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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民间借贷暴富“神话”崩盘始末

时间:2018-11-03

神木县传说故事

提示:本文共有 17051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35 分钟。

煤炭给神木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危机。正是由于煤炭行业的暴利,容纳了神木的高息民间借贷。由于煤炭业回报高,地下借贷的钱纷纷被投往煤矿,还有部分民间贷款流向。神木快速暴富,奠基于煤炭价格持续而快速的上涨,但也离不开民间借贷助推加速。然而,神木民间借贷崩盘消息不胫而走。神木民间借贷崩盘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户、黄金大王张孝昌跑路。

传说中的陕西神木:到底有多富?

因传说中的三株古松得名的神木,东临黄河,西连毛乌素沙漠。除了是杨家将戍边卫疆,佘赛花的家乡。神木县城成条带状,西有二郎山、东有东山,中间有一条窟野河穿城而过,整个县城围绕着这条河南北延伸。相传麟州东有三株古松,唐代所植,枝柯相连,两三人才能合抱。久而久之,三棵松树便被冠以神木之名,也成为神木县地名的由来。如今,三棵古松已经寻不到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县城中正在拔地而起的住宅楼,二十几层的楼房并不少见。

神木县是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地处陕西北部,榆林市东北部,人口不到50万,全县国土面积7635平方公里,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与鄂尔多斯接壤,坐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产业在当地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县财政的主要来源。

这里并没有多少让人艳羡的资本。但在这片黄土地下,有埋藏了亿万年的宝藏:神木59%的土地下都是煤层,有4500平方公里之多,探明储量500多亿吨,占全国最大煤田神府 东胜煤田总储量的近1/4.

煤质的优良也属罕见,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发热量。在追求环保的现在,神木煤成为被追逐的奇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神木县就发现含煤面积达4500平方公里,总储量500多亿吨。但囿于交通不畅及煤炭价格较低,神木的经济并没有取得太大的发展。

当地人自嘲是“手捧金饭碗在要饭”,在2001年,神木还被划定为陕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神木经济腾飞的起点,正是从2001年开始。当年2月,神盘公路通车,煤炭价格也进入上涨快车道。

2001 2011年被称作煤炭行业的黄金10年,这10年,吨煤的价格以每年七八十元的增幅不断攀升。

2008年前后,神木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煤炭价量齐涨,每吨从2005年的50元,升到500元;年产量从2007年1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7.74亿吨。

这是一座原本贫穷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过去10年间,金钱像是被使了魔法一样,顺着运煤车的路径呼啸而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神木的富人的数量和他们的资产激增。

2008年,神木的煤炭经济又迎来一个大跃升。因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周围山西、河北的煤矿多停产,加之国家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计划,陕北的煤炭供不应求。据当地人描述当时的盛况时说,神盘公路上堵塞的运煤车有几百里长,司机一来都说“给你们送钱来了”。因为运煤车太多,煤矿坐地涨价,但“一天涨50元也赶不走运煤的司机”。

神木人享尽了煤炭资源带来的红利,承包煤矿或者煤矿入股,投入一个亿,第二年就能收获两个亿,致富速度惊人。

2008年,神木县迈进全国百强县之列。

富起来的神木,2008年,神木在全国率先推出12年教育“零”收费,2011年又升级为15年免费教育,在免除一切杂费的情况下,寄宿生每人每天还补助生活费5.5元。

2009年3月起,在原县委书记郭宝成的推动下在国内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

制定住院报销的起付线,乡镇医院为每人次200元,县级医院400元,县境外医院3000元。起付线以下的费用由患者自付,起付线以上的费用按规定由县财政埋单。“神木模式”一时为全国所津津乐道,为人钦羡。

有“意见领袖”宣称,神木原县委书记郭宝成给神木干了3件大好事,一是引水工程,二是免费医疗,三是免费教育。

投资3.9亿元的县城供水工程,是神木县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民生工程, 2005年年底开工,2010年5月建成通水,彻底解决神木县20多万居民生活用水困难和饮水安全。

虽然引水工程被当地人列为郭宝成所做的3件大事之首,但在全国产生影响力的,则是郭宝成推进的后两项政策: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郭宝成承认,自己是“幕后”推手,也毫不讳言, “我们的底气,来自蒸蒸日上的民营经济和广大民营企业创造的税收和财富。”

2010年9月,郭宝成被免去榆林市委常委、神木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榆林市人大副主任,他自称是“被贬”。

到了2012年,神木县达到1003.89亿元,成为西北首个跨进千亿元门槛的县,县域经济实力位居西北第一,并被冠上“神木现象”的美名。在榆林市,神木县的经济总量多年来一直占全市1/3左右,就算放在陕西全省,它的经济实力也超过了汉中、安康、商洛等地级市,与延安、渭南两市相差不远。

神木县“因煤而兴,因煤而富”。丰富的煤炭储量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2000年以后,许多“一夜暴富”的煤老板们“披金戴银”。据2011年5月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报告》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的富豪超过2000人。

暴富的神木人自此成为人们眼中腰缠万贯、生活豪奢的“煤老板”。县城高楼遍布,豪车随处可见。曾有媒体描述:2013年2月3日,陕西神木。随处可见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从街道上驶过。

神木街头除了数量众多的豪车,酒店、KTV和洗浴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装修豪华,价格高昂。

