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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书，我生活过，我什么也不遗憾。生活对于我而言，总的来说是好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要责怪它的地方。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萨特
很难说我身体好，但是我也不能说身体坏了。这两年来，我遇到一些意外。特别是我的腿，只要我走路超过一公里就会痛，一般我不超过这个距离。另一方面，我的血压相当成问题，不过这个毛病近来突然消失：我曾有相当严重的高血压，而现在，经过服药治疗，我恢复到一种几乎是低血压的状态。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左眼后面出过血——我只有左眼看得见，因为右眼在我三岁那年就基本上丧失视力了一一现在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我看得见光线、颜色，但是我不能清晰地辨认物体和人脸。因此我再也不能读书和写作。说得确切些，我能够写字，就是说用我的手描出一些字，我这样做，眼前勉强还过得去，不过我自己看不见我写下的东西。至于读书，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了：我看见一行一行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但是我不再能分辨这些字本身。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
然而我还能说话。因此，如果电视台能筹到经费，我的下项工作将是一套电视节目，我将设法在这套节目里谈论本世纪七十年间的事情。这项工作，我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彼埃尔·维克多和菲利普·加维合作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要发表，此外他们还担负我自己无力胜任的编辑事务：我对他们口述，他们做笔记，或者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他们把我们商定的提纲写下来。偶尔我也动手写字，就是说我把这套节目应当包括的一篇演说的内容记下来。不过只有他们能辨认我的笔迹并且念给我听。
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很香。与同志们合作的这个工作，我干得很有效率。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智力也许同样敏锐——并非更加敏锐但也未见衰退，而我的感受性也没有变化。我的记忆力通常情况下是好的，就是人名不太记得住，往往要费很大劲才想得起来，有时候还是忘了。我能根据物体占据的位置来辨认它们，使用它们。我一个人上街困难不大。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存在的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我本应十分沮丧，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不坏：我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
你叫我反抗谁，反抗什么呢？事已如此，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难受的时刻，因为两年以前，有一个时期，病情比较严重。我患过轻度的谵妄症。我记得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阿维农的时候，我曾在外面转游，寻找一个与我约定在某个场所一条长椅上会面的姑娘。当然，根本没有什么约会……
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作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当然，最使我感到不方便的，是我失去视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挽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随机触发的。
我散散步，听人家给我读报，收听广播，有时候隐隐约约看点电视。这确实是无所事事的人才干的事情。我生活的惟一目的是写作。过去我预先想好了再动手去写，不过主要的时间是写作过程占据的时间。我现在仍旧在思索，但是，因为我已不可能写作，思维的实在活动已以某种方式被取缔了。
我以为说话和写作有巨大的区别。人们可以复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不过读的时候或快或慢；换句话说，你并不预先规定你将在某一句话上停留多久，因为你可能一下子觉察不到这句话里有不妥之处：这可能是话本身不妥，也可能是这句话与前面或后面的句子，或者与整段整章的文字的关系没有摆好。
这一切就要求你看待你的文章有点像一本天书，要求你依次在这里那里改动几个字，然后你又推翻原来的改动，另起炉灶，接着你又变动下文隔得很远的地方的某一成分，如此等等。倘若我听录音，听的时间的长短是由磁带的转速而不是由我的需要规定的。因此录音机给我的时间不是有富裕就是不够用。
在我身上，智力活动仍和过去一样，就是说对思考保有一种审查能力。因此我在反省的时候能对我的思考结果加以改正，不过这一改正活动是严格的主观性的。我再说一遍，如我所理解的文体工夫必定要求写作。通过在文体上下工夫从而在意思上下工夫，这正是我现在不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再也不能修改自己的文章了。
我从前有浏览我收到的书籍和杂志的习惯，现在不再能这么做，这是个损失。但是对我目前准备的历史节目来说，如果我想了解某一部著作，比方说社会学或历史著作，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读或者我让西蒙娜·德·波伏瓦读给我听，结果是一样的。相反，如果我不仅要吸收一些知识，并且要批评它们，要审查它们是否彼此一致，要知道这本书在结构上是否遵循它自己的原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光听人家读就不够了。那时候我就必须要求西蒙娜·德·波伏瓦反复读上好几遍，要求她即便不是每句话都作一个停顿，至少每段话作一个停顿。
▲波伏娃与萨特
西蒙娜·德·波伏瓦朗读和说话的速度极快。我让她用她习惯的速度去读，我自己设法去适应她的朗读节奏。当然这要求我做某种努力。然后，每读完一章我们就交换意见。问题在于，当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读的时候，这个反省批判成分是始终在脑子里的，而在高声朗读的时候，这个成分就不那么清楚了。那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只不过是为理解而做的努力，批判成分退居背后。只有当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切磋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从脑子里抽取出被朗读掩盖了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我对依赖别人总有点不愉快。我有独自写作、阅读的习惯，我今天仍旧相信真正的脑力劳动要求孤独。我不是说某些脑力劳动——甚至有些书不能由几个人合作。但是真正的劳动，能同时导致一部写成的著作和一些哲学思考的劳动，我不认为可以由两三个人起来做。在目前情况下，用我们习惯的思想方法面对一个对象去揭露一个思想必然需要孤独。
