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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我们已经太熟悉将孔子和"仁"联系起来，甚至划上等号。可真实的孔子，又并非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仁"的化身。他有着自己的"小脾气"，也一直都在践行着他所理解的"仁"与"义"。因而有时候，他和他的弟子们的一些故事，与我们所以为的"孔子"和"仁义"有着些许的出入。
孔子和他的得意弟子们，之所以能够常年周游列国，宣传其思想，增长其见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找不到非常赏识并接纳他们的君主。偶尔有那么几个对他们而言是"明君"的君主，也只是偶尔有的那么几个。能遇上这些君主的，能因此有个一官半职的孔子的弟子，在同门里都算个"幸运儿"。可追究起来，子路这个"幸运儿"好像又不太"幸运"。
被称为"小《资治通鉴》"的唐代论著《反经》（又名《长短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彼时子路正在鲁国境内的邵地为官。而此时掌控着鲁国朝政的季氏命百姓在五个月内开凿出一条运河。
工期如此紧张，参加建设的百姓们自然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所以心地善良的子路慷慨地拿出自家的存粮，煮成粥分发给众人。结果孔子得知了此事，非但没有表扬子路的仁善，反倒派另一名爱徒子贡去把子路煮粥的锅掀了，还把炉灶和炊具砸了。
子路"一脸懵逼"，气呼呼地去质问孔子："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也就是，您老人家这是嫉妒我有能力行仁义之举吗？结果孔子"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孔子这话的重点在最后一句，"过其所爱，是曰侵官。"就像他老人家的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所追求的"仁"是建立在一定的礼制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政治的良好运行，首先就是要有明君引导，然后层层递推。
子路此时越过命令修筑运河的君主季氏去慰问百姓，就犯了越俎代庖，不遵守最基本的礼制的问题。所以子路施粥的故事，得以孔子掀翻粥锅为结局，不然孔子和子路等人就有"犯法"被追责的可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子路侵官"的这个故事，并非出自《论域》。《反经》的作者赵蕤"记下"这个故事，有他自己的原因。
从《反经》被称作"小《资治通鉴》"，我们其实就能大体明白《反经》的行文方向。为了写作这本实用的谋略论著，赵蕤在书中大量运用前代故事，将儒、道、兵、法、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和现实的军事、政治等领域融合。所以"子路侵官"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是有待考证的。
而在《反经》中，这个故事又为何会有孔子派子贡掀锅砸灶的结局呢？
赵蕤在《反经》的一开篇这样写到："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故着《反经》一章以明之也。"也就是说，早在唐代，"仁"都已经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治国方略。但赵蕤认为如果施行仁义的方法不当，那么反而有可能造成危害。所以他写下了《反经》这一章。
赵蕤引用了《论语》有载的一句孔子的话："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也就是在践行仁义的时候要注意不能逾矩，天子要普爱天下，诸侯爱封地内的子民。所以子路若是真的越过鲁国国君去给百姓私下施惠，那确实可能会被孔子指责。
可之后赵蕤先写到，有次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事后落水者的母亲送给了子路一头牛，子路也欣然收下了。孔子在听说这件事后，非但没有批评子路，还大大方方地夸了他，觉得他收了别人的礼物也不算坏事。
赵蕤分析，孔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一是觉得子路没有违背什么礼法，二是觉得这能劝人向善，让更多的鲁国人愿意向别人伸出援手。赵蕤举这个例子便是想论证：为官者要在该廉洁的时候廉洁，不必为"廉洁"而廉洁，这样才能引导更多人做清官、好官。
可到了下一个例子，即"子路侵官"的例子，赵蕤想论证的就换成了施行仁义可能带来一些反作用，即立足于不当的出发点或用不当的方法施行仁义。
在赵蕤在写到"子路侵官"的故事前，他还举了董卓篡权的例子。在他看来，子路越级施行仁义，和董卓这个奸臣笼络朝官，故意表演"礼贤下士"的行为是一类的。
因而回归赵蕤的本意，子路施粥反被孔子教育，是在《反经》中"板上钉钉"的"剧情"。而因为这恰好又符合孔子的政治理想，所以"子路侵官"的故事便得到了比《反经》更广泛的流传。若赵蕤知道这个"后续"，也不知他是该气还是该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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