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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一江两岸又添新景
（由醴陵张重次供稿）
近日，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渌江桥南端西侧新添了一碑一亭。为繁华的商业街区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石碑上刊刻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胡壬杰先生撰写的“重造渌江桥记”。渌江桥，醴陵人多亲切地称为“渌公桥”，是“六孔桥”的谐音。八百年来基本未改的古称，揭示了它在漫长岁月中曾经历的沧桑变迁。渌江桥，有据可考最早的名称为“渌水桥”， 公元1173年春，南宋诗人范成大赴任桂林知府时到醴陵，留下《咏醴陵驿》一诗有句云：“渌水桥边县，门前柳已黄……”诗中提到了“渌水桥”，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渌江古桥最早的文字记载。
（醴陵风光）
宋理宗宝佑年间（1253—1258），知县家遇（四川眉山人）首创石墩木梁桥。立五墩，跨水为六孔。长60丈，宽1丈6尺，高约5丈。桥址在今渌江桥下游50米处，北连胜利路，南接太同街，与东正街、建国路成十字相交，这就是十字街得名的由来。桥名正式开始称为“渌江桥”。 至清末民初将近七百年间，曾经历了二十一次毁而复建。其中七次毁于兵灾或火害，十四次遭水毁。元朝修一次，明朝修七次，清朝十三次，民国修一次。其桥址和五墩六孔的木桥规制一直未变。民国最后一次改建成大石拱桥，为九墩十孔，但“渌公桥”的民间称呼依然相沿成习，至今难改，承载着历代建桥人不屈不挠的激情与梦想，彰显出一种深厚的历史人文情结，荡漾着醴陵人浓浓的渌水情怀。
据史料记载，从明代至民国的《渌江桥记》有十一种之多。其中有据可考的有清丁宗懋撰写的《渌江桥记》和民国傅熊湘撰写的《渌江桥记》。本次瓷城古韵·一江两岸建设所选用的是民国版《重造渌江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将木桥改为石拱桥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资金来源，记载了陈盛芳先生慨捐巨资并首倡募捐的义举。该记中特别提到的“自唐五季以前，州治东南有门曰醴陵门”。更是确切证实了“城南有门曰醴陵”的史实。是一篇划时代的渌江桥志记。该碑文由我市著名书法家汤耀文老师题写，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到现场一睹为快。
（醴陵风光）
石碑旁边的六角木亭，名为“盛芳亭”，紧邻渌江古桥，专为纪念陈盛芳先生设立。亭上悬挂对联两幅：“江声弦盛事，岳色染芳襟”，为我市著名楹联家谢仁辉先生所撰，我市著名书法家邓元喜先生题字；“盛举长随江浪涌，芳名每共赞声传”，为国内知名楹联家郑万才先生所撰，我市著名书法家游绍伟先生题字。
陈盛芳，字茂兰，1874年生于醴陵白兔潭黄甲村，后迁浦口河泉。年少即聪敏好学，无奈家境贫寒，只能从父兄学泥工，他善于吸取他人所长，又善于总结经验，因此技术日精。后分别在周边县区承揽工程，颇有建树，所得甚丰，遂大量购置田产、房产，成为一方富绅。
（醴陵风光）
民国8年（1919年），北军从醴陵败退，纵火烧城的同时，在渌江桥面挖坑数十，中塞棉絮，灌煤油浇桥，木制的渌江桥又一次沦为灰烬。民国12年（1924年），陈盛芳目睹市民南北出入不便，恰逢醴陵人傅熊湘任省署秘书来醴公干，谈及修桥之事，俩人一拍即合。遂推举傅熊湘为主修，陈盛芳任工程经理，陈碧元为工程师。陈盛芳带头捐银元3.4万元、田租250石，并向全县发出捐资修桥倡议书，连同原桥会资金2.6万银元，政府拨款和全县认捐，共筹银元20万元有余。在原桥址上游约50米处，修建长186.7米，宽8米，2台、9墩、10孔的石拱桥。桥侧有引桥与状元洲连接，洲上建有桥公所。在修桥的一年多时间，无论酷暑严寒，陈盛芳皆巡于渌江两岸，殚精竭虑，莫敢松懈。所有麻石皆取自长沙丁字湾，每一块都经过精心劈凿打磨，形状特殊的皆进行编码。陈盛芳的名字响彻渌江两岸以及湘东赣西。每一位途径渌江的船主都心悦诚服，义务捎运一块石料到工地，如此偌大工程，石料一项竟未花分文费用。经全县人民通力合作，大桥终于在1925年竣工。康有为题“渌江桥”三字，傅熊湘撰并书的渌江桥碑文，均刻嵌于下首桥侧。
（醴陵风光）
斯人已逝，芳名永存。奔腾不息的渌江河，默默地见证着渌江桥的兴衰演变，像母亲呵护着自己的孩子，始终不离不弃。
如今，当我们往返于渌江桥南北两岸，有幸登临此亭，端详此碑时，必将感叹于先人的智慧和功德，亦或生发出国坚则桥坚，国固则桥固的感慨吧！
于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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