疯狂的民间借贷暴富“神话”

富裕起来的神木县,与温州、鄂尔多斯一样,成为中国民间游资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但很快,伴随着民间借贷勃兴,金钱变得像是与富裕的终点背道而驰。

据了解,煤炭经济创造的巨额财富,为民间借贷市场提供了大量资金,当地民间借贷成风。加之神木中小民营企业众多,而且很难从贷到款,这就成为民间借贷的大市场。

正是由于煤炭行业的暴利,容纳了神木的高息民间借贷。由于煤炭业回报高,地下借贷的钱纷纷被投往煤矿。还有部分民间贷款流向鄂尔多斯。在神木,煤矿曾是民间借贷的大主顾,很多人以月息2分借入资金,然后转手以3分月息放给煤矿。数据显示,2012年时,神木县有银行类金融机构达21家,是长江以北地区银行最多的县;还有小额贷款公司22家,数量为陕西各县之冠,注册资本总额近27亿元。此外,县城里还很容易见到各种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典当行。

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8月末,神木农村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煤炭企业贷款2.9亿元,同比下降了7.318亿元。在神木,农商行占据了当地贷款市场的大头。

快速发展的背后,民间借贷风生水起,高利吸钱再以更高利放贷。在煤价持续上行时,民间借贷推动了财富的急剧膨胀,也使更多的人分享到煤炭经济的甜头,无数人成为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

神木县政府也在用财政资金扶持当地煤炭行业。据当地官方称,2012年以来,仅县财政用于补贴和税费返还的资金支出就达5.9亿元。这一政策延续到了今年,其中包括,返还煤炭行业价调基金,返还标准为15元/吨的县级55%部分。二是返还兰炭行业煤管费,达到产能标准的企业,按照焦粉13元/吨,焦沫5元/吨的标准返还。

如果将神木比喻为泰坦尼克号,那么,雷正西在神木的任职期间,恰好见证了这艘巨轮从扬帆起航,到意气风发,及触礁的整个波澜壮阔的历史。雷正西在神木任职八年,正是这片土地从财富神话跌向金融黑洞的八年。

2005年,雷正西调至神木县任县委常委、代县长;同年,神木煤炭的价格每吨上涨超过50元,进入产量价格“双增长”的时期;依靠煤炭的利好因素,神木县连续第六年迈入西部百强县的行列。

神木快速暴富,奠基于煤炭价格持续而快速的上涨,但也离不开民间借贷的助推加速。

2008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取得了合法地位。根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可适当上浮,但上浮后的不得超过银行的4倍。

当地人称,神木高利贷风生水起,是从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获批开始的。 张西兵通俗地解释,当时银行的贷款月利率只有7厘多,而小额贷款公司则将贷款月利率额提升到了2分。

看到小额贷款公司的高额回报,富有的神木人跟风进入民间借贷的行列,利息也被抬高到3分以上,并成为神木民间借贷的标准利率。但3分已超出银行利率4倍,变成了 “高利贷”。

除了用自己的钱往外放贷,放贷者经常以2分利息来吸收他人的钱供自己放贷。神木的普通老百姓为了吃利,也乐得把钱交给放贷者打理。

除了大户,还有很多“散户”或自己放贷,或通过被典当行吸收存款的方式,加入到民间借贷的链条中来。

2008年,神木县煤炭年产量则达到两亿吨,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迈入全国百强县行列;同年12月25日,雷正西为陕西首家小额贷款公司“神木县惠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剪彩,该公司董事长刘银娥是“神木四大富婆”之一刘银娥的结拜姐妹龚爱爱亦名列“四大”。雷正西为之站台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这一年遍布神木县城大街小巷,发展到顶峰时有近千家之多。这些贷款公司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煤矿老板融资。

2009年起,神木人为民间游资找到了升值出口——民间借贷蔓延开来。据当地人说,几乎是一觉醒来,临街好的门店,都挂上了一块块诸如“ 投资公司”、“ 担保公司”的招牌。而更多的是没有门店的皮包公司,在酒店租间办公室,甚至在家里摆张桌子,放个柜。再甚者,腋下夹个皮包,里面放上一沓票据,就四处游走吸贷转贷。

据说,2009年到2010年,神木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近200家。而像他这样的“夹包族”难以计数。

这些公司向社会吸收资金的月利息为2分到2分5厘,放贷的月利息3分5厘到4分不等。虽然远高于当时银行贷款几厘钱的月利息,但既无需担保,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手写一张借款单就可完成,而且几乎当场就可提钱。

在神木,这些非金融性质的公司却公开、大规模、大范围进行金融活动。据介绍,当地近200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很少完全从事过其工商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所进行的完全是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

这种融资方式兴起的动力,是投资煤炭业的高额回报,老板们渴望进一步投资。但从农商行和商业银行贷款手续复杂,成功率低。

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而手无余钱,又没关系的普通民众只能靠抵押贷款。

在这些吸贷转贷的人中,神木县城内最受人信赖的是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以及张孝昌等人。

2009年开始,神木大兴炒露天煤场,炒家从本地炒到鄂尔多斯、甚至远赴新疆。一家正规小额贷款公司刘姓经理介绍,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中有六成到七成流向房产与煤炭。而来自县金融办2011年的数据是,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等行业。

