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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始皇）十七年（前230），秦灭韩。其时，张平已死，张良年少未仕，其家仍有童仆300余人，不失为高门大族。旧天堂的毁灭，使他像通常的贵族遗少一样，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他试图行刺秦始皇，来为韩国报仇。
然而，为泄一己私愤而横冲直闯，只落得事败身危，却丝毫无改于天下大势。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无论天道、人事，必然中又伴随着许许多多的偶然。张良于走投无路之时，在下邳巧遇黄石公，便是一种“偶然”给他的命运带来转机，使之学业大进，为日后辅佐帝王打下基础。我们不妨录下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一日，张良闲步下邳桥头，见一老人失履桥下，回头呼叫张良：“孺子，下取履（鞋）。”张良强忍心中不满，替他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对待这个带有侮辱意味的事件，具有不同涵养的人会做出不同反应。起初，张良也曾受潜在的贵族意识驱使，凭着青年人的血气之勇，欲挥拳殴击老者。但是，终因他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胸怀广远之志。他居然屈下身来，为老人穿上鞋。老人长笑而去，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赞曰：“孺子可教矣。”老人约他五日后的凌晨再在桥头相会。五天后，老者故意提前来到桥上，反而不高兴地责备张良：“与老人约，为何误期？五天后再来！”五日后，张良索性于午夜前去等候。他通过考察。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慨然赠他一件无价之宝——《太公兵法》。这位老者就是传说中的奇人：隐身洞穴的高士黄石公，也称“圯上老人”。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为造就栋梁之材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机遇固然重要，天资也是不可轻视的，而“至诚”、“刻苦”则是必备因素。
10年读书和任侠，使张良广泛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他汲取智慧的源泉，而其所看到的变幻难测的世态人情，又帮助他深深领悟了《太公兵法》的精妙。在这颠沛流离的1O年中，旧的贵族偏见有时还限制着他的视野。但是，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人物，一旦脱胎换骨，从旧的营垒中冲杀出来，却往往对世界看得特别清楚，其思想也锤炼得更为犀利。
公元前210年，秦朝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代杰出帝王秦始皇暴病而亡。二世胡亥窃位登基。从此，秦王朝的政局急转直下，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仅历一年，即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政治风波骤起，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在革命风暴的裹挟下，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出现，张良也凭借着这一广阔的社会舞台，得以大展奇才。
秦二世二年（前208）正月，景驹在留县自立为楚王，张良率众前往投靠。哪知，途中偶遇沛公刘邦统率千人略地下邳。两人一见倾心，遂称张良为厩将。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每每心领神会，并能虚心采用其策。张良忍不住喟然兴叹：“沛公似是天授英主，天成其聪颖！”
这次不期而遇，又是张良成就一生功业的转折点！在中国古代，虽然有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名言，但是，由于人们活动范围的狭小和眼光的短浅，选择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在相当程度上，一个人的成败要取决于际遇，或者说是“命运”（如果不把“命运”说作神秘主义的注解，便不应直斥为纯粹的唯心论，它可作为“际遇”的代名词），正由于这种特殊的机遇，使他有幸投靠超凡的政治家刘邦，而不是刚愎自用的项羽，或者是徒有虚名的其他人物。从此，君臣相得，如鱼得水。一个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另一个则是智谋过人、屡画良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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