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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房事件爆出后，每天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源源不断的讨论，包括讽刺韩国男权、批判韩国娱乐圈和文化产业、惊叹涉案人数、讨论各地迷奸现象、探讨社交软件的漏洞......
26万人的概念，在韩国的总人口数中，就差不多是每100个男性中便有1个是观看这些影片的会员。更别提，其中有不知道多少是共享账号！
这次事件涉事人数之庞大显示，这在韩国并非孤例。
韩国的偷拍风气一直为人诟病，曾经会员人数超过100万人的SoraNet，里面充斥偷拍片段、前度伴侣的报复式情爱影片等，曾有女受害者因而自杀；同期受关注的事件，还有女演员李美淑揭露，2009年自杀身亡女演员张紫妍曾被胁迫陪酒陪睡，甚至为此而被经纪公司要求结扎。
这些讨论本身都有意义，但当事件过于夸张时，很容易被他者化，仿佛问题的本质正在远离我们的日常经验。
批判网络的绝对暴力很容易，但日常歧视和轻视却很容易被忽略。
绝对暴力和日常歧视、轻视基于同样的结构，后者让前者成为可能。
N号房事件不仅可能、而且正在发生于每一个社会，它背后的结构性暴力也发生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不经意间“细水长流”，因为日常而被常态化。
日常暴力的内化与承袭
还记得台湾作家林奕含吗？林奕含映指在中学时曾被补习老师性侵，但无处申诉，甚至不得不与性侵她的人进入情感关系，最后以自身经历写成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后不久她便自杀了。林奕含去世后，当地地检署认为性侵一事乃告发人主观臆测，查无其他客观积极证据可资佐证，宣布不予起诉。
林奕含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样的悲剧经年累月，问题不仅在于直接暴力，更在于所有迫使人们无处申诉和反抗的机制。
那些偏见和不平等的暴力贯穿家庭、学校、司法、媒体和舆论，也远不止男女之间。
因为某些机构的不作为，现实中可能有无数个林奕含存在；因为社会舆论和家庭结构的一如既往，可能有更多年轻人遭受暴力却无法得到理解和支持。
房思琪困惑于教她文学的老师背叛了「浩浩荡荡五千年的语境」，她的理想世界坍塌了。
这些结构上的暴力无处不在，意味着所有人在都用不同方式面对着各种不平等权力：
前辈对后辈的，权贵对平民的，中产对劳工的，白人对有色人种的，以及在我们的环境中，东亚中产对东南亚劳动者的。
有网友看完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说，幸好自己有“菲佣”，这就是例子！
外来劳工让中产女性获得表面上的解放，是经济政策不平等和历史性结构不平等的病症，而不是解答。仅使女性能跻身精英阶层或形成另一种网络文学“霸道总裁”，不过是模拟父权式霸权，并不是赋权的根本。也有中产家庭以雇用家政助手为借口，进一步剥削女性有形的劳力和无形的心力与尊重。
基于不对等权力的暴力也非常容易被内化，形成横向种族歧视或内化的性别歧视和阶层歧视。
当女性内化这种暴力时，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会更大。
正如我在豆瓣上看到的一则评论，“我自己喜欢穿旗袍，但不喜欢扣紧最领子上面的扣子，曾被女性前辈教导：在我们那个年代，只有妓女和被不干净身份的女性才会这样...当年电影里会让被强暴的角色不扣最上端的扣子，表示她已经失去清白。”
也见过女学者在活动上对想发言的女学生说：“我们女人要知道何时闭嘴......”
