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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设祭的形式，包含了传统祭祀内容，吸收了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
茶馆也是民间茶文化经济的表现，茶摊是茶馆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茶摊出现于晋代。《广陵者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膏之，市人竞买。”也就是说，当时己有人将茶水作为商品到集市进行买卖了。《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唐代的京邑城市饮茶普遍，出现了“开店铺煎茶卖之”的情形。茶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迅速兴起。《茶酒论》中的也出现了“酒店发富，茶坊不穷”之语。茶馆这种茶叶经济形势，也成为茶人交流的平台。人们在茶馆中会友、洽谈、看戏听书……茶香中充溢着人们情感上的交流，精神上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叶经济的发展和茶叶的普及。
茶叶自宋以来成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间的经贸产品。历史上将“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称为茶马互市。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多食牛羊肉及乳品，因此少数民族对茶叶十分依赖，己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程度。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中“华夷蛮貂，固日饮而无厌”，梅曾亮《普洱茶赋》中的“岂惟渴羌，老暨是宝”都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饮茶风气。少数民族以马易茶来来满足日常生活中对茶叶的需求。中原王朝以茶易马，既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又缓解了财政困难、战马短缺问题。茶马互市是茶叶商品经济的表现形式，促进了民族的沟通与融合，成为民族间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物质手段。
茶叶经济中的茶马互市与“以茶治边”政策密切相连，而民间茶叶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茶叶经济自身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是促进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原始内动力。
品茗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行为文化是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常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茶赋中能找到“茶之礼”、“茶之祭”、“茶之艺”三方面关于品茗的行为文化信息。
《荈赋》云：“酌之以鲍，取式公刘”，指用取法先祖周部族(公刘)饮酒的方式饮茶，这说明两晋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以茶为礼”的风俗。黄庭坚《煎茶赋)“少则美，多则恶，发挥其精神，又益于咀嚼”，效果是“既加臭味，亦厚宾客’，能够增添茶的美味，以厚待宾客。“宾至则煎，去则就榻”，都些体现了客来敬茶之礼。
在上层社会以茶为礼的表现形式就是茶宴。茶宴是以茶代酒作宴，宴请款待宾客之举。茶宴始于南北朝，兴于唐代，盛于宋代。早在三国时代(公元220-280年)，我国就有“密赐茶以当酒”之说，即以茶待客。这种形式可能就是茶宴或茶会的前身。“茶宴”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山谦之的《吴兴记》一书，其中指到“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到了唐代，“赐名臣。留上客”
(顾况《茶赋》)的茶宴茶礼己纪正式化。顾况《茶赋》:茶可“上达于天子，下被于幽人”，反映了唐代中期茶风大盛之状况。茶是华丽宴会上不可缺少的饮料，也是皇帝赐给名臣的礼物，更是人们招待贵客的佳饮。杜育《荈赋》和顾况《茶赋》分别是茶文化滥筋时期和茶文化兴盛时期的艺术总结。而杜育《荈赋》则没有谈及皇家茶宴与天子赐茶的茶礼，这也正是顾况《茶赋》的文献价值所在。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茶叶生产到了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上层社会嗜茶成风，王公贵族经常举行茶宴，皇帝也举行茶宴招待群臣，茶宴之礼就更加讲究。宫廷茶宴通常在金碧辉煌的皇宫进行，气氛肃穆庄严，礼节也相当严格。茶宴举行时，首先由近侍布茶施礼，在皇帝的带领下，群臣举杯闻香品味，赞茶施恩，并相互庆贺。自始至终，均以品茗贯穿。整个茶宴过程，有迎送、庆贺、叙谊、观景等仪式，这都是饮茶风大盛对饮茶之礼的突出表现。
人们视茶为圣洁之物，在祭祀中都离不开清香芬芳的茶叶。以茶设祭这种祭祀形式，不仅包含了传统的祭祀的内容，还吸收了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用茶膜拜神抵、供奉佛祖，追思先人，以茶为祭这种古老风俗成为人们即祈福、避灾、寻求庇佑、表达敬意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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