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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这是一个失踪太久的名字。但是他对近代中国的贡献，远非2006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前五名可以概括——他是民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业大王，他生产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根安全火柴，并点亮了大半个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刘鸿生又将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自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胡厥文先生曾赋一诗，概括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一生：“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近代爱国企业家刘鸿生
火柴起家
刘鸿生13岁进入圣约翰中学，17岁进入圣约翰大学，他有一个英文名字O.S.Lien，大二时因为拒绝接受校方做牧师的安排，被迫离开大学。被母校除名后的他，未及毕业就踏上社会，从开漆煤矿驻上海的推销员起步，最后在企业界大放光彩。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28年，母校成立校董会，他欣然出任第一届主席。次年，母校50周年校庆，他发起隆重庆祝，并捐款四万五千两银子建造“交谊室”，作为师生联谊之用。现在这幢楼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内，仍叫“交谊楼”。门口的牌子说明，这是人民解放军进上海的第一宿营地。
很难想象，一根小小的火柴能折磨中国人大半个世纪。用火石、火镰费力地取火多年后，19世纪，中国人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并把这神奇的事物称作“洋火”。不过，中国人办了不下1000家火柴厂，却因为容易自燃，又有毒性，缺乏安全火柴，很难与瑞典“凤凰”、日本“猴子”这些洋品牌竞争。
1920年，31岁的刘鸿生，已在煤炭营销上掘的第一桶金，决定投资办企业。最终，他选择了火柴业，因为火柴厂是劳动密集的手工业，可安置大批难民，而且，火柴为家家需要的日用品，价低量大，上涨些微，效益定为可观。办面粉厂或纱厂， 资本大、风险大，获利的把握不大。
刘鸿生办火柴厂还有一个内心的情结，他妻子叶素贞是燮昌火柴厂老板叶世恭的女儿。他们相恋时，刘鸿生尚未发迹，只是一个煤炭跑街，岳父不同意，由于叶小姐坚持，婚事才没有告吹。他曾对妻子说：“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办起一家火柴厂，把燮昌火柴厂打倒。”
次年，“鸿生火柴公司”诞生。火柴第一个商标定名为“定军山”，起初，他的火柴与别家的火柴没什么区别，一盒火柴不等用完就受潮了，火柴头不等划就掉了，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几乎与鸿生设厂同时，老牌号上海叶氏家族创办的燮昌火柴，外国如瑞典、日本火柴以品牌、质量错价压制，致使鸿生火柴至1924年以前亏损5万多元，几频于危。
刘鸿生为扭转颓势，亲自前往日本考察，熟悉有关火柴生产与销售的流程，同时不惜重金购足进口设备，终于解决了火柴生产的药头化学配方关键问题，成为鸿生自己的保密配方。这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上海小开”，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化学资料，还亲自渡洋外出考察，以每月1000银元的高薪，聘归国的化学博士。经过半年多试验，火柴头受潮的问题得以解决。5年后，“鸿生”牌火柴因为头大、发火快、火苗白，而且很安全，成了当时的名牌产品。
他还突发奇想，把上海滩当红影星吕澹如的画像搬上火柴盒，推出“美丽牌”配烟火柴，大受欢迎，带这个头像的火柴盒，已经成了非常珍贵的藏品。垄断中国市场多年的瑞典人很不服气，拟用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利权50年。为了反抗，刘鸿生发起《告火柴同业书》，号召同行合并，一致对外。52家火柴厂成立全国同业联合会，刘鸿生被推举为主席。1930年，“鸿生”与几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火柴业。几年后，在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上，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火花赫然在列。
小火柴引发10年之久的商战终于结束。大中华火柴畅销中国大半壁江山，打破了“洋火” 一统天下的局面。
四处开花的商业帝国
火柴划亮了刘鸿生的“托拉斯梦想”。他说：“我的全部理想，就是希望把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在儿子刘念智看来，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从1920年开始，刘鸿生先后创办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后与其他同业合并组成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华东煤矿、中华煤球厂、大华保险公司、中国企业银行、华丰搪瓷公司等横跨不同行业的一系列企业。
