烧，它们应是“燎祭”的遗物，是在“燎祭活动后痊埋的”。这些根据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三星堆器物坑就是祭祀坑。三星堆器物坑的器物种类很多，既有许多与祭祀有关的物品，如铜像、铜礼器和玉石礼器等，也有一些与祭祀关系不大的器物，如金杖、象牙、海贝、陶器等，不得以偏概全。退一步说，即便是两个器物坑中的器物都可以用于祭祀的目的，坑中器物的用途与坑的用途，二者也并不等同。更何况坑内那些浸透着浓烈原始宗教色彩的铜像，它们本身就很复杂，既有形体巨大、凸眼尖耳的神像，也有所谓“大巫师”的立人像，还有许多冠式、发形各异的铜人像。这些铜像中，铜神像在祭祀中应作为祭祀的对象而出现，其他铜像则应是主持祭祀和参加祭祀的人像。将祭祀对象和祭祀参加者埋在一起进行祭祀，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如果三星堆器物坑真是祭祀坑，那么祭祀掘坑掩埋祭品，这是属于座埋一类祭法;而三星器物坑所埋之物又多有被火烧的痕迹，这又属于紫燎一类祭法。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座埋一类祭祀方法是“既祭埋藏之”，其对象主要是在地下的种种神灵;而祡燎一类祭祀方法却是“既祭积薪烧之”，其对象主要为在天的诸神灵③。祭品用火焚烧与掘坑掩埋，其祭祀对象有别，用“先燎后埋”来解释三星堆器物坑的遗存状况，进而将坑的功用推断为祭祀坑，这是不妥当的。如果三星堆器物坑真是祭祀坑，祭祀是古代人们经常进行的活动，而无论是祭地、祭社、祭祖、还是祭祀山川，座埋又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祭祀方式。由于祭祀要经常举行，痊埋又是重要的祭法，所以凡是祭祀场所都有许多用于座埋祭品的深坑。考古发现的祭祀场所，祭祀坑往往十分密集，如仅在殷墟西北岗商王陵区东部区域(即1400号大墓周围)，已发掘和探明的祭祀坑就有上千座之多。三星堆器物坑现在仅发现了两座，从已发掘的情况看，今后也不可能再发现许多。这就不大符合祭祀的要求。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材料，中国古代祭祀无论是埋祭还是燎祭，它们所用的祭品不外乎牲、玉两类。从未见有过将大量金、铜、玉、石、骨器一起焚烧或一起掩埋的现象。三星堆器物坑埋藏物品的巨大数量，也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用于祭祀的目的。且不要说经常举行这样的祭祀非一般国家财力所能承担，就是一年或十年举行这样一次祭祀也太劳民伤财。这些也都是祭祀坑之说难以解释通的。
(二)三星堆器物坑是墓葬(包括墓葬陪葬坑)吗?三星堆器物坑与一般墓葬不同，这在三星堆器物坑系祭祀坑说提出之时就注意到了。的学者大概是因为不同意祭祀坑说，却一时提不出更好的解释，于是仍然将这两座器物坑与墓葬挂起钩来，或称之为墓葬陪葬坑，或称之为火葬墓。实际上，这两种说法也都是成问题的。关于三星堆器物坑为墓葬陪葬坑之说，尚未见有文章明确提出，1986年广汉召开的全国“‘巴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曾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解释。这种解释正如《二号坑简报》结语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三星堆一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调查发掘，附近没有发现墓葬区。在两坑的周围，砖厂10余年烧砖取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三星堆器物坑是墓葬陪葬坑的可能性很小。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系火葬墓的说法，这种说法注意到了坑中器物均被火烧的现象，也注意到了“甲骨文中提及燎祭尽管名目繁多，但仍多见牛、羊、豕、豚等，并无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玉器出现”的事实。但如果仅凭这两点就推断三星堆器物坑是“死于非命的蜀王”的火葬墓，却又存在着如下方面的问题。首先，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各自包含物差别较大，一号坑有大量烧骨渣和所谓金杖，尚可能勉强与火葬墓联系在一起;但二号坑既没有烧骨渣也没有所谓金杖，只有纵横交错的60余枚象牙，这就很难将它与火葬墓相联系了。其次，如果三星堆一号器物坑是蜀王的火葬墓的话，蜀王火葬后的骨渣就应妥善保存，不应当随便倒在坑中“呈斜坡状堆积”。更何况《一号坑简报》已经指出，该坑多达3立方米的骨渣都“属于较大动物的骨骼”，并未说其中有人骨，不存在火葬墓假设的前提。