越“文明”的世界，厌女的力量越强大。
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凯特.曼恩在《不只是厌女》一书中提问到，为什么即使在所谓后父权时代的发达地区，厌女模式依然持续不断？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名著《厌女》开篇就写到一个悖论式的现象：喜欢女人的男人为何如此厌女？按上野的观察和分析，即便是喜欢表达热爱女性的男作家，他们对女性的描述也充斥着厌女的言词。
在这些社会现象里，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文化变迁、制度改革上的改变，性别平等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例如禁止性别歧视的法律，例如中和性别差别待遇这一举措。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运作方式现代开放的社会，也许在制度和法律上有了性别平等的表象，尤其通过外籍劳工对家务劳动、隐形劳动的外包来使得中产女性获得家务解放。
但是并未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其反而是通过全球资本和在亚洲不受重视的种族问题被边缘化了。结果是加深了固有的不公义，使得不公义依然隐形，并且被更深地隐藏。
著名人类学家微依那·达斯曾在《暴力，危机与日常》中写到，面对战争或更大的危机暴力时，我们很容易忽略日常暴力，很难承认某些被认为具有英雄气概、荣誉满载的自由战士可能同时是家暴者或种族主义者。
而我们所继承的文明话语，本来就有悠久的性别暴力的历史，其中「将女性从奴役她们的男性中解救出来」是民族战争、侵略战争和制造他者时常用的宣传。
直到现在，譬如面对印度轮奸问题、后911时代的穆斯林问题、“N号房”事件的时候，人们都还在使用类似的话语。
权力的滥用导致了这一场灾害，说到底还是中国逾千年来的对男权的极度信仰和对女权的蔑视。
东亚社会广泛流行的对女性的性别压迫。
在父权文化的影响和性污名化的双重影响下，性无法以美丽、高雅、平等、不强调占有欲和控制欲、自由、多元、符合人性人道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只能以变态扭曲的方式作为一部分男性对社会不公、经济压迫和婚恋压力等的发泄。
事实证明，在一个经济不平等社会政治不公而男性又占据性别优势的社会中，男性的性欲往往更强调动物本能和征服欲，而不是美与自由。
以《穆斯林女性需要拯救吗》等系列研究知名的美国学者Lila曾提出质疑：
为什么《时代周刊》需要把穆斯林女性的样子作为封面来合法化美国对恐怖组织的声讨？为什么要把这些包装成了文化问题？
这种以文化论解释他者的角度，让我们无法真正探索他人苦难的根源和性质——我们看不到性别暴力的广泛性，结构性暴力的日常性。
我们能看到的是分裂，是对西方与东方的持续想象，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划分，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同情与歌颂，对伊斯兰世界之保守落后的刻板化，对穿着西装发言的女性和包着头巾赤足行走的女性的高低分类。
人们对“N号房事件”的反映也是相似的。
“韩国为什么永远不缺性丑闻”，“韩国是东亚父权制最浓厚的社会”，“对韩国电影失去信心”，“号召与韩国男人割席”等等。也有传阅事件中的暴力细节甚至截图的网文和私人对话。
这场性侵何止被26万人围观，而是在更多人的参与下重演。
这些网络现象既带着看客和免责声明的态度，又将韩国与其他地方区分，无意间把整件事的暴力问题变成韩国文化的问题，让它成为异域奇观，好似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距离遥远。
我们确实需要检视造成如此性暴力的韩国历史、法律的脉络，但需要警惕把这些问题作为「韩国问题」的特殊论，而忽视这些问题有多广泛和日常，不止于一个国家，也不止于两性之间。
在这样的观看和话语中，不但异域化了某个特定地区，也塑造出当地女性被动和落后的形象，宣示着看客和说话人带着拯救者心态的主权和进步。
其中的日常暴力和对暴力的经验却并没有得到承认和理解，反而被利用，成为权力制造合法化和否定日常暴力的话语。
有很多更日常的暴力话语是我们更熟悉的，尤其是看似无心的那些，比如「把妹」，「沟女」，「沟仔」，「小女生」诸如此类。
带着日常暴力的话语非常容易被承袭，我们需要让对性别的讨论、对日常暴力的讨论成为社会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以便扩大对暴力本身的定义。
东亚与民主本身
“N号房事件”发生的语境，也促使我们反思儒家文化和民主政治。
诚然，当今世界的大部分模式和社会形态都是父权式的，好比前文提到911事件之后美国对穆斯林女性的他者化，民主发达社会的隐性别暴力。
“强人”崛起的时代，我们更要警惕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政权下的暴力如何勾连，进一步弱化公民社会和民间的团结力量。
韩国作为民主社会，在事件被爆出后见证了公民的青瓦台联署和文在寅宣布彻查的声明。虽然凭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当地的性别生态。
MeToo运动也以儒家文化来解释社会上的父权现象。但N号房事件不能简单解读为民主社会或东亚民主的失败，也不能用东亚与西方的区别来化约。
将落后、保守和父权归因到东亚或儒家文化，其实也延续了殖民者对亚洲的他者视角。
东亚民主社会依然面对着艰难的问题，与其说因为东亚是儒家社会，不如说历史上进步的概念及其实践方式的引进，多由男性精英垄断。
换言之，东亚过度到现代性的方式，是父权的。
譬如在香港，殖民强化了在中国帝制时代实行的父权模式，对社会事务有选择和战略地干预、不干预、不作为，通过公共政策、吸纳和勾结华人精英和尊重社会风俗的借口进一步维持和深化妇女的从属地位。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落后的原因。