另一部分融资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甚至流向赌博市场。在当地,有钱人赌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次动用的赌资高达千万元。

2010年,主导“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民生政策的前县委书记郭宝成调离,雷正西就任神木县委书记;同年,煤炭价格持续走高,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神木街头巷尾的投资公司、典当行层出不穷,大量向地下借贷系统。

当年,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

2011年,当神木的借贷狂潮走向疯狂时,多米诺骨牌从鄂尔多斯到来。同样靠煤炭发家、相距一百公里以外的鄂尔多斯爆发民间借贷危机。

这一年,鄂尔多斯近乎于疯狂的“造城”运动难以为继,楼花无法售出,楼盘无人问津。这一风险迅速转嫁为贷款风险,导致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从神木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住。

讽刺的是,后来成为神木民间借贷“明星人物”的龚爱爱,曾作为榆林市人大代表在2011年度的榆林市两会上,建议“市政府要把打击非法融资、整顿金融市场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集中清查非法经营融资的企业和个人,打击非法融资的单位和个人”。

但是,神木县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雷正西曾表示,小额贷款公司是“该县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加快激活民间资本,解决广大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融资难题的具体实践”。

到2011年的岁末,几乎神木的每一分钱都在涌向地下金融市场。当然,煤炭资源让这个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至2011年,这座不到50万人口的县里,资产过亿的富翁超过2000人。但民间集资卷入的,不只是这些亿万富翁的钱。很多农民卖鸡卖鸭,凑万把块钱入伙;54岁的张艳华,神木县街头一位卖烧饼的大姐,把60万元投入了民间借贷系统。

一夜暴富后的神木县,市民们的金融意识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时代。据当地人说,当时贷款都是熟人或熟人介绍,没有任何抵押,“信贷,全凭信誉”。动辄上千万动的背后,靠的不是专业的会计师和财务报表,而是各种近乎传奇的财富传说。

神木这些民间的金融大鳄们,在坊间往往有着一个绿林好汉般的称号,除了前面所提的“黄金大王”、“神木四大富婆”之外,神木还有——

“集资大王”刘旭明。他的豪华婚礼一直为人所称道。2010年,他从外地空运二十多辆加长林肯做婚车,并请了众多明星站台,整个婚礼据称花费超300万。最终刘旭明吸纳了上亿元的存款,并于2012年11月跑路。那个冬天,多名入股者赶往其吹嘘的“阿拉善左旗12平方公里露天煤矿”查看时,发现那里“一片荒凉,就像野地一样,啥都没有”。

“80后有为青年”乔秀峰。他“吃火锅”的豪举也曾在神木传为美谈。据传,乔秀峰陪乌海的政界朋友去四川吃火锅,来回打“飞的”一次消费8万元。这使得乔在民间融资信誉度居高不下。

从2011年,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发生时,神木的上千家地下钱庄危机四伏。只是,神木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支撑到2012年下半年以来集中爆发。

而在煤炭价格逐渐回落的2012年,神木县银行系统率先闻到了寒冬将至的味道,放缓了放贷的速度。以当地贷款大户神木农村商业银行为例,至2012年8月末,其累计发放煤炭企业贷款2.9亿元,同比下降了7.318亿元。但神木县的民间借贷系统却没有跟着相应冷却下来。政府也未给予任何警示。

煤价下行、煤矿停产,整个产业链条无法负担高额的借贷利率,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

在神木县的三大产业中,工业占比70.72%,而煤炭产值又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2%。数据显示,2012 年,神木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户数93户,其中煤炭生产企业48户。而在当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整合煤矿约50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维持生产的地方煤矿全部亏损。

源头产业的利润已无力支撑民间借贷的高利息。两番夹击之下,神木民间资本市场转冷。

2012年7月以来,面对蜂拥而来的债主,神木的一些参与民间借贷的老板或融资掮客纷纷“跑路”的故事被人不断传开。这些“跑路”者一夜之间不知去向,身上欠着上千万到数十亿不等的民间高息融资款项。

当时据称,近半年来,估计有200人出逃,近百人被刑事拘留。因非法集资的涉案金额超过百亿元。

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神木县城内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关门,灾难也随之爆发。

而神木民间借贷这个疯狂泡沫的破灭,是在2012年年底。从2012年年底以来,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让公众大为紧张,“跑路”效应似乎正在神木扩散。还陆续发生一些集资人的自杀事件,而“房姐”龚爱爱遭举报一夜成名,也和神木2012年年底以来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有关,龚曾因此自杀未遂。

媒体调查发现,神木民间借贷的兴起和破灭都与鄂尔多斯有着直接的关系。据称,刚开始神木起步的时候,都是鄂尔多斯那边有亲戚、朋友在做,他们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做?所以就都开始自己做了。

前神木县政府办一位工作人员称,鄂尔多斯因民间借贷崩盘后,神木县委县政府自信“神木县和鄂尔多斯不一样,神木县有更为多元的产业结构”。事实上,神木县看上去多元的产业如焦炭、电力、信贷,实际上都与煤炭有关。

而当地熟知民间融资的多位人士一致的说法是,造成神木的民间借贷潮崩盘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初,煤炭市场火爆不再,煤炭价格回落到每吨300多元,煤炭积压成灾。离神木不远的“煤城”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大批淘金者血本无归。

