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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融入写作中。
第三本《空谷幽兰》，是颇受好评的，这个写作的视野也的确有趣。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还有一群隐居的群体，更谈不上要去了解他们的存在。
这本《禅的行囊》是我读的第四本，之所以写书评是作者最后一节关于他在美国认识的流浪汉的故事感染了我。——“如果你也找到了你的‘猴人’，别再犯和我同样的错误。”
一个人，从生到死，无非都是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遇见和自己契合的人。可当下，就如崔永元所说，社会没有赋予我们去培养思维能力的环境，我们就茫然的跟从着社会的节奏，我们读书应考、我们工作买房、我们结婚生子，然后有周而复始。我们把环游世界作为其中一个可以炫耀的事情，但不过是跟着旅游局的规划前行。
感谢作者的启发，在后半生的岁月里，我可以思考一种未被规划的人生活法。
《禅的行囊》读后感三：禅的行囊，是在生命的旅途上
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比尔·波特，其撰写的《空谷幽兰》某种程度上已经脍炙人口了，甚至由此使终南山和隐士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线。这本《禅的行囊》本是在微信读书上购买的电子书，读到第三章，又重新买了一本纸质书，因为这本书值得多读几遍。
“有人曾经向一位西藏上师请教获得证悟的方便法门。他给出的答案是：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外国人可以使你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习以为常或引以为傲的东西。”
读到书中这段，突然想，这就是比尔·波特的《禅的行囊》为什么读来这么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吧。
对于中国和中国禅，彼尔·波特的身份无疑是个外国人，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眼光有着难得的一股活泼和清新，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有些“不敬”。 看他写探访寺庙时与方丈的交往和谈话，还有在寺庙挂单的生活就可以看出来，了解很多规矩和身为佛教徒的我们，恐怕不可能也不敢这么写吧，尽管他的文字有些让人读来忍俊不禁。
作为背包客的旅行作家，比尔·波特用一系列的章节带领读者追寻着中国禅的前世今生。作为作家，比尔的功课做得足够多，这可能得益于他在台湾的汉语学习，更是出于他对于禅宗和中国文化的热爱，这就让这本书迥异于多见的介绍禅宗的严肃的文字。读来有些汗颜，关于禅宗，这么殊胜的法门，自认了解不少，读完《禅的行囊》，却发现有那么多生动的故事是从一个外国作者的笔下才得以知晓。
《禅的行囊》第一章是从比尔坐在美国家中，回忆这场开始自2006年的寻访之旅，动笔写作本书开始，沿着禅宗在汉地初兴的足迹，一路寻访，直至在香港见到了虚云法师仍然在世的弟子，在结尾“不归路”中，比尔圆满了这次寻访，返回美国家中，完成了最后一个章节。是旅途的一次圆满，也像是生命的一次圆满。
曾经好奇为什么比尔把这本书起名《禅的行囊》，难道是因为背包旅行的缘故吗？书中最后，比尔自己揭开了这个答案：“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场漫长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
所以，就像《次第花开》中希阿荣博堪布所说的，“佛性，它如如不动，一直就在，上师能做的只是帮助你把背包里不必要的破烂什物都扔掉（看看你这一路走来竟带了多少不必要的行李），直到裹在其中的如意宝珠露出来。”
《禅的行囊》读后感四：Zen
禅的六位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
禅的要义在于将修行与生活融会贯通，禅的根本是在任何时间地方都可以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罗蜜多”就是无上的智慧。获得这种智慧能令人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见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升起的幻境。
