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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到了明清，可以说在形式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董其昌还有宋人余绪的话，那么徐渭、王铎、傅山等人则开创了草书的另一个境界。
王铎的草书极具冲击力，初涉草书的人对于王铎的大条幅草书往往惊为天作，这个时候你很难让他想到悠然飘逸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但是你如果读一读王铎自己的话，便会大感惊奇，王说：
“书未入晋，终入野道”（《拟山园帖》）“拟吾家逸少帖”（同上）“拟吾家献之帖”（同上）“独宗羲献”（同上）
在看到米芾的作品《吴江舟中诗作》后，他甘愿“焚香寝卧其下”，而米芾就是只宗晋人的。王铎推崇米芾，不啻就是推崇晋人，而且是“独宗羲献”的。一般写草书的人都会张扬张旭、怀素，王铎只宗晋人，与米芾如出一辙，这样看来，王铎对怀素的不敬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么王铎是怎样批评怀素的呢？
且看：
“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之法，正其伪画，乃可议，慎之慎之！”
不难看出，对于怀素一脉，王铎是不予认同的，甚至当有人说他字近张旭、怀素时，他连呼“不服”。已有人考出《阁帖》中的《大冠》、《欲归帖》、《小园子帖》均系伪作时，他仍全然不顾，并嘲笑那些断其为伪作的人。他说：“二王法芝，或谓赝作，强作解事，可哂”（跋与二弟王镛所《临王献之、张旭帖册》）。
仔细想来，这种强烈的宗晋、宗王思想，必然导致了他对张旭、怀素的不认同，当然，这仅就草书而言，若要全面深刻地探求这一思想，必要从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政治文化来认真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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