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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
17岁的他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报名，要求参加预选。老师朝他打量一番后，摇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够，不行！”他心里不服气，心想：自己从8岁开始，在随父母逃难的途中，就是走水路来重庆的，一天不小心，在船上被四弟隆德推下了水，险些被淹死，幸亏被一位老船工救上船来，才保住了性命。从此自己下决心要学会游泳，今后能遇难救人。
9岁逃难到了重庆，每到夏天，放学回家后自己就要去长江边的“龙门浩”游游泳。渐渐地，他就游的很熟练了，甚至可以搏击嘉陵江和横渡长江。正是这个原因，他很想在正式比赛的场合去试一试。
预赛的那天早晨，由周老师带队，10多个初选上的同学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奔向比赛的游泳场，袁隆平也偷偷地跳上最后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后架上同行。待到达预赛场地时，周老师发现了他，便笑着对他说：你既然来了，也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他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
接下来，袁隆平又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回母校时，袁隆平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他抬起来，使劲地往上抛了多次。
多年后袁隆平回想起这个事儿是这么说的：凡符合实际的“不服气”思想，不一定是消极因素，有时可以变成积极因素。正是这种“不服气”的思想，催他积极进取，克服困难，努力拼搏，去争取胜利。也正是这种“不服气”的思想，在他科研实验中遇到更大困难时，总是给他精神力量，促使他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攀登高峰。
02
坚持兴趣，选择自己最想去的高考志愿
高中毕业以后，报考哪一所大学呢?
这个问题成了袁隆平全家争论的焦点。当时，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任科长的父亲袁兴烈希望袁隆平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日后学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岁的袁隆平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一，父亲要自己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是希望自己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对此，袁隆平毫无兴趣。第二，想赴重庆求学。抗日时期的“陪都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8个春秋的山城生活，使他有着深厚的感情。第三，在小学阶段，一次参观园艺场时，他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面对父母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说：“还是让我报考农学院吧！”
此时，母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隆平，爸爸的意见你还要认真考虑。当然最后还得由你自己作主！”最后还是民主思想的父亲，因为太熟悉袁隆平的个性——既然儿子立志学农，他也不好再提反对意见了。
袁隆平就这样义无返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03
埋头苦干，把所有时间献给田野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
更让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等到第二年6月，他又被派往100公里外的溆浦县低庄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因为两个助手写信向上面反映，引起省科委和农业厅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协作组，才把他调往长沙工作。
04
又一个十年，不断突破之前的纪录
从1969年10月，袁隆平他们开始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去南繁。
遍寻资料，他发现海南的野生稻资源最多。所以，1970年秋天，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又到了海南岛崖县的南红农场。
这时候刚好《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评论，后来袁隆平得意地说，"在外面搞科研，成了“逍遥派”，两头都不管。"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上了袁隆平的课，就意识到农场附近的"假禾"，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野生稻。它们一大丛匍匐着，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看起来就像野草。他约了袁老师的助手李必湖一起去辨认，然后挖回了一兜雄花异常、花药细瘦没开裂的稻穗。
这株被取名"野败"的野生稻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都来到了南红农场。
此时"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正在抽穗，还没有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乎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做实验。