禅的意义，直到他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当人们想到禅，通常会想到那些外在的特征：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或者极简主义的艺术形式。但这只是从表面看禅。如果深入其中，从心灵中去看，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集体的互助中，远比个人独自实践更为可行。……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是由生活驱动的，他的信条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有人曾经向一位西藏上师请教获得怔悟的方便法门，它给出的答案是：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外国人可以使你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习以为常或引以为傲的东西，并选择一些新鲜的不那么消磨意志的事物来搭建自己的生活。我选择了中国古诗和佛经、乌龙茶，还有午睡……都是些明显无害的东西。
“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 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引自《楞伽师资记》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一日交待弟子：谁能作出体悟佛性的偈[ji]颂，就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他。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作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另外一位舂米的初学弟子惠能看见这首偈子，也回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从惠能的偈子里看到了真佛性，于是慧能成了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六位祖师。
湖北当阳，玉泉寺。半山腰上残留着一座石台，据说就是当年智者大师讲经的地方。智凯对佛法和修行的这种条分缕析的解说方式，正是菩提达摩和他的弟子们唯恐避之不及的。禅宗大师们总是强调“心”，避免“说”，即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智者大师则正相反，他把佛法掰开了揉碎了反复地说。在智凯和达摩身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分别引出了中国佛教的两大宗派，天台宗和禅宗。禅宗后来分出南北二宗（北宗－神秀；南宗－惠能），分歧点也在于此。
智者大师的天台教法和神秀一派的北宗禅法都曾繁盛一时，但在唐朝之后便趋于没落。近千年来，大行其道的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尽管南宗禅因为提倡顿悟成就而在历史上广受大众欢迎，但今日中国最为流行的无疑是净土佛教。道理也很简单：念佛名号是一种具体而明确的修行方式，你听得见自己念诵的每一声佛号。因而每诵一身，心里就多一分安慰。相比之下，修禅的人什么也听不到，没有任何人会来安慰你，你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的心念。
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禅并非印度原产，而是印度佛教入华以后与本土道教结合孕育出的新品种。二禅既不是从道教，也不可能是从儒家中发展而来，它甚至不是从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中派生出来的。禅是一种崭新的事物。
中国古人相信，蝉是一种具有再生力量的神奇动物，它们在黑暗的地下熬过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次年初夏破土而出，甩掉躯壳，飞上枝头，放声高歌度过余生。在台北阳明山的那几年，每到9月下旬，山林里的蝉声就开始日渐稀落下去，愁绪也在心头慢慢涌上来。来年的第一声蝉鸣则通常出现在5月初，它总是令我欣喜不已。
自我并不存在。由于无明的遮蔽，我们总是因眼前所见而生起分别之心。无明使我们陷入无尽的生死轮回，而解脱之道就在于领悟世界的本质——自我并不存在。你我从未出生，也永远不会死亡。无明导致的分别之心使我们贪恋物欲，进而贪生怕死。释迦牟尼的证悟之道便是从领悟“无我”进而解脱生死开始的。这是一切众生都能做到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场漫长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
