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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一部时代累积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它的写定者一般认为是吴承恩。如果谁这个要素是吴承恩及其先前传播“西游故事”的无数文人和艺人，那么说什么这个要素就是吴承恩收集整理的《西游记》故事，通过什么渠道这个要素就是编辑出版《西游记》，对谁说这个要素则是读到这些故事的读者，而产生什么效果这个要素就是《西游记》传播的文化对人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一） 《西游记》之“控制分析”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 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要归因于胡适、鲁迅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吴承恩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商人家庭，沉抑下僚，怀才不遇。儒家传统思想中的民主因素和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后新思潮的影响，使他不像有些封建正统文人那样，把通俗的戏曲、小说等市民文学视为异端，而是敢于利用这种文学形式写成长篇小说《西游记》，以发泄内心的块垒，从而在作品中明显地体现出市民文艺的思想艺术特征。《西游记》在成书以前，唐僧取经故事虽然已流传数百年之久，但它能成为一部思想、艺术上成熟的长篇神话小说，最后决定小说的思想倾向和人物性格的则是吴承恩。他把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的反抗性格统一到“皈依佛法”中来，并做到孙悟空前后性格的一致和主题的统一，这是他对取经故事再创造的一大功绩。他在所写《禹鼎志序》中曾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其作意好奇，亦秉性使然。他曾读过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慧立《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作品，为西域茫茫的奇山险壑所吸引，十分景仰玄奘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决心对唐僧取经故事进行再创造，因而便写成《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从而把被复制的神话世界又使之还原为社会现实。 《西游记》的最初传播过程是先由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传出，而后再由开封人周如山携其书到江南刊刻。所以《西游记》研究专家吴圣昔先生认为，开封周王府的《西游记》，是最早的《西游记》抄本。明代盛于斯的《休庵影语》，详细介绍了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与《西游记》最早版本的关系，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受梓时，订书以其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的周王府。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游记》的较早的版本，却出自南京，这是怎幺回事呢？原来奥秘在周如山身上。周如山不但是一位书商，而且还是大梁（开封）人。周如山刊刻过小说《国色天香》，有书坊在江南。 《西游记》所写的唐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化是十分曲折复杂的。从唐代至明代，它曾经历过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编写、修改和加工。最初本为真人真事的记述和传说。研究者早就指出，江流僧故事的创作，与两则前朝笔记有关。一则为“陈义郎”⑵，出自晚唐温庭筠（约812－866）所撰《乾□（左“月”右“巽”）子》。故事叙述陈义郎之父陈彝爽与学友周茂方同习学业，后陈彝爽擢第得官，周茂方却名落孙山。茂方由此心生妒嫉，在随彝爽赴任途中，害死彝爽，骗占其妻，又冒名赴任——唯能鞠养义即如已出。十七年后，义郎偶遇“鬻饭”为业的祖母，归询母亲，得知父亲被害情由，乃手刀茂方、替父报仇；终为官府所赦，奉母还乡。 另一则笔记题为“某部悴逼盗”⑶，出自宋人周密（1232—1308）《齐东野语》。文叙某郡倅江行遇盗被杀。其妻为强盗所迫，不得已委身相从；唯将怀中数月婴儿置黑漆盒中顺水流去。此子后为某寺僧收养。十馀年后，妇人偶至寺中，以漆盒为记与子相认。妇人密嘱寺僧报官捕盗，终於替夫报仇，取子而还。——显而易见，江流僧的情节是这两则笔记故事的拼合。如江中遇盗、产子抛江、僧寺收养等关目，都与“某郡倅遇盗”相同；而占妻夺位、子报父仇又与“陈义郎”近似。 《大唐西域记》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经历和见闻，其中仅夹杂一些宗教传说和佛经故事。之后，《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述了玄奘西行的事迹，开始涂上了某些神秘色彩，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并与佛经故事相融合，逐渐脱离史实。宋、元之际，中国原有的神话传说材料又与玄眉取经故事相融合，从而增加了更多的神异性；至南宋，这些神异传说经过不断加工改造，特别是说话人的加工改造，从而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神魔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以白衣秀士形象出现，有胆识、有本领，并能降妖捉怪。至金、元，玄奘取经故事开始搬上舞台。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唐三藏取经》（均已亡佚）。元末明初，杨颢贤写的《西游记杂剧》，孙行者已开始具备有孙悟空的一些主要特征。他带有机警、活泼、粗犷的本色；他神通广大，为盗取仙衣、仙桃曾大闹天宫，在李天王捉他时，尚能轻而易举地使其被擒。皈依佛法之后，他一路降妖捉怪，便成为取经队伍中的主角。此外，元代还有《西游记平话》，经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故事性大大增强，情节更加丰富。