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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众所周知，自明朝初期开始，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未能从外交上解决倭寇问题，而倭寇肆虐的局势又日益严峻。故而，为了实现对倭寇的有效打击，明太祖开始推行海禁政策。但是到了隆庆年间，明穆宗却是一反常态的选择了开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究其原因，原来是随着时间的变迁，海禁政策弊大于利的不良局势开始凸显，反而对明朝更为不利，因此，为了改善这一困境，明穆宗才选择了开海，解除了海禁的部分内容。
杨载画像插图
明太祖外交抗倭失败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为了解决倭寇频繁袭扰明朝沿海一带的不良局势，明太祖朱元璋“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明史·外国一》
明文谴责倭寇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袭之举，但由于朱元璋语气太过强硬，“日本王良怀不奉命”不说，还回复了一句“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明史·外国一》
很明显，朱元璋的强硬态度，让当时的日本王良怀误以为是继元世祖忽必烈远征日本后的又一次来袭，所以并没有同意明太祖的要求。
日本使者僧祖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迫于无奈，只能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又一次派遣使臣，让日本王良怀知道已经是明朝的天下了，这才让“良怀”的态度稍微有了改观，“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开始向明太祖俯首称臣。——《明史·外国一》
但是，倭寇袭掠的不良局面却并未得到任何的缓解，依旧是频繁的活跃于山东、温州、台州、以及福建等诸多地区。难道说，是当时的日本王良怀阳奉阴违，表面臣服，实则继续纵容倭寇袭掠明朝沿海地区吗？
并不是，属实是因为“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国内乱”，当时的日本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自公元1333年开始，在“后醍醐天皇”消灭镰仓幕府且开始推行“建武新政”之时，由于其任人唯亲，只重用京都贵族的缘故，让“武士群体”产生了不满。——《明史·外国一》
从而也就导致倒幕大将“足利尊氏”于公元1335年发动政变，并于公元1336年攻进京都，强迫后醍醐天皇退了位，并让其交出了象征皇权的“三神器”，另立新天皇“光严天皇”登基。建立了“室町幕府”，是为北朝。
后醍醐天皇示意画像插图
但问题就在于后醍醐天皇并未身亡，而是逃到了大和国的吉野（今奈良县吉野郡吉野町），重新建立了一个南朝，正式开始了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纷争不休、混乱不止。
也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的外交对象“日本王良怀”，其自身都已经是自顾不暇，忙于争权夺利，根本就腾不出手来整顿因战争而滋生出来的“倭寇”势力。
所以也就出现了日本王良怀一边“遣僧圭廷用等来贡，且谢罪”，一边倭寇却仍旧在明朝沿海地区肆意袭掠的景象。——《明史·外国一》
明太祖的外交政策之所以会失败，也多是基于这个原因，不是日本王良怀不愿意携手整顿倭寇势力，属实是做不到呀。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为抗倭推行海禁政策
故而，面对这外交抗倭政策的失败，本“有兴战之策”的明太祖终究还是“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选择了靠自己去整顿倭寇势力，开始颁布推行“海禁政策”。——《明史·外国一》
与此同时，为了预防倭寇劫掠往来商船，遏制倭寇，早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第二次派遣使臣出使日本的同时，就已经先行“罢太仓、黄渡市舶司”，继而于洪武七年（1374年）又先后撤掉了“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明史·职官四》
明太祖此举，显然是为了实现对倭寇“物质资源”的有效控制。想要和倭寇打“消耗战”，毕竟“倭寇”的本质就是“海盗”，其赖以维继的根基终究还是往来的商船、渔船，如果没了通商口岸，也就等同于切断了倭寇的物资来源。
那“倭寇”若是还想谋取物质资源，要么是在海上钓鱼，要么也就只能是下船进入陆地劫掠。但明太祖在沿海地区同样布置了靖海将军、靖海侯等官职“分戍诸卫，海防大饬。......专以防海为务”。——《明史·外国一》
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明朝的造船技术那么发达，诸如永乐年间的“郑和宝船”，岂不正是明朝造船工艺发达的真实体现吗，为何不主动去海上追剿倭寇势力呢？
蒙古骑兵示意画像插图
对于这点，其实并非明朝不愿意，而是因为明朝当时所面临的属实并非仅仅只有“倭寇”的威胁，北方蒙元等少数民族势力南下袭掠的威胁同样严峻，而且由于“蒙古骑兵”那极强的单兵战斗力以及机动性，对对明朝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还要大于倭寇。
再者，大海那么大，倭寇势力又零零散散，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又该如何追剿？其所需要承担的财政、以及人力支出对明朝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所以，在明朝这种将大部分兵力和军需都用在抵御北方蒙元势力侵袭的大环境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然也就只能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倭寇”以限制和防御为主，选择了消极保守的“消耗战”战术，也就是“海禁”政策。
通过“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的形式来限制民间百姓与倭寇的接触，继而间接的达到抵御“倭寇”的目的。——《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看出，固然“海禁”政策比较消极，也比较保守，但毫无疑问，这种“消耗战”战术对控制“倭寇”势力的作用还是显然易见的，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还呈现出“海上之警亦渐息”的良性转变趋势。——《明史·外国一》
明初海禁政策下沿海一带的困苦百姓示意画像
“海禁政策”弊大于利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海禁政策”弊大于利的严重后果也逐渐开始凸显，俗话说的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封建时期的沿海百姓并不像我们如今这样，他们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体系、以及物资运输交通体系。