神木官方提供的资料称,由于受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波及,神木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大,人数多。2012年以来,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达32.17亿元;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达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截至2013年7月11日,神木县法院今年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771件,已经超过去年的2015件,更是2011年的四倍多。近年来,神木呈现全民借贷集资之势,可见一斑。

据报道,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建军称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约500亿元,民间融资规模约200亿元。而神木县金融办工作人员刘维明表示,据测算,神木民间资金总规模应在800亿元左右。

神木卷入民间借贷链条的确切人数无从得知,本地人称是“全民借贷”。虽有些夸张,却也折射出民间借贷在神木的席卷之况。 神木金融办主任刘琦云表示,神木大多数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入到了煤炭及关联行业,投入地产的不到20%。 神木金融办副主任张建则称,“有7成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入到了煤炭及关联行业”。

有两个信号表明,神木县的民间借贷危机并不是一个难以察觉的暗礁。

首先,2011年,神木县金融办的数据表明,该县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其次,在煤炭价格逐渐回落的2012年,神木县银行系统放缓了放贷的速度。以当地贷款大户神木农村商业银行为例,至2012年8月末,其累计发放煤炭企业贷款2.9亿元,同比下降了7.318亿元。

这说明,神木县政府不仅对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向有所察觉,并且知道那是一块危险的区域。但事实上,警报从未拉响。

神木县坊间则有着另一种解释。神木县政府之所以不拉响警报,是因为这艘巨轮里夹带着领导的大量“私货”,而当这艘巨轮触礁,他们有信心在第一时间让自己的财产逃生。张孝昌案处理中优先获得照顾的大户中,多有官员或官员入股的背景。

2013年7月上旬,陕西省主要领导在神木调研时表示“公务员参与民间借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直至目前,神木县尚无查处公务员参与民间借贷的案例。

“挥霍浪费”大搞城建引不满

2010年9月郭宝成被调走后,神木县就进入了雷正西时代,走上了一条与郭宝成时代迥异的发展路径——建设“陕西最美县城”。

从2012 年开始,神木经济开始降速,但神木仍延续过去打造“陕西最美县城”的思路,进行大规模建设改造。

官方提供的显示,近几年来,神木先后投资40多亿元,新建和改造22条主干道路,铺设和改造自来水主管网50多公里、支线管网130多公里,铺设供热管网180公里,对两山和城区三桥进行亮化、防护林建设以及打造滨河路河堤景观工程等。

此外,对滨河路街景进行三统一:统一外立面、统一亮化、统一门口广告牌匾。其他多条街道的破旧商业牌匾也进行了更换。

神木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县城、新村、二村、西沙铧山四大城市组团初现雏形。尤其是新村,矗立着几百幢新建的高楼,按照规划2020年人口将达到8至10万,这等于把半个县城的人口搬到新村。

神木市民对政府的城建措施却并不买账。街头的多名当地人,几乎全是对雷正西大搞城建的“挥霍浪费”意见满腹。

他们用富有民歌特色的叠词,概括雷正西在神木所做的工作:“点灯灯”、“贴板板”、“换牌牌”……

“点灯灯”,是嘲讽政府在县城周围的东山、二郎山上布设灯光工程,即前述“两山亮化”工程。一到晚上8点多,山上的灯管亮起,像布满星星一样。

“贴板板”和“换牌牌”,即前述统一外立面、统一门口广告牌匾。据观察,滨河路沿路商铺外立面全部被贴上一层大理石板,商铺的标牌、门窗也更换一新。在滨河路做工程器械零件生意的艾强称,自己没有出钱,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责。

推动城建,美化市容,并不完全是坏事,尤其对经济腾飞后的神木来说也属必要。神木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称,近年来打造“陕西最美县城”,是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

雷正西的不幸也许在于,他赶上了煤炭价格拐点导致神木经济的下行,还有民间借贷者在资金链断裂时滋生出的焦虑。

群体事件终于爆发

背负债务的为数众多的神木人,目睹政府在城建方面不断“挥霍式”的大手笔支出,焦虑转化为了不满,并最终在传言的号召下,走上了广场。

神木县的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爆发于雷正西主政时期。雷正西本人曾公开表态支持民间借贷,部分官员也直接成为了其中的大户。父母官在这座城市最艰难而混乱时刻调任,被市民解读为“弃船之举”。

2012年,煤价持续下跌,神木经济显出颓势,一时间,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可能取消”传遍布坊间。焦虑、绝望的人们,将不满的矛头对准了神木政府,指其在高利贷泛滥时不作为,链条断裂后又未能有效救场。

经济遇冷,失去高回报的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那些曾经拥有巨额财富的神木人,一夜之间变得负债累累,深陷三角债中无法脱身,无数神木人尝到“大起大落”的滋味。

实际上,在2013年7月15日的广场聚集之前,债主、被拖欠工资者围堵政府、企业的事件已频频发生。

7月12日,一条内容为“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帐,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热传。

此间亦有传言称,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不仅将前任留下的600亿元人民币挥霍殆尽,并造成300亿元亏空;向陕西省政府借款发工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政策因财政亏空将终止等消息。

雷正西时代,神木在城建方面的大手笔,被指责系“浪费挥霍”。在无数神木人因利益受损而焦虑的背景下,“雷正西挥霍600亿,又亏空300亿”这一明显夸张的传言,最终调动出了人们心中所有的不满和愤怒。