《禅的行囊》读后感五：8
很多人知道比尔波特这个人是因为他二十年前的一本书《空谷幽兰》。《空谷幽兰》的中文版出版自2001年，而这本《禅的行囊》是作者在2006年的时候再次以踏上中国土地，寻访中国历代禅宗祖师传道弘法之地的一本旅行游记。
1、这本书的价值是什么？
很多人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交代底子，谁能做出体悟佛性的偈（ji）颂（song），就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他。
偈（ji）颂（song）是佛教中的一种唱颂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佛家的打油诗。
弘忍当时的大弟子做了一首。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另一名目不识丁的初学弟子惠能看见这首偈颂，也做了一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位弟子后来成为了禅宗历史上最出名的第六位祖师。虽然这首打油诗的后半句都已经快要成为各大电视剧用到烂大街的台词，但是很少有人介绍过六祖惠能之前和之后的禅宗。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通过比尔波特的足迹从北京再到山西大同，一路南行直至华林寺，一个一个的了解六代禅宗始祖的弘法之地，当年和如今的境况。这样的写法可以有效的讲古今相结合，让原本仅仅写于书上的历史不再只是传说中的故事，也清楚的介绍了解2006年的禅宗圣地都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你有兴趣，甚至可以依照作者的行径一路再走一次，看看十年过后，各地禅宗圣地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在这篇内容里，我们不会对作者的所到之地逐个的详细说明，只是尽量的从中找出一些重要地点和重要内容加以介绍，以帮助大家了解中国禅宗的前世今生。
2、在北京与人探讨“禅”
这一次比尔波特的起点依旧是北京，但这次他有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包括他上一次来中国时接待他的净慧法师，还有一些在北京的在家居士其中包括《空谷幽兰》的中文译者明洁。在北京的一间素食餐厅里，明洁和她的丈夫明尧向作者介绍禅宗与2006年时期中国佛教的一些现实情况。
自从2001年的时候明洁翻译并出版了《空谷幽兰》这本书使得中国有更多人开始关注隐士，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他们将终南山去的茅草屋和洞穴位置坐了等级造册，并定期派人到山中发放药品和食物。不过除了出家修行之外还有一些在家居士，在着重推广“生活禅”，这是一种无论在小区还是在寺庙都可以进行的修行。因为中国之前的各种国情问题，佛教曾经一度在中国濒临灭亡，目前中国人正在重新点燃对佛教的热情，但在明尧看来这种热情有些肤浅，他认为大多数人要么被密宗的神通异能所吸引，要么是在净土宗里寻求逃避，在他看来这都不算事对佛真的感兴趣。他们认为，禅才是佛心的关键，真心想要学佛的人早晚都要走上修禅的道路。所以在中国要重新发展佛教就要重建禅的精神，让人们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实践禅的思想。禅是关心我们当下生命状态，而不是过于关心那些形而上的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于2006年中国禅宗的发展，作者在书中介绍了明尧的观点，虽然现在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目前依旧缺少合格的禅宗导师。
2、禅的起源
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佛教的般若波罗蜜思想传入中国，这里是说的般若波罗蜜不是指的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的月光宝盒咒语，它是一句梵语，“般若”的意思是“智慧”，而“般若波罗蜜”意思是“完美的智慧”。在佛教看来，这种智惠能让人看透事物本来面目，让人发现自我的存在是空，而获得这种智慧的最佳途径是进入“禅那”状态，“禅那”也是源于一种印度古语巴利语，他指的是让人进入禅定的状态，后来，“禅那”被简称为“禅”。
在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期，“禅”并没有一起被引入中国，知道公元5世纪末禅宗初租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后才将“禅”带入中国。达摩告诉人们，没有“禅那”的“般若”就是画饼充饥，没有“般若”的“禅那”是无本之木。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中国人说到禅，通常值得是入定冥想的禅修。
