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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回眸过往，在纪检人坚定前行的步履中，每一位纪检人都收获了独一无二的记忆，书写了精彩纷呈的故事。
今天跟着湘纪君一起听听老纪检人讲述的那一个个饱含温情的故事，一起回顾那一段段奋斗的时光，一起重温那一幕幕难忘的回忆！
查凌影，原益阳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科长，汉族，1935年生，湖南芷江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进入益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在信访科工作12年，1992年退休。
当时的纪律检查工作，面临的困难很多，需要付出的艰辛更多。特别是信访工作，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奔波在各个区县，要么是日以继夜地分析信访件、开会座谈，要么就是到干部群众家中去调查了解一手材料。在安化，高副书记和我基本上是废寝忘食地开展调查工作，当时心里就攥着一个念头——争分夺秒，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工作尽可能的完成好。那个时候，纪检委的领导经常说：“党交给我们任务，是对我们的信任；完成好任务，是我们的使命，不要畏难。”我一直记着这句话。纪检委工作12年，回想那些日子，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干纪检工作一定要坚定对党的忠诚，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什么工作都能开展好。
刘吉珍， 1945年11月生，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撤区并乡前）曾担任安化县冷市区、仙溪区妇女主任，仙溪区纪委书记；1991年任安化县江南区（撤区并乡前）区长、区委书记。1994年元月，担任安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2000年退休。
1996年，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某执法单位存在乱收费、私设小金库、私分公款等问题。线索问题核实后，我带领其他同志，对这个单位的4位主要负责人开展调查。这几个人都具有很强的反调查能力。最终，我们通过扎实的外围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办这个案子，前后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当时办案有纪律要求，不准对外或者对家人讲去了哪里、在干什么，任何情况都要保密。办完案子，我再回家，打开门一看，里面住的人一个都不认识。我问那些住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说，我老公他们已经搬到新家去了。因为当时我们是租的房子，新房子装修完工搬家时，家人联系不到我，就只得先搬家。后来跑到新房见到丈夫，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去哪里了？”我那个时候还是只能回答他：“我就在县城呢。”想想那时，不仅是我一个人，大部分的纪检监察干部就是凭着这样一股拼劲，为党风廉政建设贡献着一份力量。
刘谷东，男，1940年11月出生，1959年参加工作，历任益阳县党政秘书、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县（区）委常委、县（区）纪委书记、赫山区中共党史联络组组长等职，获评全省党史联络工作先进个人。1992年10月至1997年9月任益阳县（区）纪委书记。
1992年前后，“红条子”（请柬和红包）问题在益阳（县）群众中反映很强烈。因此，县纪委于1993年初开始起草并推出了首部干部廉洁自律规章——《县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约法六章》，为领导干部划出红线。1993年春节过后，县纪委派出职能部门的同志分头上门去县领导家里，调查红包情况。纪委的这一决定引来一些议论：有说我们纪委是去摸老虎的屁股的，有说我们不过做做样子的，还有的说我们是自讨没趣。被派去上门的同志也提出了他们的顾虑，我就跟他们做工作，“你们放心去，我会做你们的坚强后盾，有什么问题你们都推到我身上” ，同时提醒他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代表的是纪委机关！”几次专项整治行动之后，大操大办之风消失了，“红条子”问题遏制住了，公款吃喝风刹住了，社会风气好转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高涨，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谢先桥，1939年生，1986年进入南县纪委工作，1989年开始从事案件审理工作，曾任南县纪委常委，1999年退休，现任南县纪委监委老干支部书记。因工作成绩突出，13次立功受奖，其中记大功1次，记三等功3次。
1999年6月，我到了退休年龄，但我自己却因工作繁忙给忘了。单位给我办理退休手续后，我还在工作岗位埋头实干了两个月。当时脑袋里装的都是案子，没想起这回事儿。一天，因家中有事，我去组织人事部门请假，结果一跑过去，人家哈哈大笑，跟我说，“您都退休两个月了，还用请什么假呀！” 退休后，我担任老干支部委员，后来又被推选为老干支部书记，任职至今。发通知、送资料、收党费、走访慰问……年年如此，尽管我都80岁了，但只要干得动，我就会坚持下去。还是那句话，党和人民用得着我的时候，一定会“出马”。
（益阳市纪委监委 文小凤 何依整理）
[责编:吴武林]
[来源:三湘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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