(三)三星堆器物坑是什么原因的器物掩埋坑?三星堆器物坑既然不是祭祀坑，也与墓葬没有关系，从其埋藏现象来分析，又不容有窖藏的假设。因此，有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该坑器物多与原始宗教有关的现象，提出了三星堆器物坑系某种特别原因形成的掩埋毁弃宝器的掩埋坑。至于这个特别的原因，则有神灵失验和国家灭亡两种解释。三星堆器物坑为失灵神物掩埋坑之说，其合理因素甚少。三星堆器物坑包含器物的种类很多，不仅有铜神像、神树、人像，也有尊、罍、彝等铜礼器和璧、缓、圭、璋等玉石礼器，此外还有金杖、象牙、海贝等物，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最珍贵的东西，不仅仅是个别灵物和神像。从历史文献和民族志材料来看，古代人们对于自己崇拜的神灵都是十分尊崇的，即便向神灵所求之事失验，那时的神职人员也会找出种种理由来解释。只因向神许的愿未能实现就将神像捣毁埋人地下，这种事情是很难发生的。毁弃失灵的灵物而另外制作一个可能灵验的灵物，这种现象只存在于流行灵物崇拜的人群中，并且这些所谓的灵物一般都很简单草率，因而可以不时以新换旧。三星堆器物坑的时代已是王权神授的时代，器物坑中巨大的铜神像和各种精美的宗教用具反映了人们对于神的敬重程度。如果经常毁弃这样的神像和祭祀用品，这不仅为当时社会财力所不能容忍，同时也足以导致当时精神世界的动摇。当时的统治阶的祭司巫师集团是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
对比之下，三星堆器物坑为亡国宝器掩埋坑之说就要合理得多。古代国家间打仗，胜利的一方将敌国的神庙宝器毁坏掩埋起来，或失败的一方将自己的神庙宝器付之一炬后埋藏起来，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的。商王朝灭亡时，商封王就曾穿上宝玉衣赴火而死。不过，这种说法却也还存在一些疑点。疑点之一，是三星堆两个器物坑还有可能年代并不一致。按照原简报结语的判断，三星堆一号坑为殷墟一期，二号坑为殷墟二期以后;而根据现已公布的材料，我们虽然已经可以证明二号坑不可能晚于殷墟二期，它应是殷墟一期偏晚阶段或殷墟一、二期之交的东西，但却尚不能排除一号坑早于二号坑、两坑年代不一致的可能性。只要三星堆一、二号坑之间存在着相当的时间差距，亡国宝器埋藏坑之说就难以成立。因为一个国家在前后不长的时间里两次遭到强敌人侵，宗庙被焚，宝器被毁，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疑点之二，是中国古代虽有为使敌国彻底灭绝而捣毁敌国宗庙的习俗，但在一般情况下，敌国宗庙虽要焚毁，宗庙内的宝器却不在毁弃之列。战胜国往往是把灭国的宝器当作战利品或者政权变更的象征运回到自己国家中去。所谓“播溃其祖庙”、“迁其重器”，就是这种习俗的反映。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原因，既然以上两种解释都难以成立，剩下的解释范围就相当狭小了。通过仔细分析这两个器物坑的埋藏现象，并权衡各方面的制约因素，我们曾提出，三星堆器物坑很可能是根据原始宗教的某种习俗而掩埋的三星堆古国国君神庙器物的掩埋坑(以下简称为“不样宝器掩埋坑说”)。这种解释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①这两个器物坑器物等级很高，器物功用又多与原始宗教有关，它们应当是当时三星堆古国政治和宗教的最高统治者神庙中的东西。②三星堆一、二号坑器物坑的时间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年代差距。这个差距如果代表的是一个或两个王的统治年限，或是具有某种特别含义的年代距离，这就正好可以解释三星堆一号坑早于二号坑的年代现象。③只有在三星堆器物坑的器物是已故国工或旧时代国王神庙中的东西，新王用之不祥的情况下，这些器物被掩埋于地下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上这种解释，主要基于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时间存在一定的年代距离这一点而立论的，如果这两个坑最终被证明年代完全一致，那么，除非再发现一个或数个与这两个器物坑年代不同的器物坑，否则，这种解释存在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在现已公布材料的情况下，三星堆器物坑系“亡国宝器掩埋坑”和“不祥宝器掩埋坑”的解释仍然是相对合理的，其余解释，其合理因素很少，应当排除。