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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一直是让很多文人为之倾慕的一种风采。
但需要知道的是，其中有真风度，也有假风度。
一些真的名士所作所为自然是让人感觉敬佩，但其实更多的人并没有名士之心，只不过是为了博取时名而故作姿态罢了。
魏晋风度：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装风流
说起这个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说一下魏晋时期的士人，他们之中诞生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叫做“名士”，在之前的汉代和之后的所有朝代里，这一类人或许也有，但绝对没有形成如此的规模和群体。
这些“名士”不同于传统的士人，他们虽然多数也是接受着儒家的教育，但因为年代不深，汉朝确立儒家正统地位距此也不过三百多年，还有很多庄老、阴阳等学说在流传，就给他们有了广泛接触、学习的机会。
所以，那些即使主要接受了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骨子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叛逆”精神，他们并不像后世那样对儒家有一种狂热的心态，所以本身也没有做“圣人”的觉悟。
“圣”这一概念在古代了不得，那些以苍生为己任的人才会被冠以“圣”的名头，比如上古的尧舜肯定是“圣人”，儒家有“五圣”，李白诗歌那么著名，但“诗圣”的头衔还是被心忧黎民的杜甫摘了去。
所以，魏晋这一时期的文人对于儒家思想有着一种冷静地看待，不想做圣人，于是就成为了稍显“离经叛道”的名士群体。
真的名士，是那种不问是非、只问本心的文人。
这些名士，尤其是真名士，其实很少有是非观念，倒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他们更注重自己的本心选择，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
我们来说说嵇康。
嵇康这个人是个真名士，做事情多是凭本心。
比如对于当时的高官钟会，嵇康就是一种蔑视的态度，他的死亡和此有关。
话说钟会因为非常仰慕嵇康，得志之后就去拜访他，希望与之建交。但嵇康正在树下打铁，对于来访的钟会就当空气一般。钟会受不了这种侮辱，转身想要离去。
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于是回去就诬陷、谗害嵇康，以致其最终被杀。
从这一点似乎只能看出嵇康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并不能看出其“名士风流”。那么，嵇康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吗？
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想要归附司马家族，嵇康写信与之绝交，这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但是，嵇康虽然自己不出仕，但却让他的儿子嵇邵出仕，并且认定山涛一定会照顾自己的后人。
这就说明嵇康其实也知道出仕的好处，并不是一个“死忠”的迂腐之人，否则就不会让嵇邵出仕了。
但是，他的本性不喜官场，所以才将事情做得那么决绝，完全不计后果。
这就是“名士”和“圣人”、“隐士”之间的区别，他们既没有泽被苍生的大愿，也没有归隐山林的决绝，他们只想顺从着自己的意愿而活。
那么，假名士是什么样子呢？
假名士同样有其“风流”的一面，但其真正的秉性在某些时刻就能暴露出来。
比如那个《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骂死的王朗，这就是一个假名士。
王朗在当时也有名士的称号，但有一次他和华歆一同逃难，途中遇到了一位求救者，想要搭乘他们的船一同避难。
华歆不同意救助这个人，但王朗认为地方还很宽裕，就希望救助他。华歆见此，也就没有坚持。
后来因为速度减慢，贼兵即将追至，王朗就想要抛下那个中途救助者。
华歆说，当时之所以不想救助，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但既然已经决定救助他，又怎么能因为遇到危险就抛弃他呢？
从这一件事情就能看出，王朗虽然有着名士的称号，但遇到了紧急情况，其自私、虚伪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再比如，位列“魏晋八君子”之一的王浑，在灭吴之战的时候也暴露出来自己的本性。
话说公元279年，王浑等人奉命灭吴，吴主孙皓向王浑、王濬、司马伷三人分别递交了降书。
王浑接到之后，担心是吴国诡计，不敢直接渡江；
王濬接到之后，立刻渡江，在建康接受东吴的投降。
王浑第二天渡江之后，眼热王濬的功勋，于是上书司马炎，参奏王濬不受节制，擅自行动，应该按照军法处置，以牢笼押解回京。
这件事情被称为“浑濬争功”，是魏晋名士的一件笑谈。
这些假名士非常多，因为当时的风气尤为喜欢名士风流的样貌，所以很多人开始伪装成“名士”的样子，来博取时名，一旦遇到真正的危机或者诱惑，就会暴露无遗。
礼教盛行之下，为何会出现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出现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那一段时期对于正常人的生活来说并不美好。
“三国”时期的英雄辈出，奇谋百变，在后世看来或许很精彩，但要知道，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再到三分归晋，短短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战乱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对于袁绍、袁术、刘表等等诸侯来说，尚且朝不保夕，那么对于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又当如何呢？
这些“名士”很多都不想出仕，那么其生活状态和普通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也要饱经战乱之苦。
而对于那些有志于建功立业的名士来说，因为出身、资历、阵营等等关系，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前途，尤其是一些寒门子弟出身的名士，或者没落贵族出身的名士，他们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压迫下，是很难有翻身之日的。
所以，现实社会的兵凶战危与黑暗环境，让这一时期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文人率先对社会产生了失望的情绪，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嵇康等人，“竹林七贤”中大多都是这一类人。
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真正的名士都转而去耕耘内心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精神自由有着狂热的追求，甚至不惜发表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
比如“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与主流社会近乎完全相反的思想，自然要遭到主流社会的抵制。
更何况，嵇康等人认为，世间的规矩只能去约束普通人，像他们这种追求自由的士人是超脱于规则之外的。
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法度而不用受到制裁，这也是社会动荡的隐忧，自然不能被上层社会所容忍。
这些名士的做法使得他们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也享有着一定的现实自由，所以被很多人所推崇并模仿，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潮流，这就是由真假名士共同形成的“魏晋风度”。
那些甘于出仕的名士对于统治者来说属于旗帜，可以招揽人才，但那些不愿意出仕还追求自由的名士自然就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憎恨，他们的结局都并不太好。
所以说，“魏晋风度”的形成，其实是在那个现实社会极度动荡、封建礼教尚且没有完全渗透的时代里，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思潮，在之后的朝代中，再无此等条件。
正因如此，魏晋风度和其他任何朝代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尤其是“精神自由”的诱惑，使得那个朝代的名士成为了后世所有文人所艳羡的对象。
但也应该知道，这些名士中，那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文人，虽然在民间和后世声望很高，但对于家国天下的作用其实是很小的，那些精神标杆式的鼓舞也只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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