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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秦始皇觉得谨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把它废除外，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有谨号（一些诸侯或大臣经过朝廷特批也可能有）。益号通常为一个字或几个字，是活人对死人一生功过是非的概括，算是一种盖棺论定吧。根据谧法规定，谥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表扬型、批评型、同情型。属于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场、厉、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憋、悼等。
当然，由于谨号很多时候都是由儿子给老爹定的，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往好的方面靠拢，因此就难免会造成很多谧号名不副实，水分极大。比如凡是被称为“文帝”的，按理说需要具备经纬天地、道德博闻、慈惠爱民、勤学好问等素质，可事实上，在智商普遍偏低的皇帝群体中，能满足哪怕其中一个条件的也少之又少。杨坚也不例外。
首先，在杨坚的谥号中，虽然带有一个“文”字，但这绝不表示他是一个文化人。相反，杨坚因为文化水平不高，还经常被后世讥为不学无术。如一次有个地方官员给他上书，由于文笔过于优美，不符合胸无点墨的杨坚的阅读口味，结果就被送交有司治罪。而更让人诟病的是，杨坚为了证明知识无用，居然在仁寿元年（601）下令，废除天下郡县所有学校，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用来读书的国子监。
其次，杨坚在位期间，尽管经济发展得不错，可他在慈惠爱民方面却又表现得乏善可陈。如他为了改善社会治安面貌、打击违法犯罪分子，曾经实行了史上最严的一次“严打”。他不顾百姓荒芜田园，鼓励大家互相揭发偷窃行为，凡属实者，就没收被告者的全部财产，赏赐给告发者。
也就是说，我是穷光蛋，你是千万富翁，但只要我能证明你有偷窃行为，那你的万贯家财就是我的了。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迅速被调动起来，有人甚至故意丢弃东西，然后躲在暗处守株待兔，只要有人去捡拾，就能人赃俱获抓个现行，然后将其扭送官府，把对方财产转到自己名下。
结果，很多人因此发家，很多人也因此破产。
杨坚见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不仅没反思，反而颁布了更严的诏书，规定凡偷窃1钱以上者均应杀头暴尸，凡地方官吏受贿1钱以上，知情而不去告发者也要被处死；至于4人共偷1桶，3人合窃1瓜等在今天看来连治安处罚都够不上的小事情，在那时只要被抓住，更是杀你没商量。于是，开皇初年的刑网疏阔至杨坚晚年又变成了严刑峻法，而最终受害的自然还是百姓。
最后要说的是，杨坚的作秀功夫也是超一流的。
在历史上，杨坚素有“节俭”的美誉，比如他虽贵为天子，在吃穿上却不讲究。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作秀成分，因为根据恩格尔系数可知，越是富有的人，食品支出在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就越低。也就是说，光从吃穿上看杨坚是否节俭过于片面，我们得看看他有没有其他大额支出。
答案不但是有，而且是令人吃惊的。
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脱口而出，莫非杨坚也热衷于营造宫殿?怎么说呢，算你答对了一小半吧，因为准确的说法是杨坚比较喜欢修筑新城。
这事还得从头讲起。
开皇二年（582)，即位不久的杨坚由于嫌旧长安的规模太小、档次太低，遂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一座新都城。新城在著名建筑师宇文恺的主持下，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又因杨坚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所以新城便被命名为大兴城，皇宫则称大兴宫。
然而仅仅过了10年，杨坚对大兴城就失去了兴趣，于是便以杨素为总管，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营造了一座仁寿宫。仁寿宫精巧恢弘，是用数万苦役耗时两年建成的。但因为杨坚工作太忙，并没有在这里住过几次，算是白白浪费了。
由此可以看出，杨坚若是认真玩起大兴土木，开奢侈之风，绝不会落在任何一个皇帝后面。而他之所以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恶名，究其原因，我想了想，觉得这主要应该得益于他还有一个“绝世极品”的儿子，即鼎鼎大名的隋炀帝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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