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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际上少数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言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多次重申，中国的粮食生产完全能够养活自己。
人人都能吃饱饭，在古代乃至近代的中国，这是个多少人的梦，可有个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吕宋引入番薯，功勋堪比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郭沫若颂其功绩“当得比神农”。
“番薯之父”陈振龙，祖孙五代人泽披苍生
福建长乐鹤上青桥村“陈振龙出生地”
番薯，也称地瓜、甘薯、山芋等，顾名思义，带个“番”字，说明其原产地并非中国，是舶来品。如果从16世纪末福建长乐人、“甘薯之父”陈振龙将它从吕宋（即今天的菲律宾）带回福建算起，引入中国种植已是427年了。
1963年，正值甘薯传入中国370周年，郭沫若先生为歌颂陈振龙的功绩，特为其题词《满江红》：“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薯生产国，占世界总产量的75.3%，中国甘薯产业占世界份额的6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陈振龙当年冒死从海外引种至中国，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让无数人得以在饥荒中得以存活下来，正如郭沫若说的，其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老宅，大门边的门墙上嵌着一块青石匾额：“陈振龙出生地”，系原福建省副省长张家坤题名的。此外，靠墙还竖着一块“先薯碑”，记载陈振龙一家七代引种、推广番薯的历史功绩，由长乐当地政府于1998年立碑。
陈振龙纪念亭
除修复陈振龙出生地、立碑外，1999年，长乐人民为纪念“引进甘薯第一人”陈振龙，还在他的家乡青桥村兴建了陈振龙纪念亭。
相关资料记载，陈振龙，九都青桥村巷口人，生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仕宦之家，后寄居省城南关外达道铺。自幼勤奋好学，20岁举生员（中秀才），乡试不第移居省城后，弃儒经商。后来，陈振龙别乡离井，漂洋过海到吕宋经商，仍钟情故土，怀念家乡父老乡亲，往返福州和吕宋（菲律宾）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陈振龙故居里还住着他的族人。
古代福建是一个移民省份，尤其是西晋时林、陈、黄、郑、詹、邱、何、胡的“八姓入闽”，代表中原文明的第一次大移民。而在明代之后，福建又是“过番邦”的身份，福建的华侨史就是一部海外移民史。说及“八闽陈姓”史上的传奇故事，除了“开漳圣王”陈元光外，福建陈姓的名人很多；其中，瞒天过海从吕宋带回番薯的陈振龙，就是令后人不能忘却的有功之人。
福州乌山“先薯亭”
明朝隆庆年间，朝廷开放海禁，大批福建人渡海下南洋谋生。远涉海外的儒商陈振龙在吕宋，发现当地的番薯耐旱，可以救荒，“朱薯被野，生熟可食”，又想起了老家福州府各县常年闹饥荒，决心把薯种带回种植，便留心学习栽种技术。
在那时，番薯被吕宋视为“国宝”，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当局严禁将它带出境，而且设关卡检查甚严，违者一律处死。
陈振龙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将薯种带出吕宋，后来，他不惜花费大量钱财，购得几尺薯藤，经七昼夜航行带种回故乡福州，当时是明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也是中国引种甘薯之元年，这年陈振龙已是50岁的人。
那当时陈振龙是如何藏匿船中将薯藤带出吕宋呢？
民间传说有多个版本，如“编入藤蓝”，也有“封装于竹筒中”，另外，也有说是将甘薯藤绞入吸水绳中。
1593年这年，福建大旱，田园绝收，民不聊生。当时，陈振龙抵达福州时，已是农历五月下旬，福建巡抚金学曾正为粮食歉收大伤脑筋。农历六月初一，陈振龙让其子邑庠生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禀述番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请求官府大力推广栽种。
金学曾对陈氏父子冒死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赞赏，命其觅地试种。在福州本屋后门“纱帽池”，也就是现今福州市台江区达道一带，陈振龙父子试种，“不及四个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可充饥”，也就是试种大获成功。
4个月后收成，陈经纶将薯呈验，巡抚金学曾批示：“准饬谷属。依法栽种。”第二年，又逢岁饥，金学曾饬令推广，“教民种之，赖以度荒”。此间，陈经纶上《献番薯禀帖》，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中种植，恳求巡抚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此建议被采纳后，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
日后，福建人感念福建巡抚金学曾认真推广，为抗灾度荒做了一件大好事，将甘薯改名“金薯”，后来又因来自番邦，俗称“番薯”。
番薯在福州试种成功后，很快推广到福建全省各地，后来渐及杭州、南昌、武昌等各地。
《农政全书》编纂者徐光启
值得一提的是，到明朝末期，农政全书》编纂者、徐光启也进入了番薯的推广，他总结了番薯“三十胜”，对于番薯在长江流域的推广及种植起了很大作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七代人致力于番薯的引种及种植，并推广到全国，功绩卓著，造富世人。