"他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坦荡，最恨那种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农学院教师罗孝和也是1970年才进入这个科研小组的，他发现，袁隆平从来不搞"山头"，"只要表现出对课题感兴趣，他就欢迎，给外单位的讲课也一点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结果，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别的一年。稻田边的广播里，不时播出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件。稻田里面，稀稀疏疏的杂交水稻却长出了粗壮饱满的颗粒。这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杂交稻面积开始急速推广，到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1981年6月，袁隆平获得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05
讲英雄的故事，也要说说爱情
大学毕业之后的好几年过去了，袁隆平已是大龄青年却仍然是孑然一身。同事朋友们纷纷热心给袁隆平张罗对象。但是，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姑娘们都对袁隆平敬而远之。有一次，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相亲”，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候的袁隆平生活太随便，他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
现在就要说说英雄的爱情。袁隆平在农校教书时，邓哲是他的学生。当袁隆平托邓哲的同学向她提亲时，内向的邓哲顾虑重重。“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算怎么回事？将来我怎么称呼他？他都30多岁了，比我大8岁，会不会年纪相差太大了？”但袁隆平似乎认准了邓哲——这个安静秀气的安江妹子做妻子。
33岁的袁隆平和25岁的邓哲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也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物品，两个相知恨晚的大龄青年举行了一个非常俭朴的婚礼。在邓哲眼里，袁隆平是个浪漫心细的好丈夫。新婚没几天，袁隆平就兴致勃勃地邀请邓哲去游泳，这让邓哲颇觉意外。邓哲回忆说：那天袁隆平开会开到晚上11点，回到家非拉她去游泳不可。临出门前，袁隆平特意拿了一把小剪刀。邓哲问他游泳拿剪刀干什么，他说河里有许多渔民布下的鱼网，黑灯瞎火的要是游泳时碰到鱼钩，就能马上剪开帮她脱身。邓哲听完这句话心里暖和得很：“袁先生是个心细如丝的人。这个老公我找对了。”
1990年，袁隆平一家从地处怀化黔阳的安江农校搬到长沙市的新房。新家安了煤气热水器。每次邓哲洗澡，只要二三分钟没有听到流水的声音，袁隆平就会大声喊——“邓哲！邓哲！”起初，邓哲还埋怨，心想自己洗个澡还喊个不停，就含着怨气地回答他：“你喊什么，洗个澡都不消停。”袁隆平听到邓哲出声了也就不喊了。后来，邓哲才知道，袁隆平是担心她煤气中毒，隔一段时间听不见动静就要喊她两声，只有邓哲应两句，他才能放心。邓哲嘴上嫌他“烦”，心里却美得很。
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上级为了让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研究搞下去，决定调袁隆平到省农科院工作，而妻子邓哲未能随调，只好带着孩子留在了黔阳。袁隆平这一走，夫妻双方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异地分居生活。理解支持丈夫的邓哲毫无怨言，独自用弱肩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在外人看来，袁隆平夫妇感情甚笃，是夫唱妇随的楷模。邓哲笑着说结婚过日子，哪有锅碗瓢盆不磕碰的。但这些磕磕绊绊的事情不是什么原则问题的分歧，只是立场不同，争争嘴而已。
作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员，邓哲偶尔能听到来自同事们的声音，而这种声音袁隆平有可能是听不到的。好心的邓哲会把这些下情上达一下，不料却遭到袁隆平的“炮轰”，袁隆平让邓哲不要插手研究所的事情。邓哲则以自己是研究所的一员而争取“话语权”。“吵过两次，就两次。没有结论。我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我的话没有，没有下文了。”邓哲说，夫妻俩从没有过大的争吵，工作上很少，生活中更没有。“我基本上都听袁隆平的，想吵架都没有机会。”
“人家把他说得太好了，很多不是他专业领域的事情，他也未必熟悉。”在湖南安江时，邓哲快生第二个小孩了，母亲来家里照顾她，需要增加一个床铺。邓哲在学校借了一张有架的床，只需要袁隆平抽时间按照结构拼凑拢来就行，“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袁先生做不来，怎么拼都不是张床的样子。”
邓哲和袁隆平结婚很长时间过的都是两地分居的生活，在安江工作时两口子一年才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一起。直到邓哲50岁以后，全家才迁往长沙，住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夫妻才真正朝夕相处。
1974年冬天，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患胃癌，住在重庆市第三医院。他父亲身边的人给袁隆平所在的安江农校发来了病危电报。那时，袁隆平正在海南进行育种试验，抽不出身来，袁隆平的妻子邓哲日夜兼程从安江赶到重庆看望老人。1975年1月3日，袁父去世，她代替袁隆平送终。老人身边，其他后人都到了，只有隆平缺席。他父亲在弥留之际表示：隆平正在忙着搞杂交稻试验，重任在身，无论如何不要他回来。事后，邓哲含泪给隆平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去世的事，并告知他把大儿子从重庆接回安江了。此前，大儿子是放在袁父和袁母华靖身边带养的。华靖早年毕业于江苏镇江教会学校，英语很好，对小孩教育细心。
袁隆平有三个儿子，老大长年跟奶奶生活在重庆，老三从小跟着外婆过。只有老二，5岁的时候，袁隆平出差带着他去海南、广西生活过一段时间。
昨天写了关于屠呦呦老师的故事，今天是袁隆平先生的，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他们都是为了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的人，不计名利，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中不断的突破和进取。而对于家人、爱人、孩子都是无一例外的“牺牲”，做英雄的亲人确实需要付出太多常人无法理解的宽容。向英雄致敬，也向养育他们的父母、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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