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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喜欢舞文弄墨，在军阀丛中如同鹤立，他骄傲，他目空当世，他曾跟上时代的节拍，他又落伍于时代的脚步，他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他又简单得如一汪清水。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乎，总不会屈膝事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张慧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叱咤自喜、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起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在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拒绝了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拒绝了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向他伸出的橄模枝，最后拒绝了日本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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