但革命带来的共和社会主义，沿袭了同样的威权结构，后者更在今天不断合法化民族主义和绝对权力。无论在东亚任何地区，儒家文化不能被简单抽离成脱离历史发展的绝对存在，来解释今天的社会问题。
的确，孔子的时代植根于重男轻女的社会和政体中，《论语》也充斥着现在认为是厌女症的东西。但就像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其他思想体系一样。
当我们进入现代时，过去的思想都会受到挑战和抨击。
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用性别中立的方式解读儒家经典，比如南洋理工的李晨阳和福蒙特大学的陈倩怡都讨论过仁爱概念中的社群意识可以对应女性主义中关照他人的伦理。
前现代的社会和政治是在前现代时期全面实现儒家原则的障碍。
性压迫才是第一主因
诗人王尔德曾经讲过：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
换言之，当代人是有选择的，儒家文化也不应该被本质化，成为实践父权的借口，或是批判父权的便捷答案。
我反而觉得这与东亚文化中对于性的污名化以及在性教育的缺失有关，背后更加深层次地原因是在两性关系权力结构中女性被赋予的弱势地位。
男性在这方面认知的缺失相当大程度是因为性教育的缺失。导致性教育的缺失的原因来自于对性的污名化。当性变成一种肮脏的欢愉的时候，对于性的暴力就自然会被鼓励，接受。
日本女性曾在二十世纪初通过「爱」来表达现代性，包括爱情和同性友情。
在《成为现代女性：战前女性的爱和身份》一书中，铃木描绘了丰富的女性成长图景。日本女性以爱的自我书写来论述新的自我意识、性、性别、社会性等概念的出现，而不是被动员和发展的对象，和现代国家的静止投射。
她认为，二十世纪初日本女作家笔下的同性之爱并不是异性恋的补充或替代，而是作为一种姐妹情谊，是女性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女性之间的爱是一种纽带，可以在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维持下去。尽管有婚姻和母亲经历，这种友谊仍然存在。
有时恰恰因为婚姻和为人母的经历而愈加深厚。
女性友情在历史上通常是超越私人领域的，因为拥有友情意味着拥有独立的社交空间和能力，在古代只有男性才能两者兼有。
曾经的美国第一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的友情陪伴她也鼓励她走出不愉快的婚姻和相应的家庭局限，从政治生涯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她和女友们曾在信中讨论流产等当时尚无法公开谈论的问题；换言之，处于私人领域的友情预兆了公共领域的变革。
在去年很火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最出色的地方也包括女性和更多普通人之间的互相关照，包括陌生大婶在金智英被骚扰时的拔手相助，金妈妈对女儿寻找自己人生的鼓励，金智英对母亲操劳一生的深深理解。
母女俩抱头痛哭的一场戏既痛快又让人感动。
金智英的丈夫最后选择休“爸爸育儿假”帮忙照顾孩子，也是私人关系与公共领域变革的联系。
人权的公共性，正在于人与人之间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理解、信任与共情为基础，哪怕只是和亲友倾诉，也是获得认可的第一步。而说出来，让私人经验成为公共话语，正是获得话语权的第一步。
受Metoo风潮影响，韩国举行了多次游行，高举「My life is not your porn」（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等口号。
但仅以这种民众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又是否有效？厌女文化就此作罢吗？显然是否定的。
还记得当年草榴社区被封的时候，大家的评论是：草榴已封，但欲望还在。
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如果找不到发泄口，那么心理只会越来越扭曲。
就像流传说中世纪欧洲，钢琴腿露出来，人们都会往色情方面想，现在的人如果这样，肯定被人当作色情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民之欲，不是也一样么？
目前相关新闻引起的讨论与愤怒热度，对未来遏止这类极恶犯罪的确是好事。
但目前在呼声最高中出现一种走向：严惩这26万个凶手！我认为这种走向搞错目标，会把大事化小，最后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急于集中一群具体的凶手去谴责，忽视了这已经是一种商业机制。
不去讨论是怎样的生态系，怎样的教育，文化，市场机制造出这群凶手与机制。
它基于恶心的心理机制，把「性」特殊化，甚至猎奇化，忽略这件事情在道德上错误的地方。
恶心是一种情绪，性的特殊性是一种文化产物，两者都未必跟道德有合理连结，而且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压迫与邪恶的制度，都是因为把恶心或与性有关的东西视为邪恶或神圣而产生的。
要遏止这种性侵害的商业机制，你主要得改变的是需求而非供给。
惩罚罪行，跟把讨论焦点转到形成机制而非26万人，处理的是不同面向，两个同时都要做。
其实，MeToo和WeToo并不冲突。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参考资料
田安著《知我者：中唐的文人友谊与文学文化》铃木美智子一文 《成为现代女性：战前女性的爱和身份》世界名著《穆斯林女性需要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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