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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国家产生之前，一些简单的调整民事或者经济关系的习俗及行为规范早已出现，但系统的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政治组织或者国家出现之后才产生的，因此探讨中西法律首先要从国家的起源开始说起。
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
在法治文明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人们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所以尚不具备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国家机器，因而长期处于一种“无制令而民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的社会状态。这种情况下，维持社会秩序，主要依靠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和与此相关的行为道德规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并迅速转为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阶级冲突与阶级压迫日益突出，少数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需要制定法律制度、建立国家政权，法制文明呼之欲出。
其实在部落联盟这种类似于国家的社会组织出现之前，就形成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的“五刑”制度。《尚书》中也记载了蚩尤时代苗民创建“五刑”的过程。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
到了部落联盟的帝尧时期，皋陶制定刑法，创立监狱，将“五刑”正式的列入国家制度中。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埋葬的现象，其中不少尸骸上有用刑的痕迹，他们中间有的被头骨被砍、砸的印记，有的因腰斩而身首异处，有的则是双脚遭受了刖刑，这说明当时的刑罚已经被广泛使用，而且非常残酷。
其实中国古代的法律向来都包含“刑”与“礼”两个部分，它们也是中国法律起源的两条途径。最早的法律例如“五刑”则是起源于战争的某些需要，也是脱胎于军事活动中的产生的军法。《通典》中就记载着“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之说，《国语》也记载着“夫战，刑也……刑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所以最初的“法”兼有军法和刑罚两层含义，最初的法官和狱官也是兼掌军事和司法两种职能，皋陶就是明例。
“礼”本身指的是盛放祭祀用品的器皿。古人在举行祭祀活动时，要使用礼器表达崇敬之情，由此形成一些祭神敬祖祈福的典礼仪式。人们遂将这种仪式称之为“礼”。《礼记》对此作出了详解：“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里使用的礼仪形式只是最初的一种简单的习惯性规范，但是随着氏族社会的瓦解，原有的风俗习惯不足以应付社会的变化时，“礼”便扩展到其他领域，借助祭祀对象的力量，完成对部落风俗习惯的选择和改造，成为新的社会规范。但是相对于“刑”而言，“礼”的普遍约束力是到了国家之后才具有的，与原始的风俗习惯相比，“礼”也更具有明显的法律特征，表现为神秘性、权威性、规范性、准确性、强制性。
西方古代法律起源
毋庸置疑，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法律的源头。
古希腊在古希腊“荷马时代”末期出现了奴隶制城邦，城邦以城市为中心同时包括了周围的乡村。这些城邦大都分布在沿海和离海岸很近的平原地带，约有200个左右，其中主要的有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米利都等，在古希腊的法律形成过程中，雅典的法律形成最具有代表性意义。
雅典最早经过“提修斯改革”划分了居民等级，产生了统一的管理机关和凌驾于各氏族之上的“雅典法律”，有效解决了雅典氏族部落内外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公职，这就使得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因此不断爆发平民和贵族的斗争，要求制定成文法，以限制贵族擅权。
公元前621年，贵族们被迫让步，授权执政官德拉古进行改革，制定成文法。德拉古在接下来制定的法律中广泛采用重刑，比如偷窃要被判处极刑，欠债人要变成奴隶等等。德拉古立法虽然对后世影响不大，但他是继“提修斯改革”以来对原始风俗习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成文法在雅典的产生。
德拉古立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解释传统法律的权利，但远远没有满足平民对于改革的要求，尤其是新兴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崛起后，在政治上受到的压迫和排挤，使得他们不断联合农民、手工业者反抗贵族特权，从而促成了著名的“梭伦立法”。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进行变法改革，他颁布了“解负令”，取消了债务奴隶制，确定按财产的多少划分居民等级，从而为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开辟出执政道路。另外提高了“公民大会”的作用，确立其为最高权利机构，各个等级都有权参加，从而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治的权利。
“梭伦立法”后，贵族的权利得到了遏制，但并未遭到彻底打击，平民的境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也没有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改革提上日程。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当选执政官，开始推行新的立法改革。他将全雅典分为十个选区，基层单位为“德莫”，是具有政治、军事、司法职能的自治区，公民不再分氏族，完全以地籍代替了氏籍，同时进一步推进民主，制定了“贝壳放逐法”给广大公民以驱逐野心家和不受欢迎者的权利。
“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雅典平民反抗贵族斗争的胜利，也代表着雅典国家的形成。可以说雅典的起源和发展是氏族内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结果，这也加速了氏族组织的崩溃和希腊国家的产生。
