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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此次疫情中最无意义的一次争论出现了，无论是“风月同天”还是“武汉加油”，皆表达了对疫情重灾区的殷殷关切与精神鼓励，何来雅俗之分、高下之别？而《长江日报》的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评论文章，更是不恰当使用了德国学者阿多诺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有意无意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
如何理解阿多诺的这句话？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在其著述《批评家的任务》中如是说道：“阿多诺无疑被自己经历过的政治历史所摧残，他写的每个字都是这种摧残的以及间或的绝望的回响，他的批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同时他认为如果这种形式的批评活动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政治形式，那么就不惜一切代价使之持续下去。为此，阿多诺陷入了一个令他自己深感痛苦不安的立场。他既目睹了批评的必要，又看到了它的无效和它的较之于人民承受的苦难而显示出的优越。一方面，艺术作品在奥斯维辛之后开始享有某种无法令人容忍的特权；另一方面，艺术必须继续下去。它一定得找到某种方法，就像阿多诺和贝克特所做的，利用艺术内部的一种沉默，讲述一切的不公与苦难。”
那么，灾难之后，人类究竟要如何写诗？如何回忆、反思过去的历史？又如何携带着创痛与感悟继续生活？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学者徐贲关于汉娜·阿伦特对纳粹德国极权主义反思的文章《抗恶的防线：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在极权对人类存在的进犯面前，人可能设立，也必须设立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自己永不停止的思想。”
抗恶的防线：
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文 | 徐贲
本文摘自徐贲所著《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徐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着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等。
思想是抗击恶的最后一道防线
恶和抗恶都是人的自由存在的一部分。萨弗朗斯基（R. D. Safranski）写道：“为了理解恶，人们无须烦劳魔鬼。恶属于人类自由的戏剧。它是自由的代价。”
120世纪由极权政治所造成的种种空前的人类灾难，纳粹法西斯、斯大林主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印证尼采的断言，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恶不是抽象的概念，恶是由人自己打造的对人类存在的威胁。恶发生在人的具体社会生活中，对活生生的个人造成持久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恶使人自甘情愿地堕落到非人的境地。
奥斯维辛集中营
恶既然并非由至恶的魔鬼所造成，抗恶就不可能由至善的上帝来完成。人抵抗邪恶需要人自己作出鲜明的道德判断，只有当人把某种威胁判断为恶时，他们才能坚持拒绝与它合作。在恶特别猖獗的时代，恶瓦解人的道德判断能力，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抗恶便成为一件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最不甘愿为恶控制的人们都会感到困惑。抗恶是否还有可能？抗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设立在哪里？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困惑。奥威尔对抵抗极权邪恶的可能抱有一种近于绝望的悲观。
电影《一九八四》剧照
相比之下，阿伦特给我们带来的则是一种抵抗邪恶可能成功的希望。阿伦特对抵抗极权邪恶的可能和条件提出了她自己的方案。在极权对人类存在的进犯面前，人可能设立，也必须设立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自己永不停止的思想。思想是怎样一道抗恶的防线呢？
阿伦特是从人的本质存在来理解和强调思想对于人的特殊重要性的。思想“是永远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能力”。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求知，而是为人的方式。思想是“人的生命的自然需要”，思想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思想与知识的区分非常重要。一方面，“科学家、学者或者脑力劳动的其他专家们”并不一定就有思想。另一方面，谁都不能把缺乏“脑力”来作为不能思想的借口。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思想”和“非思想”的区别同样重要。人们平时所说的“思想”（thoughts）在阿伦特那里恰恰是“非思想”。阿伦特就此写道：“思想伴随生命而来，思想是人活着的非物质化本身。既然生命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本质就只能存在于思想的实际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任何不变的结果或特殊‘thoughts’之中。”
极权统治下的思想反抗
阿伦特所说的思想是一种动态的思想（thinking），或可称之为“思考”。这个意义上的思想是个人的独立行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它和静态的、以最后真理面目出现的“思想”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思想之所以有权威，全在于它能借由权力，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去取消多元思想的合理性，限制个人独立思想，并打击、迫害一切与它不相符合的所谓“思想异端”。阿伦特对这种真理的警惕渗透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
《极权主义的起源》在阿伦特的所有著作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她深刻地批判了绝对正确思想对政治的主宰。这种思想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或者