2013年7月15日10时,在“传言”的鼓动下,部分民众聚集在广场上,而这天被认为是雷正西调任榆林市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的日子。

2013年7月15日发生的群众聚集事件,再次将这个陕西“第一县”的民间借贷抛向了风口浪尖。

人群聚集在县政府门口,是因为日前流传的、该县县委书记雷正西即将调任陕西省榆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消息。据称,县政府对面的人民广场,有上千民众聚集。他们听闻神木财政已被挥霍殆尽,要求县委书记雷正西在调任前,解决好县里存在的各种问题。

据说,群众聚集的密匝人群中,百余人都是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散户,他们都是债主,借贷者叫张孝昌。

据描述:熙熙攘攘的人潮不仅堵住县政府大门,沿途的东兴街亦为之壅塞。政府调集警力组成人墙,虽不时与人群发生推搡,但并未爆发冲突。现场未出现口号和横幅,民众多以观望、议论为主。在拘留四名“散布谣言者”后,当日下午人群消散。

另有媒体称,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广场上人们还喊了口号,“打倒雷正西。”

雷正西书记的升迁之路,看起来要被神木的上千人给堵住了。

神木官方将此事定性为,因网络散布谣言而引发的群众聚集事件。

7月16日晚间榆林市官方表示,此次群众聚集事件,,系网络散布谣言所引发。警方已于15日行政拘留了4名嫌疑人。目前雷正西并未调离,仍兼任神木县委书记。

针对财政亏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政策将终止之说,神木县财政局声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神木县有关负责人亦称“完全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7月17日,神木官方向媒体通报:亏空一说是无中生有,目前县里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神木县财政局提供给媒体的一份材料显示,神木财政近十年来都无负债,2009 2012年4年财政连续有净结余,其中2009年和去年结余最多,均达到700万元。

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也并不缺钱。截至6月份,神木免费医疗支出9870万元,免费教育支出1.65亿元,但财政已分别拨付1.5亿元和2.5亿元。

实际上,“两免”在神木县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以今年1 6月为例,虽然神木县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下降,只有24.1亿元,但 “两免”的支出也只占到收入的11%。

此外,神木县财政每年还有若干亿元的上级补助,因此“两免”占财政可支配数额的比例肯定低于10%。 神木县财政局总会计师张顺平对媒体表示,财政收入降低,县政府会优先保证民生项目,推迟一些基建项目。

通过传言,神木政府也意识到,此次广场聚集事件的深层次原因,系民间借贷资金断裂后导致的焦虑情绪。

为办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今年年初,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简称打非办,打击骗贷拖贷、金融诈骗、恶意逃债等行径。

神木还希望将民间货币财富收编,进行资本化或金融化改造,从而纳入整体金融范畴进行统一管理。如成立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和民营投资集团,带领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7月上旬,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表示,民间借贷问题是神木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阶段性问题,今后,要逐步推动民间资本走向市场、走向规范合法,把神木作为全省金融改革的实验区。

但打非办副主任郭晓春认为民间借贷乱象是一个在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别说神木,在陕西层面也解决不了”。

张孝昌百亿集资“骗局”崩盘始末

神木民间借贷崩盘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户、黄金大王张孝昌跑路。

张孝昌,1958年生,神木县人,农民出身。1979年,当了三年兵的张孝昌从部队复员后,到南京、扬州一带打工,曾给豆腐坊送过黄豆,走街串巷做过卖货郎。这期间,他学会了银器加工的手艺。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到神木,开了家银器铺,将银元熔化后打造手镯、耳环等饰品,后来又开了“张孝昌金店”。20多年里,神木煤炭经济兴起,许多煤老板出手阔绰、穿金戴银,也成就了张孝昌的资本原始积累。

多位散户说,张孝昌的金店庆典,不但排场大,还请来了俄罗斯模特,每个模特劳务费3万,这在神木县被口口相传。

很多散户都知道,张孝昌有六辆车,分别是宾利、奔驰、路虎、奥迪、别克和一辆跑车。张家雇3个保姆,“听说光保姆月薪就8000多”

张孝昌踏入亿万富豪的行列,是从2008年起。

2008年前后,他以总价值7000万的广场一楼商铺和黄金珠宝城作抵押,从中国神木支行贷款4亿。

彼时,神木煤炭业兴盛,为煤矿融资的民间借贷方兴未艾,已发迹的张孝昌开始涉足民间集资。

有坊间说法称,2010年到2012年,为囤积黄金,张孝昌除贷款4亿元之外,又以37名亲友的名义从当地工商银行贷款共计3.7亿。这些贷款均由张孝昌担保,然后转手给张使用。除银行贷款外,张孝昌还通过民间借贷广泛吸纳资金。用这些资金,张孝昌在黄金市场购买了3吨黄金和100多吨白银。

2008年,张孝昌以50万元资本注册了神木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经营黄金、珠宝饰品等。此后,他以价值7000多万元的新世纪广场一楼商铺和黄金珠宝城做抵押,从工商银行神木支行贷款4亿元,利用这笔钱和其他民间贷款,购买了约3.3吨多黄金。之后,张孝昌又以3.3吨多黄金做质押担保,通过工商银行神木支行37名员工贷出4亿元。