古罗马罗马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在公元前7世纪表现的也比较明显。在这个时期平民数量大增，他们控制着罗马大部分的工商业，也是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因而与贵族的矛盾日趋激化，这就促成了“塞尔维.图里阿改革”，进而导致了古罗马国家的形成。但这次改革的缺陷仍然很明显，政权仍然由贵族掌握，执政官也仍然由贵族担任，这种情况下罗马人民和贵族进行了两个多世纪的斗争。
公元前494年，在不懈的努力下，平民获得了推举“保民官”的权利，其职业就是保护平民，有权否定行政长官侵害平民利益的命令，同时还产生了“平民会议”，“保民官”由它选举产生。
公元前449年，《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成为平民对贵族斗争中的巨大胜利，它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权利，为以后罗马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细则来看，除了第十一表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外，平民在司法上争取到了与贵族平等的地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公元前445年，古罗马再次颁布《坎努里阿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次年，古罗马选举具有有执政权利的军政官，规定平民可以当选。
公元前367年，通过《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贵族占有的土地受到了限制，同时减轻了平民债务，取消了军政官制度，规定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为平民出身。
公元前326年，古罗马又通过了《波提里阿法案》，彻底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古罗马的平民从此免除了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公元前287年，根据新颁布的《霍腾西阿法案》规定，“平民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全体罗马公民，包括贵族在内，都必须一体遵守，从此古罗马真正进入到“法治”时代。
中西法律起源之差异
纵观上述中西法律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氏族之间的战争，而西方法律则起源于氏族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
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如“禹刑”、“汤刑”、“吕刑”等，正所谓“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说的就是中国最早的法律皆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古代“兵”、“刑”不分，用刑罚、甲兵、斧钺去征服敌对部族，这就是先民最初的法制观念，故而这种法律是早期氏族之间的征诛、杀戮的产物，并且自始自终保持着暴力的特征。从政治上看，这种法律则是胜利了的氏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
而古希腊、古罗马则不同，其法律起源于氏族中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既没发生过与外族的战争，也没借助过战争的力量。其立法之根源在于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就其政治功能而言，法律成了不同社会集团共同遵守的准则，具有禁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
其次，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是地缘与血缘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西方法律的则是由家族公社解体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中国最早的法律自不必多言，开始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主体的氏族向外扩张的结果。这里重点讲一讲西方古代法律的起源，古希腊、古罗马的土地兼具公与私的双重性，个体农民之间的社会分工不太发达，而个体农民外的社会商品经济却比较发达，因此在其法律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财产私有观念和私有个体为法律主体的私有权形成较早。
尤其以罗马法为代表的西方古代法律体系，不仅从一开始就有“公法”与“私法”的明确区分，旨在保护私有权的司法非常发达，所以马克思才会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这也正是中国与西方古代法制文明起源的最大区别，也是影响中国与西方法律思想、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向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最后，从法律内容上来看，起源时期的中西法律不仅主体不同，而且中国法律要比西方法律内容少的多。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起源于氏族战争的中国法律，其初始阶段基本是以“刑法”为主，上古三代以至春秋时期的法律、法典皆以“刑”字命名，如“皋陶之刑”、“九刑”、“五刑”等，所以中国上古法律内容比较单调。
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不仅包括了刑法，甚至民商法、政治法也多有体现。例如雅典有关政治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占比很大；再比如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产生的“保民官制度”、“平民会议制度”、“执政官制度”等皆属于政治法的范畴。另外《十二铜表法》则涉及到土地制度、债务、家庭、宗教、诉讼等诸多方面。
结语
对比中西法律起源，显而易见两种法制文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各自社会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所以不存在谁优劣的问题，但从客观讲来，西方的法律起源对近现代法律思想影响巨大，我们目前的法律体系几乎都是在西方古代法律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而中国“法治”加“礼治”的模式逐渐被西方法律所取代，这是因为现代价值标准是以西方为标准的，故而中国的法制文明就走向了衰落。
参考资料：《先秦史》、《外国法制史》、《国语》、《礼记》、《中国法制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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