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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29日，父亲吴荻舟一行再次来到南京，一万多名四清干部分乘火车回京过春节。父亲抓紧半天时间逛了夫子庙、秦淮河以及周边旧巷，叹息那些风流文士诗词歌赋写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向往，而现实中污泥满河床，虽然经过整治修通长江水，仍然发出恶臭。他买了一盆罗汉竹，取义“竹茎中空，人要谦虚”，“谦虚使人进步……”
上火车后晃荡了一夜，没法写字也没有睡好，父亲静静地回忆，30日到家後补记了离村前和积极分子以及干部谈话的情况。他给积极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条》所定：退赔不能马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问题不大，交代又好的干部，经过群众的同意，可以减、缓、免。他和队长王正和谈了三点：“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众揭发才被迫承认，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图混是混不过去的。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也要考虑全家的生活。2要对生产负起责任，最近你消极怠工，不安排生产劳动。3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四不清，严重丧失立场。只要改，只要交待，还是好的。党和群众会团结你。不要在四清干部离村後对群众打击报复。”父亲说：“他保证不会（打击报复）。”（1月30日）
1月31日，父亲上午探望朋友和听李一氓做国际形势报告，报告重点1赫鲁晓夫和现在的苏共领导同是修正主义，但，前者做法和口讲一致，后者是假团结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们还要发表文章来揭露，2东南亚，重点是亚非的独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乱右的自己基础，因为他们取得独立了，但，走什么路，现在不能看死。我们支持是为了培养民族主义的进步力量。
中午父亲在家休息，下午去外办和大家见面，看电影，晚上回家吃饭後，又去晚会，他说“晚会开的无精打采，看来有点形式主义。”
临睡前，母亲对他谈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1]”，父亲写道:这真是使人大吃一惊。他想象不出来，“这样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遗害性（危害性）该多大！”（1月31日）
2月1日，两位在钤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时，他们对工作评价很高，可是父亲写道：“在句容时，我听到打了12只大老虎，当时我以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粮以上，这次了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粮，折80-100元，这样，作为大老虎来打，是否过了呢？又说大小斗争搞了4-50次，这也似乎紧张了一些。对照《二十三条》，这是不适当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马上向干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适当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拣好的讲呢？这是不对的，这样做，对领导是欺骗，是要引导领导犯错误的。”
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亲先要去听彭真的报告录音，晚上又在“东来顺”宴请《经济导报》十六人，然后才回家吃家里的年夜饭。他提到：“我特地买了酒”，“日子过得真快，我和琼的恋爱记忆犹新”，现在有的孩子已经在谈恋爱了。（2月1日）
父亲了解到母亲的单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亲感觉疲倦。晚上临睡他还在和母亲谈心。他写道：“我觉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对人的要求，主观上认为出发点没错，不必讲求方式，结果是落得一个‘不平等对人’的批评”。父亲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没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觉思想，被误会了。父亲为她难受，也担心她。
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带我和妹妹去逛街，说是“还”我们的愿。
父母有一天从西单走路回家，就是这段西长安街。1965年，从东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筑从左向右分别是广播大厦、工会大楼、京西宾馆和路北的军事博物馆。依稀可见残破的城墙。路北有顺城街、北闹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从广播大厦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谈话题十分沉重。网络图片。
以往每逢过年，父亲都会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缛节”的烦恼。这年中央号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气氛压抑，他本以为不会有人来了，结果先是住在同一个大院的诸华、邓强和吴凡吾来了，然后邵良、楼适夷夫妇等先后都来了，于是父亲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关于各人谈到的整风情况，父亲写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干部竟犯了这样的大错误？听说“有的是历史地犯错误，反党反主席的，有的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二十三条》里说‘重点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南京学习时，还没有真正懂，听到这些，才真的懂了。”他还想起过去曾有同事引经据典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必然的。父亲当时不同意：这不是唯心论吗？社会不是发展的而是循环的了？现在党内却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2月4日）
邵良伯伯来的时候和父亲谈到“检查船舶设计上的资本主义思想”，他说他过去讲过“设计90，制作10”，“这是错误的提法，是专家思想，抹杀了劳动人民的功绩，把工程师、专家的作用估价高了。其实，设计到完成，是经过无数次失败、修改、再创造的过程的。从历史来看，科学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于无数代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改造和劳动的经验的积累的结果，专家不过是继承了前人的劳动成果，加以综合、发挥、当然也有创造的部分。”况且他的设计，“绝对不可能一代就过关，又加上劳动者的实践、再实践，才完成的。”
隔几天父母去回访，邵对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绪，父亲写道：“内部矛盾真多。他的爱人也有情绪，没有工作，可能对我没给她介绍工作，有意见。其实，去年登记外语人才时，我确实代她登记了，没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2月7日）