张孝昌的大量黄金为其信誉装点了门面。神木个体老板牛文儿、张振平、张和平、郭振江、牛勇等5人以下简称“五大户”与他约定,以各自名义在银行开户,先后将13亿元多资金贷给张,让他炒纸白银。

来自银行和“五大户”的巨额借贷款,起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在此前提下,散户通过各种亲戚关系担保,构成多层级借贷关系,热钱源源不断流到张孝昌的黄金白银生意中。

手握大笔资金后,张孝昌在公共场合展示了典型的神木财富神话。他的金店搞活动时,请的是俄罗斯模特,每人花三四万元。他家有宾利、奔驰等5辆豪车。家里有3个保姆,每人月工资八九千。但邻居反映,张孝昌有时候还欠水电费。

在神木县北大街路西工委家属楼的院子里,张孝昌养着一只数万元买来的藏獒。有次藏獒从笼子里跑出,在大街上咬伤3个人。邻居反映,张孝昌有时脾气暴躁。2012年5月的一天晚上,张孝昌11点才回来,发现大门关了。看大门的老人行动缓慢,被张孝昌扇了巴掌。他还大骂,“老子有的是钱,你不看是谁?”此事惊动了派出所。

张孝昌用银行和“五大户”的钱来炒黄金和白银期货,通过借散户的钱来支付银行与“五大户”的钱,又不断借新散户的钱来支付老散户的利息,以此维持资金周转,并造成资金充裕、信誉良好的表象。

张孝昌在神木县城有3家金店:神木县商贸大厦张孝昌金店、神木县恒生新世纪黄金珠宝城和神木县新世纪钻石黄金珠宝城。

2012年年末,国际市场震荡下行,受此影响,国内黄金价格也成下跌趋势。张孝昌炒黄金巨额亏损。案发后统计,张孝昌从事黄金、白银生意以来,累计亏损40多亿元。靠不断扩展散户来填充高额利息的张孝昌终于无力维系。他的资金链迅速断裂,生意随之崩盘。

在案发前,与张孝昌亲近的人已经有过一系列可疑活动。

2012年11月20日左右,张孝昌家保姆在新世纪广场金店拿走价值5万 6万元的黄金。

2012年11月30日至2012年12月1日,王怀生在金店拿走2000多克金子,价值75万多元,打一欠条。

2012年12月1日下午,张孝昌亲家乔治国妻子王琳娥在金店拿走了一些金条和一部分手镯。当天下午金店快关门时,张孝昌的兄弟张永昌拿了一个两万多元的手镯。

此外,张孝昌还通过自己的账户向小儿子张鹏及儿媳王某卡打现金2.8亿多元。

张孝昌也向外界释放了其资金紧缺的信号,但没有引起注意。

2012年12月1日,终于出事了。2012年12月1日,这座集资金字塔崩塌。当日,整个神木县的居民陆续发现了“黄金大王”手机关机,门面紧锁,金器入库的。这个消息令全县大多数存款户们震惊。

2012年底,张孝昌资金链断裂。这名靠民间集资炒作黄金白银的神木大户,其拥有的“黄金帝国”于一夜间倾塌,引发众多债主恐慌。

2012年12月5日,张孝昌返回神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并被监视居住。

张孝昌案发后,相关部门并未马上冻结张孝昌的资产。张孝昌与“五大户”共同控制白银账户,共同拥有密码。为填补亏空,12月6日至10日,“五大户”开始低价抛售120多吨纸白银。但因为一户不会期货交易操作,只有4户完成抛售。“五大户”抛售纸白银,套现9亿多元,扣除本息后,还剩五六千万元。在此时段,工商银行神木支行也低价抛出张孝昌质押的3.3吨多黄金套现,扣除8亿元贷款的本息后,还多出1 .9亿元。工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元。

张孝昌曾向工行贷款8亿元,抵押物主要为3.3吨黄金。张案案发后,工行将黄金抛售,不仅本金利息全部追回,还盈余1.9亿。

此外,张孝昌向五个大户借款时共享了120多吨纸白银的账户和密码,经过抛售,扣除本息后,亦剩下五千余万;五大户以外的28名大户,虽然本金没有全部追回,但利息共拿到14.3亿。

在张孝昌的债主名单中,中国工商银行神木支行和数十位大户是放贷的主力。神木支行先后贷出8亿;仅牛文儿、郭振江、张振平、张和平、牛勇五位大户,就贷给他13亿。同时,这五位大户也掌握着张孝昌纸白银的账户和密码。

一份内部知情人提供的“张孝昌处支付存款大户利息明细表”显示,张孝昌曾支付的利息,牛文儿1.6亿、郭振江和公司3亿、张振平、王玉凤夫妇5亿多元。该明细共32人,利息涉及金额26.03亿。明细中说明一项显示:有个别人本息已取走。

因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而闻名全国的“房姐”龚爱爱,也曾经手贷款给张孝昌1.2亿元。

案发后查明,张孝昌支付的利息达38亿多元。其中给工行支付了7400多万元,白银大户支付了12亿多元,431名散户6.6亿元。“五大户”吃的利息,保守估计在10亿元以上。

2012年12月6日,张孝昌被控制的第二天,神木县成立“12·6专案组”,处理张孝昌黄金集资案。

但是又有媒体称,专案组组长张宏智和案件核心当事人张孝昌有亲戚关系。张宏智与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是远房堂兄妹。并多次质疑其政协主席身份能否主抓此案。