刘鸿生的火柴主要是与瑞典的“凤凰”、日本的“猴子”竞争。他的儿子说，父亲以合并国产火柴企业，搞产销联营的方法缚住了“凤凰”的翅膀，捆住了“猴子”的手脚。此后办水泥厂，生产“象”牌水泥，与北方启新公司的“马”牌、日本的“龙”牌之间展开角逐，最后他也是联“马”制“龙” 。
到抗战前夕，刘鸿生的事业至少横跨了10个行业。1930年，他以86万两规银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层楼的办公大楼，取名“企业大楼”，将他的企业集中在这幢楼里办公。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层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他本人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帐房、刘氏其他的中小企业，七层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为了便于集中管理，他干脆把自己的公馆搬到了八层。
1935年的上海，刘鸿生的企业遭遇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遂向宋子文求助，希望在中国银行抵押贷款，以渡过难关。宋子文问他用什么作抵押。他说：“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子文的回答是：“企业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这件事曾深深地刺痛了他。在重庆有机器，无资金，几次三番向孔祥熙要求财政部借款，每个星期一早9点他必去孔公馆，奔走了几个月，孔祥熙最后开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刘鸿生对儿子刘念智发牢骚说：“照他们的条件，我们刘家所有的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微不足道的小股东，将丧失一切经营管理权。我这个总经理将要变成他们的小伙计了。”
之所以自办银行，也就是因为这次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尝过被债主苦苦相逼的滋味后，多亏银行家徐新六雪中送炭，渡过难关，他在感激之余，认为工业非有一个供应工业资金的机构不可。在银行家陈光甫、徐新龙、张公权等人的帮助下，刘鸿生才创办了这家中国企业银行，实际上运作不是很理想，即使他自己名下的那些企业也很难协调。
刘鸿生随时都在设法创造新的企业，并不是他办的企业都能盈利，给他增加财富的往往是商业而不是工业，然而他办实业的雄心始终不减。他说：“我相信所有的资本家都有这样一条癖好，那就是总希望一个企业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 他的“刘鸿记” 账房负责人说： “我们的老板不能听说帐上有十万现款，假如有，他一定不肯让永远存在账房里，他总要想个方法使用出去。”
最大的赌注
刘鸿生是个很苦干的人，每天早上八点就到企业了，吃完早饭就开始办公。抗日战争也没有打断他的企业梦，他继续在香港办厂，在西南办厂，甚至把他的厂办到了大西北。张公权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工业，外国人来看，问化学，非找范旭东不可，问毛纺厂，那就非找刘鸿生不可。”在上海，他就办过章华毛纺厂，将四百吨机器设备内迁，在重庆办起了中国毛纺厂，一个月可以生产三万套毛呢制服。曾用三个月时间生产十万套毛呢军服捐赠给十万青年军。为了解决原料供应，他创立了西北洗毛厂，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了新的西北毛纺织厂，对于西北的羊毛起了本质的改进作用。一方面洗毛专供外销，一方面织毛，扩大人民的服装用品。
1947年10月，经过企业界多年的争取，“工业会法”正式颁布。1948年11月，“中国工业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省市的工业会、各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共派出154位代表，火柴业、棉纺业、营造建筑业、面粉业、电工器材业、水泥业、丝织业、制药业、造纸业、酒精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金属品冶制业代表性的企业家几乎都到场了。当时有五个人有意竞争理事长的位置，吴蕴初、刘鸿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烛尘，其中最有竞争的是吴蕴初、刘鸿生，国民党方面想推出的人选确实陈蔼士。在15个常务理事中得票最高的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作为企业家的他，那一刻达到了一生的巅峰，尽管当时他的企业面临着种种危机，未来怎么样，他心里实在没有底。
1956年上海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
1949年，刘鸿生到了香港，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上海，动身前，朋友劝他：“你这次决定，未免冒险一点，还是再观察一段时日再定，比较恰当”他用半认真、半说笑的态度，说：“做大生意好像大赌博，我自信一生运气不错，封赌必胜，这次，我决定下一大赌注。”
肇嘉浜路687弄8号刘鸿生旧居
1956年，他创办的所有企业都已公私合营，无须他操心了，他在世上已无念想。临终前夜，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 这是我对国家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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