根据比尔波特所引用的中国佛教古籍记载，初租达摩可能出身于公园5世纪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帕拉瓦王朝当时的统治地区主要是印度南段东部、沿孟加拉湾分布的狭长地带，其境内有一个名为摩诃巴里补罗的著名港口，在当时是往来南部印度和南部中国的必经之地。菩提达摩正式从这个港口搭乘一艘商船，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三年抵达中国的广州。比尔波特相信，达摩来到中国的具体时间其实是中国南朝的刘宋王朝时期，具体考证为公园475年，但后世的汉传佛教典籍为了让后人相信，达摩曾经和梁武帝在历史上有交集而把他来中国的时间推迟到了520年，因为梁武帝在公园502年才登上帝位。
而有另一种说法是达摩在南朝梁武帝期间，印度僧人达摩从海上到达中国广州开始了他的弘法之路，在广州他建立了“西来庵”，在广州待了三年之后达摩因为没有得到南朝刘宋朝廷的礼遇，便一路北上作者相信达摩当时去往了北魏王朝。
后来达摩根据佛教的大乘佛教教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创立中国禅宗。根据作者的描述，达摩所所开创的禅宗有两种入道的途径，通过直接领悟入道，以及通过实践修行入道，这两种并不排斥，相辅相成。后来前一种方法被六祖惠能发扬光大，发展成了南派禅宗。
在作者到达少林寺之后，发现它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有超过两百万的游客跨进他的山门，平均每天六百人。虽然少林寺在佛教认识看来在就不是什么修行的好地方，但他们认为少林寺也算是让更多人了解佛教文化。作者在书中粗略算了一下当时少林寺的基本收入，2006年少林寺的门票一张一百元人民币，全部都由政府负责收缴，少林寺从中获得百分之十的分成，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六万元分成，一年首日两千万。当然这仅仅是指门票收入，并不包括它从布施，法事和法物售卖等渠道获得的收入。
不过少林寺中的一位延慈和尚告诉作者，少林寺正在修建不对游客开放的新禅堂，并且想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在家居士南怀瑾学习禅堂仪轨。除此之外，少林寺还在各地建立培训和修行的分支机构。在少林寺的各项收入之中就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修建空相寺用于培训刚入门的沙弥，让他们可以再一个清静之地修行习武。
对了，一说到少林寺总要说道少林武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少林武术并不是一直备受关注，至少不想金庸古龙小说中所写的一直是什么武林泰斗之类的地方。少林寺武术的第一次扬名实在隋朝，一群身怀武术的少林和尚就下了落难王子李世民。李世民登记之后少林寺就开始受到皇家眷顾。随后几百年里基本就没什么人再提起少林武术，一直到了16世纪才又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少林寺以武术结合修行的独特禅法。到了近代，少林寺经历了战争和“文革”，衰败到只剩几名僧人，已经快到了要闭寺关门的地步。直到中国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让少林武术的名声名扬全世界，但这与历史上少林寺所独创的武术禅法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
3、衣钵相传的禅宗
根据公元634年唐代僧人法琳所撰的《慧可碑》记载，达摩在少林寺面壁期间，有一位慧可和尚来到了达摩的洞前希望祖师能传授教法。但达摩对其不理不睬，慧可在洞口一等几天，山上下了雪他也依旧站在原地，达摩对此依旧不理不睬。后来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和决心，慧可把自己的左臂砍下来，献给达摩。达摩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慧可说自己无法做到息心止念，从此达摩将慧可收入门下。
关于慧可的生平事迹所记载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记载是说他在公园487年出生于洛阳附近，父母信仰道教，他本人自小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原本是要走仕途道路。后因父母突然亡故从此转而信仰佛教。慧可在达摩门下学法六年，到了公园534年得到达摩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而达摩在两年后被仇家毒杀身亡。
