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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岁月有声，40年弦歌不断。改革开放的40年，大连海事大学积极投身改革发展实践，学校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海大人用双手书写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大连海事大学特别策划庆祝改革开放40年访谈录《见证40年》，记录学校发展变化，学习传承海大精神，致敬我们伟大的时代！学校将陆续刊发系列访谈视频。现推出第四期，聆听大连海事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培廷讲讲海大故事。
记者：1978年的海大校园是什么样，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孙培廷：那个时候是学生，对学校的了解应该说还是有限的。特别是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只能说是从这个表面上认识一下学校，想起40多年前的学校，如果和现在相比的话，你肯定认不出当初的学校的样子。今天全校的建筑，我们入学的时候来说的话，剩下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了，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基础楼和现在法学院那个楼，那是我们的老办公楼，还有一宿舍、二宿舍，就是现在的海华一、海华二，这是东山的几座楼，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楼，然后就是离得很远的西山，有六宿舍，还有电航楼。
记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
孙培廷：我们77级学生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就拿我们班为例吧，31个同学，年龄最大的应该是我们班长，是1946年生人。我们班最小的同学是1960年生人，在其他的班我们还有1962年的同学，年龄相差的话几乎是一倍，最年轻的16岁，最年长的32岁。这一届同学，从社会阅历来讲，有文革前毕业的老三届，还有参加考试的在校生，同学的差别特别大，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家都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说77级的上课从来没有被别人催过。学风也特别好，监考也是不太用监考。印象中，应该说是从教室到自习室，从来都是满满的。老师答疑的时候，也是满满的。十年的文革，这些同学经历了上山下乡，绝大部分都没有及时的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能够有机会参加高考，并且属于那么很小的一个比例，很幸运的能够得到继续学习机会，大家自觉性都很高。同时，那一届的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体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也很强。这其实和在当初学习期间，大家表现出来那种学习态度，和那种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都是一致的。很多同学和老师年龄差不多，差别没有那么大。像我们有的同学一边在自己上大学，还一边在辅导78级、79级的同学考大学，这就是那一届学生的一些特点。这些同学一个是年龄差别大，一个是阅历差别大。所以说，同学之间就可以相互为师，这也是那届学生的一个特点。回想起来，很多感慨。所以这些同学到现在谈起来，是由衷的感谢改革开放。大家都讲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没有77级、78级这么一批大学生，对我们来讲是改变命运的一个高考。
记者：请您回忆一下当时学校的学生、学科、专业的一些情况？
孙培廷：截止77级入学的时候，学校专业大概10来个，能够数上来的船舶驾驶，轮机管理、船舶电气、通讯导航、计算机自动化、物理、数学，大概10来个专业。在校的学生，2000人左右。那个时候，研究生还没有开始招生，77级的时候还没有研究生。我印象中，研究生应该是从78年底开始招收。应该是81年年末，或者82年年初，是第一批授硕士学位的。当时我们主要是本科生这一块的培养，我们更多谈的是专业，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学科。另外，当时学校科研工作很少，绝大部分的老师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从77年我们入学开始，这40年当中应该海事大学的专业结构，到现在我们的50个专业，应该是重新完成了一个海事院校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专业布局。我们有制造类专业、基础类专业、管理类专业、法学类专业等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专业结构体系。其实我们今天的专业结构是到2000年之后才基本上完成，也就十几年的时间。放在今天来讲，我们的专业也是在形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比较稳定的专业结构。如果谈到学科，我们时间应该说就更短了。尽管文革前我们也有研究生培养，但那终归不是成体系的培养，没有一个研究生培养体系。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恢复招研究生，才进入到真正的体系化的研究生培养。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是在国外攻读的博士学位并工作了一段时间，请您谈谈当时国外的学习工作经历。
孙培廷：我是改革开放的多方的受益者，应该说这是第二个学习的好机会。我参加的是83级的全国研究生的统考，也感谢学校允许我参加考试，录取为那个1983级的留德的研究生。但是录取之后，我们没有马上出国，在学校接受了半年的基础教育，又到同济大学，当时中德在那联合办了一个留德预备部。在同济大学学习了一年半的时间，说是学习语言其实学习了很多，德国过来的一些教授给我们进行通过学专业的方式学语言，很独特的语言学习方式。一直到85年，我们才到德意志，当时的柏林工业大学。我录取的是柏林工业大学交通系船舶工程专业。在柏林工业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所，从85年一直学习工作到88年8月，那是一段学生生活。90年，我又转到了矿山机械研究所，给我的第二个导师做助手。前后在柏林工大，度过了四段时间，读硕士，读博士，做博士后，做老师。从85年到柏林工大，一直到94年春天离开，度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毕业之后又在企业工作了几年，一直到96年的年底，回到学校。