清康熙年间，陈振龙曾孙（四世孙）孙以柱在浙江鄞县试种，大有成效。乾隆十四年（1749），陈振龙之五世孙、闽县贡生陈世元经商华北，又将番薯的种植及生产经验推广至山东州。七年后，河南、河北等地也开始栽培了，乾隆皇帝于1786年下诏书曰：“广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自此，番薯在全国各地获广泛种植，并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
陈振龙，祖籍福州长乐
当年，为了番薯在北方的引种，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不仅赠送番薯种和种植技法，还四处自费张贴告示，动用老百姓种植。
中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就是陈世元所著的，他将番薯传入、试种、示范、推广及栽培、防虫、贮存等方法，汇编成册，并于乾隆三十年（1765）出版。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承先祖遗志，又是利用经商机会，将番薯推广至今天的河南、河北及北京一带。数代人接力传承，历经170多年，将一个农作物的引进推广当成一件世代之业，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顺带一提，《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
谁是“甘薯之父”争议多，长乐人还是虎门人？
《虎门报》由刘岩石2006年创作的《陈益引进番薯虎门第一人》图
2016年9月，陈振龙家乡的“长乐番薯”正式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陈振龙的家乡长乐，不但引种番薯最早，且生产、栽培、加工历史悠久。
资料记载，清康年间，东山村陈朝范母某氏，发明了“铁卷薯刨”，即“番薯擦”，把番薯刨成薯丝，晒干成“番薯米”贮存；后“番薯擦”改用铜制，至今仍然在使用。
清道光十四年（1834），福州人何则贤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历史功绩，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后祠被废，现存“先薯亭”建于1957年。
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人中国三百七十年》一文中，也高度评价了陈振龙引种番薯的历史功绩，并赋词《满江红》：“荫人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家种，人谁识？”
不过，谁是引种甘薯第一人，这里又有争议。
《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虎门是我国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作者是东莞文史学家杨宝霖。他在文章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论证了虎门陈益引进番薯是明万历十年（1580年），比此前有关文献记载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还早了11年。
据《东莞时报》报道，1973年，杨宝霖老师在东莞中学当语文老师时，教学之余，他喜欢致力于地方文献研究。当时他在民国出的《东莞县志》里发现，有一段文字引用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这段刻本文字记载，明万历十年（1582年），虎门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引进番薯。”
福建陈氏宗祠祭祖
历史的风风雨雨已然过去，封建王朝也早已落幕，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没有人再会因为粮食欠收活不下去，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番薯的引进及传播的有功之人。
“番薯不怕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这是一句闽南话俗谚，说的是番薯生命力很强，生生不息，像中国人一样，吃苦耐劳，根性强。
番薯是何时传入中国的？这在文史学界及社会各地几乎没有异议，也就是发生于明神宗万历年间。那到底谁是引进番薯第一人？事实上，除了福建长乐人陈振龙、虎门人陈益外，也有云南引进红薯版等多版本。
杨宝霖老师考究虎门人陈益是从安南（越南）引进的，和云南引进红薯均是西南一带，可陈振龙引种地是吕宋，也就是菲律宾。这个“谁是甘薯之父”悬疑还是留待史学界和农学界去考证吧！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
《本草纲目》是响彻古今中外的医学宝典，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人，明代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事实上，李时珍生前，并没有亲眼看见《本草纲目》的出版，是其后世人把《本草纲目》传布于世。据《长乐县志》记载，青桥人陈振龙从菲律宾携回薯蔓在福州长乐试种获得成功，是李时珍病逝那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民国出的《东莞县志》中引用的《凤冈陈氏族谱》（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记载，明万历十年（1582年），虎门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引进番薯”，这和1593年相差11年。
从虎门人陈益、到长乐人陈振龙，再到李时珍《本草纲目》有关甘薯纲目，仅从年限来说，至少有一点，李时珍知道有甘薯这种作物，可能要比陈益、陈振龙二人的引进要早一些。当然了，和长乐人陈振龙及后世多代推广种植番薯的史料和古迹存遗较多相比，单从清末族谱记载来印证虎门人陈益是番薯引进第一人，证据上略显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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