专案组组长是张宏智,身份是神木县政协主席、原县政法委书记。县长助理刘光秀、公安局政委杜林协助此案。7月19日,神木县政协工作人员证实,政协主席张宏智确实担任该案组长。

一份张宏智给散户们通报案情进展的视频,这份2013年3月3日拍摄的视频中,张宏智对散户们表示,“这个案件是县委书记雷正西安排我负责的。”

2013年1月16日,张孝昌被解除监视居住,转入刑事拘留。2013年2月2日,神木县检察院批准对张孝昌逮捕。

经过专案组盘点后,张孝昌3个金店的金银珠宝,标签价大概1 .4亿元。专案组发布的数字称,他的银行卡上有28万元,但妻子、儿子、儿媳,卡上没有钱。

在神木县的民间借贷圈中,“黄金大王”张孝昌是一面旗帜。从2008年11月至2012年12月初,张孝昌借入借出的资金累计达到101亿元,其中融资规模超过40亿元。张孝昌案涉贷人员1380人,涉贷公司56家。而其背后多名政府官员亦牵涉其中,保守估计此事波及人数超2万人。

另外,有媒体称,根据众多散户的保守统计,此案涉及到上万个家庭,5万多人口。散户分布很广,有农民、个体户、清洁工,也有干部。

对神木县人民而言,张孝昌涉贷的这些枯燥数字,远不如他的“金山银山”来得震撼。在当地,张开设的三家金铺,及囤有的数吨黄金和上百吨纸白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张孝昌案长达半年多的处理过程中,神木民众慢慢发现,虽然银行、大户超过亿元的债权人都被张赖了钱,但毫发无损,案件中所有的亏空几乎都被散户存款额在亿元以下的所承担了。

事实上,在已知的431名散户中,也有不少当地领导,甚至包括西安地区的官员。这也导致,在处理张孝昌案件上,各方势力云集。

据媒体称,张孝昌的债大户多是煤矿、典当行和企业的大老板,也包括部分神木县退休官员,以及与现任官员关系密切人士。

张孝昌经过银行和大户们瓜分以后的财产,仅有4亿留给剩下的431名散户。张孝昌共欠他们22.6亿元,扣除张孝昌事发前支付给他们的6.6亿利息后,还剩12亿本金的窟窿。

张孝昌12亿多元资金流向不明,至今未见调查结果。张孝昌到底剩多少资产,前后通报不一。根据统计,在此案中,张孝昌的妻子张秀琴签字的条据在2000万元左右,两个儿子签字的条据有1亿多元。但其家庭成员没有受到追究。“五大户”究竟吃了多少利息,也是谜团。目前已经有一份完整的审计报告,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看到。

据媒体所掌握“张孝昌处支付存款大户利息明细表”中显示,前农村商业银行行长李德江、前矿管办书记王明发分别从张孝昌处获得利息1.8亿和2.2亿,这两笔利息巨大,紧随“五大户”之后。在神木县,农商行是放款大户,矿管办则是紧扼县域经济咽喉的实权部门。

多位民间借贷人士向南方周末透露,除以上公务员及其亲属外,神木县的民间借贷系统里还有数额更为巨大的“隐形利益”间杂其中,所涉官员高至厅局级。如张孝昌案中,有12亿资产去向不明,即为此因。

张孝昌案发生后,神木已有两人死亡,均与此案有密切关系。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据了解,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今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被初步认定为自杀。据称,他生前开了家典当行,数千万元贷款收不回来了。

神木“集资大王”刘旭明案

刘旭明系神木当地人,30有余,大学毕业后,作为个体生意人活跃在神木商界,“2010年结婚时很排场,20多辆加长林肯,直接从外地空运,请了很多明星,婚礼花费超300万,很多嘉宾都是一摞钱直接作为礼金,我给三千元礼金觉得很不好意思。”刘旭明的初中同学曹先生说,刘在婚前就出手阔绰,“我们也有同学给他入股,我也差点入股,幸亏家人阻挡。”曹先生说,刘旭明十几岁时父亲离世,其家庭条件很一般,上大学时开过小食堂,毕业后被分配在神木县锦界管委会工作,但其一直没去上班,后来干脆辞职一心做生意。

30岁的神木人刘旭明,在他的事迹中,拥有内蒙古神泰矿业集团董事长、乌海中山矿业集团董事长等职位,他出资200万人民币创建旭明基金,资助神木贫困大学生,这就让贷款给他的人没有怀疑他什么的余地。

2012年11月20日,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曾因向刘旭明投资6000万拿不到分红,向警方报案。

据知情人曾介绍,2012年11月20日,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到神木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2012年4月初,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刘旭明,刘旭明称其在阿拉善左旗有个煤矿,当年5月份就能动工生产,问其是否想入股,高炎碔在查看了该煤矿的各种资料后,与刘达成协议,入股1亿元。随后,高炎碔分4次向刘旭明支付了6000万元。因迟迟拿不到分红,高炎碔报警。

2012年11月22日,神木警方对神木县人大主任之子高炎碔报案一事立案。因找不到刘旭明,警方将其列为网上在逃人员。但2012年11月30日,神木县四大富婆之一刘银娥出面将刘旭明取保候审,取消网逃。随后,警方又因在办案时找不到他,于2013年2月4日再次将其列为网逃人员。2013年3月13日,陕西省神木县“集资大王”刘旭明被警方拘留, 2013年4月18日被神木县检察院批捕。