在结束本文以前，笔者还想讨论一下三星堆器物坑是否有西方文明因素的问题。早在三星堆器物坑发现之初，由于该坑以各类青铜人像为大宗，仅此一点，似乎就与东方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青铜文化系统显然有别。因此，那时就已有人提到，青铜像也发现于古代埃及和希腊，三星堆“金面罩”有迈锡尼文化的特点。从而暗示了三星堆器物坑中有域外西方文明的观点。稍后，又有学者“赞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并认为先前那位学者的思路还不开阔，“古代巴蜀与古代埃及、希腊从地域上来看，还横亘着辽阔的古代西亚”，二者的青铜文化差别也较大，三星堆文化不是与爱琴文明和尼罗河文明有联系，而应与西亚文明有某种联系，并举出了青铜群像、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作为依据。前不久，又有学者在前述两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星堆文化(这位学者称之为“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是在蜀国自身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东文明因素而形成，是近东经南亚再至盆西平原古代蜀国之地的具有空间连续性分布的文化移人。在这些地区，.‘已形成了同一文化因素在大范围内的空间连续性分布，并且在年代上也基本前后相接”。
我们认为，将三星堆文化与域外西方文明联系起来，其根据是十分牵强的。三星堆器物坑中的铜像、铜树、“黄金面罩”和“金杖”，它们的铸造工艺、造型风格、思想内容、功能用途，都与域外那些差别很大，有的器具几乎完全没有类比的基础。详细地比较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将需要较多的文字和图片，不是本文所能容载。我们这里只须指出的是，在三星堆文化所在的四川盆地与西亚及更遥远的尼罗河、地中海地区之间，当时并不具有“空间连续分布”的文化传播通道。远的不必说，就是在四川盆地邻近的云南地区和甘青地区，目前就没有发现商代前后的青铜群像、青铜神树，以及“黄金面罩”和“金杖”等物。要证明这种联系的存在，还必须提供考古学的证据方能令人信服。
三星堆器物坑是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即殷墟一期前后的遗存，器物坑中的青铜器是四川盆地现已发现最早、最多、最精美的青铜器，在这以前，四川盆地尚无青铜器的发现。这种现象可能使一些人感到惊异，由此便有“天外来客”、“文化飞地”的想像。实际上，不囿于四川一隅，放眼看一下商代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于南方长江流域的影响情况，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兴起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商代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以商文化为主体。商文化在二里岗下层期偏早阶段，其分布区尚仅局限于中原地区，但在二里岗下层期偏晚阶段，商文化迅速向外扩展，到了二里岗上层期，其分布区就已东到大海，西人关中，北越长城，南过长江。商文化分布区的急剧扩展，反映了商王朝的强大和昌盛。繁荣的商文化，尤其是其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给邻近诸文化以强烈的影响，导致了这些文化区青铜业的兴起。二里岗上层期以后，随着商王朝的逐渐衰落，商王朝周边方国的日益强大，商文化分布区也日益缩小，诸方国文化逐渐繁盛。与此相适应，各方国(尤其是南方方国)的青铜冶铸业也飞快发展起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商代地方文化的大件铜器是江苏江宁县塘东村殷墟一期的铜饶;在长江中游地区，江西吴城文化在殷墟一期前后(即吴城文化第二期)到达顶峰，著名的新于大洋洲大墓就属于此时;在长江上游，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属于殷墟一期或稍后，这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整个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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