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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封面 （资料图片）
最早知道夏禹龙其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报纸杂志上，那时经常可见他与刘吉、冯之浚、张念椿一起署名发表有关科学学、领导科学、自然辩证法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及其包含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而有益的。加上“夏禹治水”的历史故事和“哪吒御龙”的神话传说，我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姓名。1984年，他从市委宣传部调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后，我才真正得以认识其人。
我和夏院长的接触，除了在院里召开以及他主持召开的大小会议上以外，还有几次比较特殊的场合，至今难忘。
第一件事是他对我的关注与帮助。由于我在专业科研工作之余，喜欢写些小杂文与时评短论，他遇到我就会同我一起“拙文相与析”。先是表示对我所议之题感兴趣，或者“英雄所见略同”，有时也会有不同看法，然后，从议题到社会现实坦率地谈了他的见解，让我获益不浅，心中感到暖洋洋的。很巧，有几次都是在院部大楼前的院子里、高高的广玉兰大树旁，他在等车还是等人，我是刚刚进院或者离院，就不期而遇了。我记得，有两篇小文章——《高楼咏叹调》和《律师须自律》，他特别关注，和我交流的时间最长，直至他有事了才不得不相互告别。其实，我发表这些小杂文时，心里是有点不安的，怕有的个别领导说我“不务正业”，而夏院长非但没有非议，对此还加以鼓励，这让我感动不已、时刻铭记。
第二件事是他对我工作的关照与支持。那是1991年和1992年的事。1991年，他同社科院党委书记严瑾和张仲礼院长一起找我谈话，做我思想工作，要我到研究生部就任。他发言内容是鼓励我从事此项工作，并相信我能胜任此项工作，表示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和支持我的工作。我就任后，研究生部和人才培训中心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次年，人才培训中心对外又称“社会科学进修学院”，夏副院长兼任院长，即社科院副院长兼社会科学进修学院院长，我兼任副院长即研究生部主任兼社科进修学院副院长，这在我们单位里是非常清晰明了的。可是，在社会上就有一点点小问题了。我的名片上印了“社科进修学院副院长”，外面有人就简称我“尤院长”，无意间有人就把社科院院长同进修学院院长混淆起来，闹了一些笑话，让我也很尴尬。他却半开玩笑半宽慰我说：“你是正宗副院长啊！”由于进修学院的事，我得以有机会同夏院长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办院、如何处置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事宜，向他请教、向他请示、向他汇报、向他求助。
第三件事是他遇事平等待人，为人宽容大度。在筹办进修学院过程中，他是我的领导与上司，可非常平等友好地与我沟通，总是说：“你看怎么样？”“你看这样好吗？”有事与他商量，我从来没有压抑之感，好像熟人闲聊一样轻松。有一次，院里评选优秀论文，他好像是评审小组负责人。有一天，不知开评审小组会还是获奖作者会，我也参加了。审议的论文都是预先通过科研处组织的评审小组通过的，那天会议是最后过一过、把把关。我的一篇《法治意识：精神文明的枢纽》也在内。散会后，他微笑地对我说：“‘枢纽’的语义是否合适？”我也无奈地对他说：“我考虑良久，似乎暂时还找不到更加合适的词语。你看呢？有没有更加合适的？”他笑笑，“咱们再想想”。以后他不再提起此事，我也就懒得再去修改了。学术自由、学术平等、不强加于人，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对我这个小弟弟和下级也是平等切磋、宽厚有加。
工作中我习惯称呼他为夏院长，学术上我觉得称呼他为“禹龙先生”更加合适。他先是研究科学学、领导科学、决策学等颇有成就，后又在邓小平理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不俗成绩，硕果累累。他和李君如同志（曾任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合作的《邓小平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一文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论文奖，实属不易，他在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特别是关于梯度发展和区域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他负责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成就使他在社科研究中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他先后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上海市首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等，这也是实至名归的。在一些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上，我非常喜欢听他的发言，因为开门见山、有的放矢，逻辑严密、推理有据，要言不烦、点到即止。他的发言总会发人深思、启发探索。我对他的印象是：思维能力非常活跃，思考问题非常认真，思索过程非常精到，思虑程度非常深邃，思辨精神非常可贵。
如今，虽然禹龙先生走了，但他所说的“学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时要有自己的创新见解”“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等闪光话语应当记取，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将会继续鞭策和激励着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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