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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讲讲关于杜甫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发展。
李白和杜甫都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变，目储了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变迁。在唐帝国的危机充分显露和爆发之前，李白已奠定了他的诗歌的基本成就和风格，而杜甫则主要是在安史之乱后才进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潮，他最充分，最深刻地在作品中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记载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描绘了那“万方多难”的动乱不止的历史画卷，一向享有“诗史”的盛誉。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
一、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发展
杜甫(公元7工2-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后迁居河南巩县，杜甫即出生于此。他出身干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 杜甫的生平与其创作的分期，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与壮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青少年时“读书破万卷”的刻苦用功，和与当时上层社会文化的接触，为杜甫的创作准备了知识基础。从二十岁起，结束书斋生活，开始了干多年的“壮游”。这时他的经济状况较好，过着“裘马轻狂”的快意的生活。天宝三载杜甫跟着从长安被赐金还山的李白一起游历。在政治思想、性格和诗境体裁等方面，多少受到李白的感染和影响。这个时期的读书和漫游，使杜甫接触到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河山，扩大了视野和心胸，给他早期的诗歌带来青春浪没得气息。《望岳》诗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的雄心壮志。这个时期的诗作不多，尚未现出有创作个性的异采。
(二)困宁长安时期(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
天宝五载，杜甫三十五岁时满怀希望地西入长安求取官职。第二年，玄宗诏求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应试，杜甫参加了。但权相李林甫斥退全部应试者，还同时上表称贺“野无避贤”，杜甫也成为这次骗局的受害人之一。由此对权奸专权的政治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时他幻想破灭，无从由科举入仕，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一再}}}1达宫投诗干渴，甚至直接向玄宗献赋，都没有结果。但仍在等待机会，困居长安，苦寒潦倒。从生活磨炼中，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清醒的并逐渐深化的认识，也在对民生疾苦的深入了解中，变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这期间写下了因意命题的新乐府诗《兵车行》、《丽人行》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等现实性很强的重要诗篇，确定了诗人此后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方向。天宝十四载十月，在长安困守了十年的杜甫，才得右卫率府宵曹参军(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的官职。杜甫带着苦涩的心情，随即去探望寄居在奉先的家小，途中目睹人民困苦流离的情状，回到家中则幼子已经饿死。他由一身之遭遇，推及广大人民的痛苦和国势之衰颓，将沿途所闻所见与所思，写在有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首长诗是杜甫十年长安生活，也是他四十四年生活经验的总结。同时诗中也预感到唐王q这座“枝撑声愈率”的桥梁即将毁坏。它记载着诗人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诗人创作的一大飞跃。
三)陷眠与为官时期(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
天宝十四载冬，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先后被攻占。为了避难，杜甫从奉先辗转来到哪州羌村，安顿好家人后，只身投奔听说在灵武即位的肃宗，半途被叛军俘，解回长安，汽未囚禁。他和人民- r;3感受到了国亡家破的痛苦，这期间写有《春望》、《悲陈陶》、《悲青坡》等优秀的诗篇。后逃出长安，赶到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涕泪受拾遗”(《述怀》)。在左拾遗任上，因营救房馆，抗硫直谏，触怒了肃宗。后被放还哪州省家。这时写有《羌村》三首和长诗《北征》等思想价值较高的作品。两京收公，杜甫随肃宗回到长安，续任左拾遗，生活较安定。不久房馆被贬，杜甫受到牵连，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出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从此他永别京城，逐步走向民间，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进一步的体验。这年冬末，杜甫因事去东都，次年春返华州。当时正是郭子仪所率九节度使军队围攻邺城大溃败，局势极为混乱的紧张年代，杜甫将沿途所见，写成《新安吏》、《石壕吏》、《渔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组有名的“三吏”、“三别”。公元759年秋，关辅大饥，杜甫弃官，携家西行，经秦州、同谷，于公元759年腊月初出发往成都，年底才到达。这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年。
(四)飘泊西南时期(四十八岁至五寸九岁) 在成都，受到友人资助，在院花误畔营建了草堂，过了五六年较为安定的生活。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作。
后离开成都到达夔州，并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这是诗人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的季节，有大量诗艺最成熟的作品。大历三年出川，这位多病的老人，在辗转漂流两湖间的小舟上，依然诗笔未辍，伏枕作书，将浪后一批好诗留于人间，忧国忧民的诗人临终前还不忘记下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现实的焦虑和沉痛的心情。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病死在湘江上。
杜甫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以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为抱负。受到现实生活严酷的教育和自己社会实践的要求，使他能够主要吸取儒家思想中“仁政爱民”、“匡时济世”的积极部分。他不管穷或达，都要兼善天下，无论在位或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始终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注视着现实人生，一再述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正说明他不满当时统治集团的昏庸和社会风俗的浇薄。，他一生“穷年优黎元”，深切地关怀和同情人民的痛苦。他的生活，安定时少，流离时多，思想自是平静时少，波动时多。诗人也不禁会意识到，他所抱的“仁政爱民”那一套可能行不通，解决不了社会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因而曾自嘲为“腐儒”，并且还发出过:“儒冠多误身”、“壮士耻为儒”、“吾道属艰难”的慨叹，而最愤慨的绝望的表现则是高呼:“儒木于我何有哉，孔丘盗环俱尘埃三”。
他热爱祖国，同时把爱国和忠君完全等同起来，这是时代和阶级对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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