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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6年各省历年录取批次线 戈公振（1890 1935），原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1890年11月27日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一个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戈铭烈是个监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家境清贫。戈公振6岁入私塾，对美术图画甚为爱好。14岁时，他考入东台县高等学堂，毕业后随在江西铜鼓任知县的伯父读书。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后，伯父卸职，戈公振也回到家乡，在一个乡绅家中当家庭教师。次年，他经人介绍，入《东台日报》担任编辑和图书管理工作，业余到神州法政学堂学习法律和历史。1913年，戈公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通师范学校，但终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入学。他决心走自学成才的道路。这一年冬天，戈公振得到同乡绅士夏寅官的介绍，去上海投奔狄楚青。狄楚青是号称上海“四大金刚”之一的办报人，此时正主办《时报》。戈公振在狄楚青所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他白天工作，晚上专心夜读。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学徒期间就崭露头角，替书局编写了一本习字帖和一本《中国图案集》，受到素爱碑帖的狄楚青的赏识，被提拔为书局出版部主任。1914年，狄楚青鉴于戈公振文字写作颇为出色，将他调到《时报》做编辑。 入《时报》编辑部工作后，戈公振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并以其创造性的工作令人刮目相看。仅仅半年时间，他便由校对升为编辑，先后任本埠版编辑、地方版编辑，并撰写时评。在五四时期，他协助狄楚青对《时报》进行大胆的改革，创办了多种副刊。这些副刊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妙趣横生，深受读者欢迎。戈公振为《时报》首创图画附张，增出《图画时报》，刊登中外大事，深为读者所喜爱。他认为：“文义有深浅，而图画则尽人可阅；纪事有真伪，而图画则赤裸裸表出。盖图先出于文字，为人天然爱好之物。虽村夫稚子，亦能引其兴趣而加以粗浅之品评。”中国虽早有画报，报纸也早有插图，但一直沿袭石印。《时报》出版的画报用道林纸铜板精印，使中国的画报进入了“铜板时代”，为中国的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戈公振也由于工作突出，被狄楚青聘为《时报》总编辑，负责该报的实际工作。 戈公振在《时报》工作期间，对学进行过一番研究。1925年2月，他根据美国克拉的书编译出版了《学撮要》，立即受到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随后，他开始了史研究，并以其对中国报学研究的心得，撰写了《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11月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史专著。 戈公振编著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对报纸（包括事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的探讨研究。它描述了中国从古至今事业的概况；叙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创办报刊的过程，揭露了它们对中国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商业的、宗教的等六个方面的渗透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些情况；介绍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办报活动及双方论战的状况；同时，对袁世凯反动统治时期的黑暗也作了生动的揭露。像戈公振这样把报刊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为中国事业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戈公振把中国报纸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他给报纸下的定义：“报纸者，报告，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他还提出：“当新鲜，有如蔬菜鱼肉不可陈腐。”这一观点，揭示了各阶级对报道的一种共同要求。 他强调要有趣味性。他认为，作品是精神产品，应当给人以愉悦，如果老是空洞的说教，抽象的道理，官样的文章，读者是不会看的。 他主张文字要活泼，内容要新鲜，趣味要浓厚。他在《时报》办了多种副刊，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强趣味性，吸引各方面读者。他又认为，趣味是要的，但又不能片面地去追求趣味性。他对当时有些报纸追求低级趣味，登载黄色，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指出：“今日之报纸，唯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以博无知读者之笑。其幼稚诚不堪言笑。”戈公振还提出要向民众开放。他认为，报纸是办给人民看的，理应为人民鼓与呼。报纸不为人民说话，自然就会失去群众。“向群众开放，好处甚多，使多数人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个人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重大，于国家的进步，这是有非常重大关系的。”戈公振的这些话，无疑是针对时弊而发的。 1924年，《时报》主人狄楚青因多年积劳成疾，无心继续办报，将《时报》主权出售给黄伯惠，戈公振仍留在报社工作。1927年初，他将《时报》多余的照片转给办《上海画报》的友人钱芥光，引起了黄伯惠的不满。戈公振愤然辞职，以多年的积蓄第一次自费出国，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瑞士和美国。在英国，他参观了《泰晤士报》，并到伦敦政治学院听课；在德国，他参观了在科伦城举行的世界报纸博览会；在美国，参观了《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在日本，参观了《大阪每日》和《福冈日日新报》等。瑞士和德国的街头卖报亭，德国新发明的自动售报机，日本街头的图片展览橱窗等，都是他进行调查的对象。 1928年底戈公振回国后，应史量才之邀，参加了《申报》的工作，担任该报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兼摄影社主任。他把从国外学到的先进经验，运用到办报实践中去。如参照外国管理制度，建立剪报室，他自己动手，剪贴报纸各类，并把剪报装订成册。他还多次就《申报》的内容、推广销路、建立资料室和创办画刊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 1930年5月，在戈公振的努力下，《申报》开始出版《星期画刊》，颇受读者欢迎。同年8月，戈公振在《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报界应有之觉悟》，主张各报应协力合作，呼吁言论自由，发挥一定的宗旨和特色，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与此同时，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讲授学和报刊史，并担任中央大学系主任。 1932年9月，戈公振第二次出国。他先到法、意、德、奥等国考察，同年12月到达苏联。他在苏联实地考察了三年之久，向国内发回了大量反映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报道。这次出国考察过程中所写的通讯和专稿，大都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并由邹韬奋辑成《从东北到庶联（苏联）》一书，于1935年12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九一八事变后，为报道事实真相，戈公振不顾个人安危，随国际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他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不畏日本的恐吓，冒险三进沈阳和北大营，亲临九一八事变现场采访，一度被日伪宪警逮捕，幸获释放。在实地采访中，他为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业绩所感动，及时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同时，强烈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还利用报刊进行文化侵略。对此，戈公振表示极大的义愤，揭露说：“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盛京时报》，以中国之文字与中国人之口吻，而攻击我政府与国民，斯可忍，孰不可忍！附述于此，以当国人棒喝！”1935年10月中旬，正准备与邹韬奋一起办《生活日报》时，戈公振不幸得阑尾炎，于22日在上海逝世，年仅45岁。沈钧儒为其写了一句悼词：“壮者戈先生”，可谓是对戈公振不平凡的一生的高度概括。（熊尚厚 苏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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