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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幸助于日本横滨创制人力车时大约没料到，人力车不仅成为日本“文明开化”的重要表征，还与中国文学结下很深的渊源。
人力车在日本刚出现时，车夫们颇为神气。他们立于车旁，“立帜以招乘客”；上客后，“以一人挽之，其疾如风，竟能与两马之车争先后”。1877年黄遵宪到日本，见到的便是这番景象。
被黄遵宪叹为绝技的“日行二三百里”，是以车夫的体力透支为代价的。不过当时他迷恋的是人力车这一新事物的进步性，还作了首诗，“三面襜帷不合围，双轮捷足去如飞。春风得意看花日，转恨难歌缓缓归。”
也许是怕有人会错意，埋怨人力车煞风景，他在增补修改《日本杂事诗》时又写了首诗，“滚滚黄尘掣电过，万车毂击复竿摩。白藤轿子葱灵闭，尚有人歌踏踏歌。”这下，对人力车的赞美之意更明显了。
晚清文人从物质文明出发，从人力车上发现的是科技的进步；而“五四”时期的作家从精神文明着眼，发现的却是其对人性的摧残，“短小轻盈制自灵，人人都喜便中乘。自由平等空谈说，不向身前问弟兄。”
看到人力车的轻盈灵便，诗人也注意到车夫的辛劳。1918年，《新青年》杂志登出的第一批白话诗中，便有胡适和沈尹默的两首同题之作《人力车夫》，其中不约而同表现出的“共同意识”也与晚清新学之士迥异。
此后出现的许多描写人力车夫的诗作便喜欢以冬天作为特定场景。如1920年周恩来发表于《觉悟》上的《死人的享福》，就与沈尹默的构思相同—车夫穿棉袍太热，“我”坐在车上，穿棉袍却还嫌冷。车夫脱下棉袍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谢谢我助他便他”。难道这就是“共同生活”吗？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显然，此时诗人不只从乘车人的角度去看，更从车夫的角度去看、去想、去体会—车子跑得越快，他们的心情越沉重。
视角转换最彻底的是刘半农，他的《车毯》一诗标明是“拟车夫语”，“天气冷了，拼凑些钱，买了条毛绒毯子。你看铺在车上多漂亮，鲜红的柳条花，映衬着墨青底子。老爷们坐车，看这毯子好，亦许多花两三铜子。有时车儿拉罢汗儿流，北风吹来，冻得要死。自己想把毯子披一披，却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坏了毯子。”这首诗细腻地写出了车夫的心理活动，让人更觉酸楚。
这种新视角、新体验明显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人力车夫的生计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报刊甚至为此展开热烈的讨论。文学作品更为敏感，除诗作外，还有陈锦的《人力车夫》这样直接展现车夫生活的剧作，还产生了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等小说名篇。到20世纪30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仍关注车夫的命运，震撼人心。
人力车夫成为“五四”文学中最重要的劳动人民形象，说起来不乏偶然性。“五四”作家以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为重大使命，但其生活圈子限制了他们对广大工农的了解，只有每天出门坐车时接触到的车夫成为他们唯一熟悉的劳动者，于是理所当然地获得他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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