“主义”，这成为极权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由封闭概念体系构成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单一思想（idea）的逻辑……它用单一思想解释历史……把事件的发生解释为某种同一‘法则’的演化，某种单一思想的体现。意识形态声称，它思想的逻辑已经把握了整个历史的秘密，包括隐晦不明的过去、错综复杂的当今和不可确定的未来”。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封闭概念逻辑蔑视人的多元经验世界，压制独立的个人思想，践踏人的自由要求，并最终“毁灭人性”。极权统治用意识形态代替政治，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取消与人生多元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辩论。在极权制度中，统治意识形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领袖思想”。阿伦特把真正的思想确立为个人的独立思想。她指出，所谓通晓一切、战无不胜的领袖思想不但不是思想的最高体现，而且是人的思想的天敌，是以思想为名的思想杀手。
斯大林
极权意识形态之所以起作用，全在于它把握着全能的权力。它全能地解释历史和世界发展，使得极权的逻辑成为全能的逻辑。许多旷古未有的恶正是在极权意识形态
的全能逻辑中被合理化，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有了雅利安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所以纳粹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犹太人。因为有了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以可以从肉体消灭和折磨一切“阶级敌人”。
对此，阿伦特写道，权力意识形态的逻辑是，“谁要是同意‘垂死的阶级’的说法，但却不同意必须消灭这些阶级分子，谁要是相信生存权利与种族有关，但却又不同意必须消灭‘不合格种族’，谁就显然是彻底愚蠢或彻底懦弱”。
极权意识形态只讲合不合乎它自己的特殊逻辑，不讲合不合乎普通人的情理。正因如此，极权意识形态才能拥有一种特殊的伟大远见，远远地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限度，不断地使他们处于思想休克状态，不断要求他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断地训练他们把服从变成一种思维方式，把无个人思想转化为一种生存方式。
思想必然同时具有哲学和政治的特征
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统治如何毁灭人的思想和判断，这是阿伦特思考“思想”的根本问题意识。她因此把个人思想确定为抵抗极权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她在《心灵的生命》中告诉我们，她特别关注人的思维行为（思想、意愿和判断）有两个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于1961年旁听了纳粹分子艾希曼为自己罪恶行为的陈腐辩护（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阿伦特因此对艾希曼式的“平庸的邪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善恶问题和我们区分对错的能力是不是与我们的思想能力有关？”阿伦特写道：“思想行为本身对一切引起你注意的事物细加审查……这种行为是否可以成为人避免作恶甚至必然抗恶的条件呢？”
阿道夫·艾希曼(德语：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由于小时候肤色较深，而被同侪笑为犹太人。之后艾希曼加入纳粹党，二战后，艾希曼曾试图逃离，但被美军抓获，之后逃脱，流亡到阿根廷，一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追查到下落，并于5月11日强行绑架并通过飞机运到以色列，最终于1961年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一并起诉，最后于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阿伦特关心思想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自从她写作了《人的条件》之后，心中一直有关于“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的生活”关系的“迷惑”。阿伦特本想把《人的条件》题名为“积极生活”（行动的生活），在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中，行动最代表她所说的积极思想。但是，阿伦特意识到，“行动的生活”这个说法是由强调“沉思的生活”者提出来的一种负面说法。在他们那里，“思想的目的和归途是沉思，而沉思则是不行动，不是行动”。在“沉思”和“行动”的最初区分中，沉思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一点正是阿伦特所不赞同的。
人之所以與動物相異，正因為人類能帶著思考行動，能夠在與社群的合作中獲得可能的不朽；即便行動本身就是多元且不具可預測性，但這就是人類希望、重建與和解之所在，也是毀滅可能之所在。對於鄂蘭來說，人類是在啟動事物和一連串事件的意義下行動的生物，而行動本身，縱使能量微弱且不斷面臨各種困境，但我們永遠都可以採取進一步行動，去改變或避免那些表面上勢無能免的歷程，透過承諾與寬恕，我們還是有部分機會可以解決過往的不義並獲得未來之不朽，不管我們是否真的理解其蘊含；身而為人，我們絕對不僅只是活著而已。
阿伦特同时从政治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思考“思想”。这两个方面的思考并不和谐，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和哲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紧张关系。政治的思想是入世的、积极参与的；而哲学的思想则是出世的、独立特行的。阿伦特没有能化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并不出人意料。
阿伦特对思想的思考既不纯粹是政治的，也不纯粹是哲学的，除了政治和哲学，她的思考还包含了文学和艺术的因素。这种奇特的混合使得阿伦特关于思想的论述本身成为一种她所崇尚的思想形式。这种思想形式是充分个性化、富有想象力、极具原创力、充满真实坦然的自我对话。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阿伦特关于思想的许多想法至今仍然呈现为有待继续延伸的思索原点。
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它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生存反抗，而且还在于它可以是一种在没有公共政治条件下的生存反抗。早在1944年阿伦特开始酝酿《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她在《作为贱民的犹太人：隐秘的传统》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思想是贱民反抗的武器。
犹太传统中的“贱民”成为一种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的“原型”，一切被遗弃者、被放逐者和无家可归者都是一种“贱民”。“贱民”是社会强加在某些群体或个人身上的不公待遇，是社会使他们成为“化外人”。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往往成为“化外人”的象征性代表，他们往往就是用这样一种身份来表明他们的独立和自由。
