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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底又去了一次福州，除了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外，还承蒙好友张继州先生带领得以逛了不少福州的小众史迹。福州独特而雅致的古迹极多，但如果要论这次参观的最使人惊奇的地方，还是非福州清真寺莫属。
福州值得一看的古迹大多藏身闾巷之间，一般游人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总有人以为福州可看的地方止于白塔乌塔三坊七巷。福州清真寺也不例外，它和许多地方的清真寺一样建了崭新的大楼，还把底层出租给了兰州拉面之类的店铺，导致许多人以为这座清真寺是完全新建的。
从大殿月台看清真寺的小院
事实恰恰相反，若论国内古老的清真寺，福州清真寺绝对排得上号。即使不说很可能是宋代佛寺残余的石砌台基，可能是嘉靖原物的明代清真寺前廊恐怕也是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清真寺建筑之一（后面的拜殿在20世纪坍塌，现在的是建国初重建的木构）。廊下的嘉靖二十八年《重建清真寺记》则因为记载了明代著名的色目人礼部侍郎萨琦而成为极有看点的古物。然而最引起我兴趣的倒不是典雅的明代建筑和颇有名气的明碑，而是同处廊下的两座不起眼的清代碑刻。
这两座石碑一座刻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座刻于嘉庆壬申年（1812），与一旁的明碑相比显得矮小而残破。然而上面的捐款名单却令人吃惊——这简直就是一本清中叶福建中高级军官的花名册！在嘉庆碑上赫然刻着“福建陆路提督军门壮烈伯许文谟”、“台湾水师协标右营游府卢庆长”等等一连串的官名，很明显这些军人就是清真寺的主要赞助者。难道他们都是穆斯林吗？在那座更矮小残破的乾隆碑上，我发现了一个似乎有些熟悉的名字：“新任厦门提督军门马大用捐银四十两”。使劲思索一番，终于想起来熟悉的原因：我曾经去过这位“厦门提督军门马大用”的故居！
嘉庆石碑
马大用的故居并不在福建，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安徽安庆大南门清真寺隔壁；因为马大用是武举探花，他的大宅也被称为“探花第”。虽然不少资料说建于明代，但我看来似乎更像清代建筑，或许就是当年马大用建造的宅第。当初来安庆时我刚上大学，恰巧看到这座“探花第”便进去转了一圈，随手拍了几张照片，根本没关心过它的来龙去脉。连这几张照片现在也早已丢失了，但“马大用”这个名字倒是一直有印象。没错，与“一变其俗，丧葬皆用文公家礼”的礼部侍郎萨琦不同，这位安家在清真寺隔壁的提督马大用是一位百分百的穆斯林，连探花第中悬挂的家族的堂号也称为“清真敦悦堂”。
有清一代的闽台沿海绝不是安静的地方，前有郑氏政权，后有林爽文、庄大田起事和蔡牵、张保仔等著名海盗的横行。从清初开始，在闽台一带任职的军官都以极富军事经验的外乡人为多；尽管暂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为福州清真寺捐出重金的高级军官们全都是马大用这样的外地穆斯林，但乾隆、嘉庆时代航行在东海和南海，与蔡牵、张保仔等海盗殊死搏斗的清军战船上的军人们有一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恐怕是可以想象的。
晚清的厦门战船（图片来自eBay）
与南京这样有传承久远的穆斯林社区的城市不同，福州自明代以后就没有本土的穆斯林社区，剩余的回族居民也全都改信了其他宗教。在这漫长的几个世纪里，使用和维护这座清真寺的，全都是来自遥远地方的外乡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就像马大用一样，并没有在这座城市里扎下根，而只是把它当成了谋求生活、博取功名的落脚点。今天在清真寺里祷告的外地乃至外国的穆斯林们或许不知道曾与他们站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有明朝的礼部侍郎、清朝的水师提督，但他们外乡人的身份却与这些古人一脉相承。在福州这座庙宇林立的城市里，清真寺却是难得的一座外来者的圣殿。
有趣的是，晚清光绪年间印刷的马大用家族安庆敦悦堂家谱里声称，马氏的祖先曾经追随郑和下西洋，葬于南方的古里国。如果这是真的，不知他在祖先曾经航行过的海洋上作战时会想些什么呢。清真寺里的祈祷者已准备离去，当年那些提督、都督、协司们也曾如此行色匆匆。所谓“海丝”的历史，是建筑里的历史，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更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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