我很难评估回京期间接收到的信息，对父亲的思想以及后续的四清工作有什么影响。不过父亲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宪政的主张，启蒙他的是邓子恢这样他钦佩爱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关注底层人民疾苦，即使看到党内分歧，感到震惊，切身体会到实现理想之难，我估计他仍会坚守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一贯做法。正如2月9日这天他的日记所写：“强调彻底革命，但，要从具体实际出发，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可叹以君子之心，难以想象人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政治斗争又会残酷到什么程度。
这天他们坐火车离京，在车上谈了很多工作的问题。
父亲嘱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调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动时间。部分人想去夫子庙但是不认识路，父亲送他们去到那里自己再返回，在驻地花一角钱买了一碗鸭血汤，他写道：“真价廉物美。”
然后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游。据他描述：“湖很大，显然是解放后整理过的，设计得很不错，开旷而不落俗，有古建筑一座，小山连绵，遍植各种植物。湖中有小岛，岛上有亭榭，我们没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围还在绿化中，还有一二处兴建亭榭。”父亲还写道：“本想去看看中央军人监狱，据说已经炮毁，我在湖中小山远望不见，原来，它在江东门，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亲此次与他曾经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军人监狱擦身而过，下一次来到，已经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亲和赵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场，“酒座小酌啤酒，两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亲向他了解大东岗的四清情况，他写：“看来也差不多，也没有发现瞒产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积极分子才七八人。打过人，工作队也粗暴过。估计四月中可完成离村。看来我队并不落后于彼。”
晚上没有活动，大家在卧室聊天，谈到参加集训，父亲说感觉到一种偏激的情绪主张不参加集训，认为江苏省江渭清之前讲话时对过去批评他右倾有意见，如果去参加集训，不可能得到正确的中央精神，对今后的工作还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亲说，他觉得可以“一分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起一点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涧子，父亲在大队部听到反映说，在他们离村期间，地方领导右倾，恢复了队长的领导权，引起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思想混乱。还有人传会收回自留地，群众放弃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亲建议1.向群众讲清楚23条的精神，2.坚决宣布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让干部翘尾巴。
晚上开会，决定还是参加集训，要抓生产。父亲担心：“积极分子中能抓生产的少，将来新的队委怎样安排。”（2月11日）
他们需要为当年“达到600斤以上的口粮而奋斗。”（2月12日）
父亲比较多考虑实际问题，恐怕这也是说他“右”的一个原因。
2月13日，“晴，暖转凉，下午有风”，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东队来谈办民校，下午和吴凡吾去钤塘见了张正，“他同意我们去集训”，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赔）的时间，对敌斗争，组织建设及总结，准备离村等，谈了新的队委名单，作为培养的目标。下午做积极分子工作，晚上做妇女工作后又参加积极分子的会议。11点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们离村去集训，父亲记述：泥泞很深，难走极了。我的行李张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点多就睡了。
这位在父亲的笔记里反复出现的张勳南，对父亲给与了极大支持和帮助，十分感谢啊。
第一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有父亲的“体会”，大概是为集训所作准备吧：
政策必须交透（讲双十条）。交待政策要与具体斗争结合，才能使群众他们领会和掌握政策（公布工分账，讲分配政策和六十条中关于公分的一些规定）。支持群众、提高群众当家做主和带他们一起工作。通过斗争发动群众是最有效的（三个战役）。
四清（政、经、组、思）在运动中不能只讲经济上的四不清，要不断把四不清干部的四不清讲透，这样既教育了四不清干部，打掉了四不清干部的威风，也发动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公布钱账）。工作的深入是逐步来的，要根据群众的觉悟，不断放手，减少代替，来检验群众的觉悟。工、钱、粮的公布与群众的觉悟（序不能倒）。传达文件要针对群众反映，决定重点。集训动员时说学习重点摆在1.形式性质，2.标准，3.工作方法，4.干部政策，5.建设，6.工作态度、思想方法。学习方针是畅所欲言，全面地、正确地、完整地学好23条。父亲认为：“这些都是对的，但，我觉得问题在结合实际时，对今后工作怎样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后这段工作上的具体做法。”
下面是父亲一些集训记录：
“动员後读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读了彭真的讲话，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过去对干部的形势（认识）是笼统的，尤其在农机厂学习时，听到很多关于干部的消极情况后，进村是比较紧张的，因此，在一段时间，我们根本不敢接近干部，不去理干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时间，虽然看到一些干部比较好，也不敢解放他们，更不敢依靠他们。”
“怕右的思想是比较突出。”
“分团布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队活动为主，运动在大队，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生产队’。（我）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否则很难设想依靠多数干部的问题。”（2月16日）
讨论形势和性质，“形势大好与阶级斗争严重并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体的社、队的情况不同，所以什么工作，都要摸清情况後，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2月17日）
结合前一段工作讨论工作方法，“我觉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发动群众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形势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细致的工作（对干部和群众）是不够的。如果要改，就要补这方面的缺点。因此，我曾说过我们错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组织发动，忽略了思想动员。”（2月18日）
[1]网络资料显示，文化部整风从1963年开始，1965年元旦，副部长陈荒煤检讨：“电影已经形成一条完整地、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夏衍、齐燕铭和陈荒煤被免职，扣上“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
未完待续
文：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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