在论及卡夫卡时，阿伦特写道：“对卡夫卡来说，只有那些得力于思想而不是受思想禁锢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思想是一种新武器……贱民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这种与社会作斗争的武器。”贱民思想的本质是边缘的，不可避免与所谓的“主流思想”相冲突。独立和自由是贱民思想存在的条件。以贱民思想为典型的思想不是哲学家和专业思想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普通人都可以从事的行为。思想者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思想是他们生存反抗的武器。
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阿伦特在1959年接受莱辛奖时发表的演说《论黑暗时代的人性：关于莱辛的思考》中，再次强调了“独立思想”的重要。她说，思想是“另一种（争取）自由世界的活法”。黑暗时代中的人们被剥夺了应有的自由公共空间，“他们不得不撤退到思想的自由之中”。这种独立思想是一种没有社会扶持的思想，“（这样的）新思想不需要支撑，不需要标准，不需要传统，丢掉这些拐杖也能在陌生的地方自由行走”。
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黑暗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种思想不仅是太重要了，而且成为几乎是唯一可能的真正思想。20世纪的种种极权主义无不以摧毁传统价值起家，无不借助全面而有效的全民洗脑而得以巩固。传统或一般意义的社会公共价值因此再不可能为个人思想提供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独立思想不能不成为抵抗极权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处所。
阿伦特对能否用个人思想来保存有效的抵抗资源并不乐观。但是，不独立思想则肯定会失去任何抗恶的可能。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本身就体现了黑暗时代思想虽无扶助但必须进行的精神。极权主义不是历史上专制主义的重演，它是一种全新的、性质独特的专制统治。在思考它的特征和危害时，阿伦特不能借助传统标准的拐杖，她必须以新的思想方式去观察和分析极权主义。她实践的正是一种无扶持的思想。
纳粹式极权主义
无扶持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不可能从传统的思想体系（如基督教思想、儒家思想）中汲取现成的资源，它的资源必须由思想者自己一点一滴地从任何可能的来源汇集组合。阿伦特在论及本雅明时，曾将点滴收集的思想称作“诗性的思想”（thinking poetically），“这种思想的营养来自现刻，这种思想之所以能进行，全在于它能从过去收集‘思想碎片’并将这些碎片聚拢到自己周围。就像是一个采珠人，思想者并不梦想挖掘海底，使之能见天日。他只是想找到一些珍贵、稀有的东西，找到一些大海深处的珍珠和珊瑚，将它们带出海面”。
没有采珠人就没有珍宝，而珍宝首先是采珠人眼中的珍宝。思想永远是“这个人”的思想，这个特定的人从他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的思想。
阿伦特在《过去和未来》这一论文集的序言中，用卡夫卡的一则寓言来说明思想和“这个人”的关系，那就是作为思想出发点的具体个人问题意识。卡夫卡寓言中的人物是一个无名的“他”：“他有两位对手，第一位从背后把他推离原点，第二位在前面挡住他的去路。他（必须同时）与两位对手抗争。当然，第一位推他向前，帮助他与第二位抗争。第二位推他向后，帮助他与第一位抗争。但这只是理论上如此而已，因为除了二位对手，还有他自己。谁知道他真正想要干什么呢？他想要的是，在一个最最漆黑的夜晚，趁着这二位对手不留神的时候，一下子跳出那条战线……从此变成一个裁判，看那二位对手互相斗来斗去”。
在阿伦特那里，“思想”不可定义，只能“喻说”。她在卡夫卡的故事中找到了思想的晓喻，“卡夫卡所说的那种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抗争经验……正是思想的经验。……这种经验必须通过实践、通过练习方能获得”。
卡夫卡的故事道出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思想必须由思想者自己去营造。思想是一个与具体个人生存问题有关的自由空间，“这个处于时间心脏地带的、小小的非时间空间……你无法直接把它从过去继承过来。每一代新人、每一个新人在加入到无穷的过去和无穷的未来之间时，都必须重新发现、测绘和铺设他自己的那个空间”。
这个小小空间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当下生存间隙。这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间隙”也就是个人思想的空间。思想需要勇气和独立。不仅如此，“思想是在人生经验的事件中产生的，思想必须保持与这些事件的联系，以此为其意义的方向”。思想因此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办到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体验到过去和未来的隔阂……这种隔阂使人明确地感知现实和困扰。也就是说，这种隔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实”。
在经历过20世纪极权统治的国家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这种“过去和未来的隔阂”。这是一种传统的中断。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和努力，就都可以找到他自己思想的那个间隙空间，不只是擅长思想者，而且是每一个普通人。阿伦特自己就是以一个普通的20世纪者的身份来从事思想的。
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这本曾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将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时隔50年，这《人的境况》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并能激发起新的思想和讨论。
在《过去和未来》一书中，她思考什么是传统和现代性，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权威、自由、真实和政治，思考教育和文化的危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获得一些思想的经验”。这些思考的目的“不是教别人思考什么，也不是教别人坚持什么样的真理，更不是想重续一个已经中断的传统或者发明一种填补过去和未来间隙的代用品。（这些思考）搁置了真理问题，只是在（过去和未来）的间隙中活动，期待真理最终会在这个唯一可能的思想空间中出现”。
阿伦特强调思想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和政治相关性，也就是说，在传统价值中断以后，每一个人都从过去的碎片中去寻找可能的思想资源，否则不能在当下辨别是非、美丑。尽管阿伦特后来强调一切真正的思想都是孤独的，都不与行为直接联系，但她始终反对思想逃避思想者自己的日常世界。在阿伦特那里，同时坚持思想的孤独和思想不可能在日常世界之外发生，这两种特性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内部矛盾，还不如说是思想必然同时具有哲学和政治的特征。
end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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