从现存的残文来看，其内容已接近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很明显，吴承恩在晚期时所写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必然受有上述长期以来玄奘取经故事构架与内容的制约和影响。 （二）《西游记》之“内容分析” 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魅力。百回本《西游记》自明代中叶问世以来，流传至今。从时间上说，400多年久盛不衰，从影响所及看，遍于全世界，在中国更称得起是妇孺皆知。一般都认为《西游记》讲的是神魔故事，从唐代玄奘取经以来，到明中叶《西游记》百回本的出现，中间经过近900年，这段史实在漫长岁月中不断演变，变成故事，而其基本内容是以神魔形式出现的。但一到百回本出现后，由于它的完美而离奇、瑰丽而神秘，在以后不同时期，引起了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某一点上的共鸣，那就是《西游记》以幻化的形式，充分揭露时政腐败，反对昏君统治，批判宗教，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斗争精神。 《西游记》的主要思想倾向为崇儒释排道思想。《西游记》是一部宗教小说，是佛教东来的“副产品”。在“西游”故事流变中，又渐渐融入道教和儒教的某些东西，使之具有了“三教合一”的性质。唐僧在西行途中多次遇难，代表儒的天官诸神与代表释的佛菩萨均持积极救护态度，唯有代表道的魔怪则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这一类描写，亦与作者在诗文中所体现的对佛道的不同看法是一致的。 在《西游记》的扫魔斗争中，对人的贪婪、自私、奸滑等恶劣品质，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以及旧社会人吃人的罪恶等阴暗面，亦采取了揭露和揶揄、讽刺的手法。这些描写，明显反映了作者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宋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明初杨讷（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均无刺道描写；元末《西游记》（旧）的《车迟国斗圣》中所写的车迟国王亦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车迟国王不同。说明只有吴承恩才在玉帝、车迟国王、比丘国王身上注入明世宗血液。吴本以后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杨志和的节缩本《西游记》，亦将刺道内容删掉。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之所以增加刺道内容，在当时是有明显“鉴戒”之意的。 《西游记》的形象塑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评论家认为形象所包含的思想的深度、广度，塑造形象艺术上达到的高度、精度，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孙悟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西游记》以生花的妙笔使孙悟空这一文学典型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神态逼真，须眉毕露。在取经途中，孙悟空始终斗志昂扬地顽强战斗。孙悟空的勇敢战斗、向往自由以及扫灭吃人妖魔的献身精神，正是人类征服自然、争取解放的美的本质的折射和大圣大德品格的体现。由于在他身上寄托有广大被压迫劳动人民破除黑暗邪恶、走向光明幸福的希望，因之，长期以来孙悟空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神话英雄人物形象。这也是《西游记》几百年来在人们中间流传，永远不可磨灭地印在人们记忆里的根本原因。 《西游记》所演奏的是一曲追求美好理想的赞歌，弘扬的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西游记》就是到西方取经，玄奘就是要留学。因为佛教方面他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佛教派别很多，各个流派的说法是不太一致的。玄奘有许多疑问，所以他要趁势到印度去留学，取经。要真正地把握它的印度原典、原义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追求真理。虽然在《西游记》中作者极尽玩笑之能事，“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但他并没有否认西天取经本身的积极意义。西天取经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象征了作者对人生理想的探询过程。然而，到灵山雷音寺困难重重，唐僧自己也知道“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因此，这个集体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孙悟空当然是第一主角，他敢作敢为，高超的本领，乐观的精神，使他成为了取经集体的主心骨；猪八戒虽然贪吃贪睡，好财好色，但这个可以置之世界第一流的画廊而无愧的人物所具有的憨厚耐劳却是取经途中不可缺少的；唐僧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耳软心活，不辨忠奸，但其坚定的意志，执着的信念却是鼓舞西行的关键动力；老实厚道的沙和尚则是眼明心亮，是非分明。《西游记》告诉我们，启示我们，有志者事竟成。玄奘一行历尽千辛万苦，他最后成了正果，这是中国人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的体现。表示我有志向、有志略、有志气，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去奋斗，都是能做成的。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学的“大百科全书”，取经故事中的扫魔斗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现实。《西游记》中昏君身旁多恶道以及用小儿心肝治病都是现实的反映。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自称，该书“不专纪鬼，明纪人间变异，亦微有戒鉴寓焉”。台湾萨孟武先生曾在《西游记与中国政治》一文中深掘《西游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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