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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在波兰戴上口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波兰的抗疫故事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杨晨)：“那段时间我常听其他中国学生说，戴口罩出门被当地人用怪异的眼神盯着看。于是我在脸书上呼吁波兰人不要歧视戴口罩的亚洲面孔，没想到竟得到了不少波兰人的支持，有的波兰人还转发了我的口罩推文。”这是三月中旬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张慧玲在波兰的亲身经历。当时的波兰卫生部曾明确表示，应对新冠肺炎，健康人无须佩戴口罩，只有病人才须佩戴。一个月后的今天，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波兰卫生部规定从4月16日开始，所有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
自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玲玲在波兰的生活也经历了像戴口罩这样过山车般的变化。
2020年一月末的中国新年正好撞上波兰的考试周，玲玲整日为考试忙得焦头烂额，而她手机里的中国社交媒体圈正充斥着各种疫情暴发的消息。玲玲一边复习考试，一边担心国内的家人。玲玲说：“我想到自己家在广东，是个外来人口流动颇为频繁的地方；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从前健壮；年轻气盛的弟弟却正好在人流量巨大的深圳机场工作，我很担心他们。考试周后，我每天都会在我们家的微信群里问他们怎么样，还时时嘱咐他们切莫出门，问他们口罩是否还够用，不停地转发各种防疫知识，生怕他们掉以轻心。”
为了切断感染源，中国决定在一月末封城武汉。在这之后陆续有在中国的波兰人回国，但那时在欧洲已经出现了传染病例。虽然大家都还在享受冬日假期的欢愉，期待着春天的到来，但从那时起，玲玲开始对疫情会扩散到欧洲感到担忧，“我想，从武汉来到欧洲各国的一定还有很多人，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原来在中国旅游、工作、学习的欧洲人，他们都将成为隐患。那时欧洲几乎尚未采取任何实际的防疫措施，波兰方面也只是让来自中国的旅客填写一些基本信息而已，并没有任何体温方面的检测。”
二月底，玲玲所在的雅盖隆大学重新开学，大部分波兰学校都要求这段时间从中国来的学生先隔离，再上课。但来自韩国和意大利的学生则没有被要求隔离，尽管那时意大利的疫情已经很严重，韩国也爆发了疫情。因为当时波兰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例，所以考虑到经济等因素，波兰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更加剧了玲玲之前的担忧。她说：“那时我猛然意识到，波兰寒假刚刚结束，一定有许多波兰人刚从南欧、西欧甚至东南亚等国家度假回来，再加上刚刚入学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而波兰方面尚未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这令我感到不安。”
3月4日，波兰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玲玲在之前就储备好了食物，另外还买了一小瓶酒精，两瓶免洗消毒洗手液和一些肥皂，但是没有买到口罩。
“幸好在波兰的中国学生和朋友分给了我一些，后来使馆又给我们发了健康包，我才初步解决了口罩的问题。三月中旬时，我以前广外波兰语系主任茅银辉老师特意委托别人从国内带了十个口罩给我。”玲玲说。
但是，玲玲和她的中国朋友们又遇到一个难题。波兰疫情爆发最初，中国学生虽然手上有口罩，却因惧怕当地人不友好的眼神而不敢佩戴，或在佩戴时战战兢兢。随着疫情在波兰的加重，玲玲决定不再畏惧旁人的目光，并在脸书上呼吁波兰人不要歧视戴口罩的亚洲面孔。她在脸书中这样写道：“戴口罩，还是不戴，让我们试着这样看待这两者的区别：这就像应对普通感冒，欧洲人喝加了蜂蜜的牛奶，而中国人喝泡了生姜的热水一样。仅此而已。”
事实证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对抑制疫情的扩散作用明显。波兰政府也随着疫情的发展，及时调整各种隔离限制及解封措施。就像戴口罩理念在波兰遇到的变化，玲玲和她身边波兰朋友的生活也因为这次疫情被深深改变，她说：“不久前过去的复活节对我的波兰朋友们而言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他们大都很难接受在家中度过这个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的宗教节日。我表示同情，并鼓励他们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今年复活节缺失的东西，来年春天一定能补回来。大家都期待着疫情赶紧过去，生活早日回到正轨。”
目前，玲玲待在宿舍以上网课的形式继续学业，但这种形式受网络的限制很大。玲玲和她的老师同学们都盼着能尽早回到课堂上课。在学习之余，玲玲和她的波兰朋友们也帮家里人，尤其是老人，做家务或购物。学校关闭后不久，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为医院捐款的活动。玲玲也积极参与其中，为波兰抗疫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她表示：“我觉得疫情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既然先前给武汉捐过口罩，如今波兰这个与我已结下不解情缘的国家也需要支持和帮助，况且我现在就身在此地，当地疫情也与我息息相关，我也可以做一点点贡献，所以马上捐了两百兹罗提。”
玲玲居住的宿舍对面有一个公园，疫情到来之后，平时热闹的大草坪上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阳光穿过淡薄的云层，洒在空荡荡的大地上，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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