记者：经过改革开放40年，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是什么样？
孙培廷：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像我们其他的各行各业一样，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仅是量上的，还有质量上的、水平上。当初我们一届大学生的话只有20万、30万，到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到了800万，毛入学率达到了45%，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当初只有极少数的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比例的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中国办大学办高等教育，应该说历史不长，到我们今天能够和世界的大学进行平等的对话。我们当初出去留学的时候，我们的学历几乎不被承认，到今天我们和国外大学的学历互认，这应该是我们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体现。
记者：再具体一点，我们谈一谈中国高等航海教育，这40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成就？
孙培廷：谈中国的高等航海教育，离不开谈中国的航运。中国的航运又离不开中国的造船技术，离不开中国的船队。建国之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船舶界流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应该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造船水平极低，我们船队的船舶水平状况也很差。而今天，我们成了一个航运大国，正在向航运强国迈进，这也恰恰是大连海事大学从事航海教育，从事海事教育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在40年中，海事大学作为航海教育的这么一个领头羊，和中国的航运发展应该是同步的。2004年，教育部举行的第一轮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给学校有一个评语，引领了中国的科学航海，引领了中国的航海教育。我们学校的传统是：同舟共济，艰苦卓绝，科学航海，爱国为根。那个科学航海就是我们在吸收教育部的专家评审组，给我们学校的评语，学校实现了科学航海，引领了中国的航海教育。不管是“双一流”建设也好，还是世界一流海事大学也好，其内涵都在科学航海上。当初如果是我们刚走向正规，或者刚恢复正规，到今天，我们和世界的主要海事院校达到了同等水平。而下一步，我们更应该向前看，在一些领域，在一些方面，引领世界海事教育，引领航海教育。就航海教育来讲，我认为学校在世界上是应该属于第一方队的。这就是我对海事大学今天的水平的评价，也是一种自信。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改革开放40年来，学校发展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孙培廷：1997年，正式的进入到国家第一批的“211工程”建设序列中，这对学校来说是个里程碑式事件，也是学校从60年进入到重点大学之后，又一标志性事件。到去年，我们又进入到“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所以应该说这两个历史性的大事对学校的发展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在学校工作期间，能经历这么两个大事件，能够作为参与者，我觉得是一个很荣幸的事。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实现了50个专业规划的布局，我觉得这个奠定了学校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结构。再一方面，就是学校经过学科的增列和学科的调整，基本上完成了我们的学科构架。这都是学校发展当中值得纪念的一个事。当然很有幸，经历了学校的建校百年，这一个也是学校发展当中的大事。如果从我们的校园来看，就是我们能够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校园，这也是几代海大人抓住机遇做的一件事。当然有很多著名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提一提。比如说杨烈宇教授，船舶修造的学科的奠基人，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到我们现在的这些获得国家级奖励的老师们，还有我们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的一些老师们。应该说是正因为这些老师的成绩，直接体现了海事大学今天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就像讲故事一样，一个大学的文化，一个大学的传统，就是用故事串起来的。我们在谈海大文化的时候，在谈海大办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海大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内容，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学生，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科技成果。我相信我们将来的故事会越讲越精彩，越讲越生动。
记者：最后，请您谈一谈对学生的寄语和对学校发展的期待。
孙培廷：我对今年今天的青年学生来讲充满希望，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精彩，每一代人肯定都有每一代人的成功，就像我们这一代经过的40年一样。习近平总书记说，所有的成功都是奋斗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充分证明，踏踏实实的干事业，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精彩就是必然的。我们一块祝学校越来越好，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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