我曾经参加过集体工作，比如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这以后，在勒阿弗尔，我曾和别的教员一起搞过一个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我忘了我们在这里面说了些什么，想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所有的书，除了《造反有理》和我当年与大卫·卢塞和钱拉·罗桑塔尔合作的《政治谈话录》，从头到尾都是我个人写的。
如果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来日方长、身体健康的人来提出要求，那么我会说我没有竣工，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不愿意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这就很好了，这就不错了。
这十年，我愿意用来做一些类似我们正在准备的电视节目那样的工作，这套电视节目我认为应该成为我的著作的组成部分。还用来写部对话录，我已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写这部书，这是文字生涯》的续编，但是这一次将根据主题编次，而且在文体上将没有《文字生涯》那样讲究，因为我再也不能在这上头下工夫了。但正如我说过的，在这些计划里头，我投入的心血少了。这是因为我可以少投入一些。因为我在七十岁的时候不能指望在剩下的十年有效的生命里，我会产生我毕生最重要的小说或哲学著作。大家知道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是怎么一回事。
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我本来还可能遇到别的意外。我只是通过这个半失明状态以及死亡的临近才感到自己上了岁数。死亡是绝对否认不了的。并非我老想着它，我从来不去想它；但是我知道它要来的。
我以前不去想它，真的不想。你知道，有一时期，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我甚至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会死，虽然从来不去想它。我只不过知道自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有些事情不允许我去做。由于它的规模太大，并非由于它们太困难，因为我以为自己的智力水平与十年以前差不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做得好坏，关系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试过了。再说还剩下十年呢。
弗朗索瓦·乔治最近在《现代》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大致是这样写的：“如果我的思想未能说服大家，想必是因为我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这话说得好，大家在某个时刻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但这并不证明这种想法是对的；有些思想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叫人信服。人人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刻。我想我在这种时刻也可能说这类话。不过这样说既是过分抬举“大家“，——既然这里要讨论的是思想是否正确而不是大家怎么想——又是接受正确思想会马上取得胜利的看法——这同样是不对的。假设苏格拉底临死前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岂非一大笑话！他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不过是在他死后很久。
我希望我的思想将有影响。我想人们自己对于他们的思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过的重要性所知甚少，这种情况是件好事。
有个时期，我收到许多信。现在几乎没有人给我写信。我对我收到的信也不太感兴趣了：就算有人跟我说他很爱我吧，这对我起不了大作用，这不说明什么。我曾与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通信，他们给我写信，我给他们回信。总有一天关系中断了，不是他们对我某一封回信不满意，就是他们突然去忙别的事情了。这一切使我在收到一封看样子很诚恳的信的时候也不抱什么幻想。何况我收到不少疯子的来信，我不知道比如纪德这样一个作家收到的信件里，疯子来信是否占同样比例。至少对我来说，从我开始发表作品起，总有几个疯子跟在我背后。我不知道这与我写的内容有关呢，还是所有的作家都会引起疯子向他们倾吐衷情或提出要求。《恶心》发表以后，许多人说我是疯子或者说我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这足以使某些人产生与我建立联系的想法。《圣冉奈》发表以后，我也收到许多同性恋者的来信，这只是因为我讲了一个同性恋者的事，而他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不过我跟你说，虽然我有时还能收到一些信，我对它们已不感兴趣了。
我没有说我冷漠了，音乐，哲学和政治已经能让我真正感到兴趣。但是，不，不再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激动了。我把自己放在比较超脱的位子上……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需要补充一切，在另一个意义上，又什么都不需要补充了。说一切，因为相对于我们说过的话而言，还有所有剩下来的一切有待于用心发掘。不过这不是人们在一次答记者问里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有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答记者问总不能尽如人意，因为本来你确实还有许多话要说。你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会想起那些话，而那些话跟你的答复恰巧相反。不过，说清这一点之后，我想作为我七十岁上的肖像，我们这次谈话是符合实际的。
我写过书，我生活过，我什么也不遗憾。生活对于我而言，总的来说是好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要责怪它的地方。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
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 — 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恶心》《自由之路》《存在与虚无》等。本文选自萨特的《七十岁自画像》，是萨特在七十岁时，与他的朋友米歇尔·贡塔经历一次漫长的交谈后，整理而出的文稿。
文字丨选自《萨特文集》第七卷，第14篇《七十岁自画像》，[法] 让·保罗·萨特 著，施康强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有删节图片丨网络编辑丨太宰猫、阿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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