当时的中国依旧处于南北朝的乱世之中，西魏后来被北周灭国，北周武帝下令禁佛禁道，慧可因此逃到南方，当时的南方正处于南陈王朝统治。到了公元581年被由比丘尼养大的大将杨坚灭掉北周，建立了隋朝之后，终止了灭佛运动。慧可也因此回到了北方，在河北匡教寺继续传法。到了公元593年，一百零七岁的慧可因被人陷害，被处于极刑。面对死亡，慧可和他的师傅达摩一样认为这是不可回避的业障而欣然接受。所幸在他死之前他已经将禅宗的衣钵传给了自己的弟子僧璨（can）。
在作者到达匡教寺的之后，那里已经变成了一所女众寺院。以为来自新加坡的比丘尼带着作者参拜了二祖慧可的舍利塔。但现在的舍利塔下已经没有了舍利，1969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将舍利塔拆掉，挖掘了塔下的地宫，将慧可的舍利转移到了石家庄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留给作者参拜的是一个三十米见方，四米多深的大坑。
关于慧可的传教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教法，只有《楞伽（qie）师资记》中有一些关于他的口头传法流传后世。公元550年的时候有一位姓向的居士曾经写信向慧可请教佛法，慧可以一首七言诗作为回应，有人说这个姓向的居士就是禅宗三祖僧璨（can）。
三祖僧璨的风格比前两位可谓更加低调，起行迹在后人的记录中更加稀少。据推测，他出生于公元519年，他曾经跟随二祖慧可在华北各地传法，北周武帝下令灭佛期间曾经同二祖一同南渡司空山避难，在那段时间中国北部有超过五百万的僧侣和道士被迫还俗，而逃到南方的出家人躲过了这一劫。灭佛运动结束后，二祖慧可带了大部分底子重新回到北方，但是他把僧璨留在了司空山，并把禅宗衣钵也传给了他。
根据记载，在司空山修行的僧璨虽然曾经想将禅宗大力推广，但是三祖的教法有文字记载的至今也只发现了一部一百四十六行的《信心铭》。《信心铭》对禅宗的传到做了很大的改变，在它之前，佛教一直中国人认为是一种很艰深的宗教。要在佛法上得到是极其困难的额，只有极少数有慧根的人才有机会，而且这样的人也要经历极其严苛的苦修，僧璨的两位前辈也给人这样的印象，达摩曾经面壁九年，慧可为拜师在站在雪里好多天，最后还砍下自己的胳膊，但是从僧璨开始，他推行适合于每一个普通人的修行法门，就是告诉人们，“你只需要放下分别置信，见到自己的本心，就能成佛。分别之心是人与佛之间唯一的差别。”
三祖僧璨在其生前所受弟子不多，但是位于安徽潜山县的三祖寺却是个香火繁盛的寺庙。根据统计，政府回复宗教信仰自由之后的1980年，三祖寺每年上香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人，到了1990年已经到了每年九万人，到了1996年三祖寺已经成为了一年接待二十四万香客的寺庙，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对于这样热闹的人流，当时三祖寺的方丈宽容并没有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他自然也认为这对僧人的修行会有很多影响，但是在宽容方丈看来，目前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重新熟悉佛教，要引导大家学禅 。
4、禅宗真正开始繁荣
中国的禅宗虽然始于北方，但是真正的繁荣始于南方，也就是始于三祖僧璨之后。僧璨
在世时所收的弟子并不多，在公园592年的时候，道信游访天柱山，向僧璨求法，很快便成为其门下弟子弟子，九年后道信被僧璨传授衣钵，成为禅宗四祖。在四祖之前，禅宗祖师要么与弟子一起在山中隐修，要么云游到各地开坛说法。而四祖道信改变了这一切，他在湖北双峰山开创了第一座自给自足的寺院，道信开创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很多信众，到他圆寂的时候，四祖寺中的僧人已经超过了五百名。其中最早的一批僧侣中有一个和尚叫弘忍，后来成为了中国禅宗的第五代祖师。道信所建立的禅修中心让禅从一种个人修行向互助修行转变，禅逐渐变成一种驻留式的修行。另一点与之前不同的是，在四祖之前，所有禅宗大师承接衣钵后都会离开师傅，到另一处自立门户，而弘忍则一直到道信圆寂后，依旧为期守孝三年，然后才从双峰山转去了黄梅冯茂山。而冯茂山和双峰山两地之间也只有半日脚程，所以作者也几乎是同一天造访了两座禅宗圣地，但两间寺庙的香火却差别很大。
根据作者访问的四祖寺明基方丈所说，1994年的时候中国佛教泰斗本焕禅师曾经打去修善五祖寺的但是当地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劝他先去修善四祖寺，因为那是五祖寺还有香火，而四祖寺已经空空如也，那时正是，本焕法师只能先四处化缘，以重修四祖寺。本焕法师在珠江三角洲化缘化了四千万元重修了四祖寺之后，将那座寺庙传给了净慧法师，然后又由净慧法师传给了明基方丈。重修后的寺庙虽然很大，但其中的僧人却不算太多，在作者到访的时候里面大约只有五十名僧人和十几名居士。