神木县公安局查明,刘旭明于2011年6月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手中转让到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以该矿储量大、分红快为由,非法收取群众入股款上亿元,部分用于还贷款、利息、买车以及挥霍。

2013年6月6日晚,神木公安局发布公告称,嫌疑人刘旭明因涉嫌集资诈骗罪已被逮捕,案件已进入起诉阶段。刘旭明的账户也被查封,进行资产核查。

此案入股条原件等证据显示,有6名入股者在刘旭明名下入股达3.63亿元,其中一人入股2.2亿元,“占煤矿股份总比例的20%”。

而在“集资大王”刘旭明的客户名单上,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入股6000万元。2013年11月20日,正是高炎碔找刘旭明要分红时发现刘已跑路,才向警方报案。

另一名参与民间借贷的公务员张英则堪称悲剧。张英是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2013年1月23日,他的尸体出现在神木县神木镇火神庙沟村一沟内,死亡原因认定为服毒自杀。据媒体调查称,张英妻子曾证实,张英曾将700万元借给刘旭明,并通过他人在刘旭明名下入股1000万元。

绕不开的人物:“房姐”龚爱爱

龚爱爱作为“房姐”一夜成名前,在神木已经是个人物。

1986年,她进入神木县信用联社神木县农商行前身大柳塔分社,从基层信贷员做起。因工作业绩突出,2004年成为神木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经过多年的经营,已成为拥有房产、煤矿、酒店、购物广场的“女强人”。

2006年后,煤矿收益呈几何级数增长,吸引大量“闲钱”加入。神木的民间借贷随之兴起。龚爱爱也加入其中,她的吸、放贷款是神木典型的操作模式——从民间吸收闲散资金再转手放高利贷。

据多名知情人士称,龚爱爱在其控股的爱丽莎购物广场开设一家典当行,以2分至2.5分的月息从民间吸收资本,再转手以3分至3.5分的月息放贷出去,赚取其中的差额利润。

神木有数百个非正规的典当行,龚爱爱的典当行也没有注册登记。但雄厚的资金和素有能力的形象,“令大家都抢着借钱给她”。

而在2012年,多数典当行的资金断裂,放出的贷款无法收回。龚爱爱也遭遇这一命运,她无法偿还借贷来的资金。龚爱爱的一位生意合伙人称,龚的典当行涉及资金30多亿元。

当地许多人的说法是:债主们讨不到钱,于是发网帖举报。“房姐”随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3年1月17日,被曝在京有20余套房总价近10亿。1月24日,公安部成立工作组核查“房姐”户口问题 .2013年1月31日,北京警方证实,“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住房,共9666.9平米,及奥迪轿车一辆。

2013年2月3日,在消失了19天之后,“房姐”龚爱爱选择在北京投案。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她41套房产成为网络焦点。

2013年2月3日龚爱爱在北京被专案组抓获,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律师分析至少判三年。

而在龚爱爱的老家神木县,拥有数个户口、大量房产并不罕见。当地人投资的房产遍布全国。此外,煤炭业投资也是资金的主要流向。

支撑这一庞大投资业的,是渗透神木各个角落的民间借贷体系,龚爱爱也是借贷链条上的“一环”。

和几乎所有的神木富人一样,龚爱爱的致富历程,与这座城市的几年间财富的迅速扩张息息相关。

神木人享尽了煤炭资源带来的红利,承包煤矿或者煤矿入股,致富速度惊人。龚爱爱也搭上了顺风车。2004年,她任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时,恰逢煤矿井喷式发展,在迫切需要资金的煤老板眼里,掌握放贷权的龚爱爱简直是“财神爷”。

商人贺国桢介绍,当时的“行规”是贷款要给银行工作人员回扣,比如贷款500万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回报”。就在当行长的第一年,龚爱爱通过其哥哥龚子胜作为其代理人入股大砭窑煤矿1500万元。

这种融资方式兴起的动力,是投资煤炭业的高额回报,老板们渴望进一步投资。但从农商行和商业银行贷款手续复杂,成功率低。

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将投资机会较少的普通人手中的游资汇集起来,供给大老板。

在这些吸贷转贷的人中,神木县城内最受人信赖的是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以及张孝昌等人。

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

有接近龚爱爱的人士称,龚爱爱用假名买下商铺、房产,抵押给银行,获得银行贷款后再通过自己的典当行放债,或运作新的融资项目。

总结

煤炭给神木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危机。神木快速暴富,奠基于煤炭价格持续而快速的上涨,但也离不开民间借贷的助推加速。正是由于煤炭行业的暴利,容纳了神木的高息民间借贷。由于过分依靠煤炭经济的单一经济模式,在煤炭行业不景气,利润大幅下降,投资无法收回,遍地开花的借贷公司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视,而当地政府“小额信贷公司”监管不利……从而导致悲剧上演。

然而,神木县如此庞大的的民间借贷危机并不是一个难以察觉的暗礁。神木县政府对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向有所察觉,并且知道那是一块危险的区域。但事实上,警报从未拉响背后的动因也值得推敲。

责任编辑:DF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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