而五祖弘忍所创的禅定寺虽然在文革时所有僧人都被勒令还俗，但是到了1979年政府重新肯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后，在昌明法师的主持下，僧人逐渐回归寺庙，寺中僧人逐渐超过了百人。在五祖禅定寺中还有一座五祖的真身塔以及围绕真身所建的大殿，塔外的大殿被毁过数次，也重修过数次，塔内佛座上的弘忍像是1938年所做的泥塑复制品，而真正的弘忍肉身被藏在了真身塔下的地宫里。
五祖弘忍对中国禅宗的影响可以说难以估量，他的两个弟子，创建了中国禅宗的南北两派。其中最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开头时我们所引用的那首打油诗的作者惠能，在作者看来惠能做开创的南派禅宗，在识字率不高的中国古代，非常适合普罗大众。惠能本人就不是一个认字太多的人，他所开创的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闻名。但在如今的佛教界看来，北派禅宗祖师神秀，就是开篇所引用的第一首打油诗的作者，他的教法并非没有价值，他的宗派很适合知识分子和生活优裕的上层人士。佛教界的人应该重新审视神秀所开创的道路，而不应总是他的事迹当做反面教材去说。毕竟虽然，很多禅宗大师都讲，语言只是工具，过渡沉迷语言文本，不利于修行无差别之心，但事实上历来中国队禅的解释典籍从来是只多不少。特别是现代的中国和海外的佛教团体，其中大部分对禅宗感兴趣的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当然，六祖惠能在禅宗的功德绝对不能否认，在他之前禅宗衣钵都是带带相传，而在他之后，由于佛法已经传遍神州大地，衣钵就不在传承，禅宗一脉相承一直到今天。如果没有惠能，禅宗也许依旧能在中国传承，但是一定会是领一幅样子，甚至可能就是神秀所创立的那派教法，也许这也是惠能当初一直被神秀的追随者追杀的原因吧。
六祖慧能的肉身现在正供奉在南华寺的六祖殿中，他的身旁分别是丹田和尚和憨山德清灵位高僧的不坏肉身，这两位大师都曾经做过南华寺的主持。如今的六祖殿香客云集，南华寺内的常驻僧也已经超过了两百人。除了寺院之外，南华寺还在兴建一所佛学院，在作者这次对六位禅宗祖师弘法地的摆放过程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几乎每个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建庙盖殿。
5、一点题外话，出于灰色地带的宗教产权
对于，各大禅宗弘法地的大兴土木，作者在其中一座庙中特意询问了关于中国佛教寺院的产权问题。
在中国‘文革’以后，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所有被学校、工厂或者政府机关占用的寺院一律归还给佛教界。但实际情况是，很多有些学校或者其他单位在占用寺庙的同时也在他们原来的建筑基础上新建了一些建筑，如果僧人向收回将这些建筑也收到寺院门下就要交出一些钥匙钱，以作补贴。另外，还有一些具有文物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的寺庙被规划给了政府文化局，旅游局之类的单位，并没有归还给佛教。
从佛教自身这边来说，有很多僧人因为不太喜欢跑政府，走关系，这些中国化的现代社会程序，很多在庙的僧人也并没有获得他所在寺庙的所有权。另外因为文革时期曾经让大批的和尚道士还俗，文革后很多重新出家的僧人都不能算是原来四秒钟的僧人，所以那些后来入庙的僧人并没传承上的延续性。所以，如果对于有一些寺庙来说，如果有人跑去想要霸占寺院，寺里的僧人也的确找不到法律依据去官司。
所以，从法律上来讲，中国很多寺院都处在灰色地带。不过因为中国已经习惯了在灰色地带下生存，很多产权尚未明确的寺院都在这样的情况下复兴了。寺院中就像公司的董事长和CEO一样少不了方丈和监院。他们也都只是寺院的管理者和监督人，并非所有人。
中国方丈的人员一般都是由前任方丈选定好接班人，在经过监院在内的寺内高层僧人同意后，在向中国佛教协会同意，再由佛教学会向宗教事务局等政府部门报批。
而对于，寺庙修建的资金来源，虽有一些政府的拨款，但也有很多是寺院方丈起头去四处化缘，就像刚刚说的四祖寺一样，本焕法师在94年的时候就曾经为重修这座庙而在珠江三角洲化到了四千万元人民币。
后来有一些有钱人开始琢磨寺庙是否有挣钱的潜力，甚至主动找僧人帮他们建庙，然后再向僧人索要回报，对此，佛教协会后来便禁止私人投资介入寺庙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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