其祖祖辈辈基本都是依托“捕鱼”或者是“海上贸易”来维持生计，但明太祖的“海禁”政策一推行，关闭了通商口岸，禁止百姓通商不说，还“派信国公汤和巡视浙闽，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非但倭寇失去了物质来源，明朝百姓也同样失去了生存所需的物质来源，饥寒交迫之下，也就只能是铤而走险，在私底下出海捕鱼、或者是与“倭寇”进行贸易，换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也就是所谓的“走私”。
正如《明史·列传第九十三》中所记载的，“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是百姓想这么做吗？百姓也不想，属实是为了谋生而迫不得已之举。
明朝官兵打击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但是这个弊端在明朝初期，却并未被明朝廷所重视，或者是重视的程度还不够。明朝廷始终都把重心放在了如何打击“倭寇”上面。
所以，直到洪武二十三年，面临民间下海“走私”局势愈演愈烈的不良事态，明太祖依旧还是下令“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明太祖实录·卷二零五》
而且一旦发现后，处罚也是极为严苛，“敢有私下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个月销尽。”——《日知录之馀·卷二》
郑和下西洋示意画像插图
即便是到了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事件的发生，让明初的“海禁”政策看似出现了一些松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在永乐年间，于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还曾颁布过这样一道诏书，“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二七》
顾名思义，即便让原本有船的明朝商人或者渔民将船只改头换面，改成明成祖意识中无法远航的“平头船”，但却依旧会让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监视，防止其与“倭寇”进行贸易交换活动。
试问，在这种种高压“海禁”政策制度之下，百姓又该如何去谋取生存所需呢？即使铤而走险进行“走私”活动，也定然要承担被发现后的“问罪”风险，那何不如直接就入海为寇，借以反抗明朝的“海禁”政策呢？
正如明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说的，“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正是由于“海禁”政策弊端的影响，反而让大批沿海百姓要么逃亡，要么入海为寇，大大加重了“倭寇”在明朝沿海袭掠的不良局势。——《天下郡国利病书》
嘉靖倭乱示意画像插图
明穆宗解除“海禁”政策的原因
从而也就直接导致了嘉靖年间“嘉靖倭乱”的爆发，“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明史·外国三》
但说是“倭乱”，实则大部分都是一些由沿海穷困百姓组成的“假倭寇”，“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明史·外国三》
诸如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所发生的“海贼汪直纠倭寇濒海诸郡”事件，就正是明朝“假倭寇”的真实体现。——《明史·世宗二》
就连嘉靖年间的抗倭名将“朱纨”，都曾发出了“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的感慨。——《明史·列传第九十三》
明世宗朱厚熜示意画像插图
很明显，这次“嘉靖倭乱”，其本质只是一场披着“倭寇”外衣的“渔民起义”事件。明初的“海禁”政策已经实打实的激发了沿海一带相当一部分百姓的怒火，说是“民心离散”都一点不为过。
也正是这次“嘉靖倭乱”的爆发，让嘉靖之后登基称帝的明穆宗“朱载垕”开始逐渐意识到，明朝初期那所谓的“海禁”，赫然已经无法再切实达到“打击倭寇”的最佳效果，早已积弊成疾，且弊大于利。
即使明世宗朱厚熜不惜血本，大举兴兵强势镇压了这次“倭乱”，但以后呢？
如果明穆宗选择继续推行“海禁”的话，势必就极有可能让明朝再次迎来类似于“嘉靖倭乱”的困局，无疑会对明朝民心、财政、以及政权的稳固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不小影响。
所以，对明穆宗而言，他登基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无疑就是该如何去改善“海禁”政策，消除其弊大于利的负面影响。
明穆宗朱载垕示意画像插图
明穆宗宣告解除“海禁”
因此，从明穆宗登基之初，就昭告群臣，但凡发现“先朝政令不便者”，可以上奏予以修改，赫然是在为如何“改善”海禁政策弊大于利的不良局势而集思广益。——《明史·穆宗》
另外，在明穆宗发布集思广益改善海禁政策的政令后，当即就有户部尚书马森上奏，“太包见存银一百三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军俸银该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通记所出，需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帑藏所集似此,可谓匮乏之极矣。”——《明穆宗实录·卷十五》
说白了，自明穆宗执政初期，显然在面临倭寇之患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个财政困难的困局，这也就意味着“海禁”政策明显是不能再继续推行了，否则一旦再出现类似于“嘉靖倭乱”的事件，明穆宗必然无法承担起那巨大的财政消耗。
涂泽民示意画像插图
所以，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提出“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不得往日本，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的主张以后，当即就获得了明穆宗的支持。宣布解除了一部分“海禁政策”。——《明穆宗实录》
一方面百姓可以出海捕鱼，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商业贸易，也就有了获取生存所需资源的途径，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去铤而走险的进行“走私”活动，更没必要去入海为寇。另一方面，“走私活动”少了，正规的商业活动多了，也就等同于是给明朝的财政增加了一条额外的税收来源。毕竟按明朝规定来看，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也终究还是要交税的，如此一来，便可以有效的缓解明穆宗时期的财政困局。
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与此同时，“不得往日本，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的条款，也就意味着明穆宗并未全面的解除海禁政策。
只不过是在原有“海禁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对跟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那一块海禁政策进行了解除，但是对可以制造出火药、炮弹、以及武器、盔甲等装备的“硝黄、铜、铁”等材料，这些物资依旧还是被划入了严格禁止出海的违禁品行列。
其实也就等同于变相的限制了“倭寇”的武器来源，虽然让倭寇有机会再次劫掠渔船、商船获取生活物资，但相较于“民心的离散”、以及“嘉靖倭乱”的爆发。很明显，明穆宗此举的好处是要大于弊端的，最起码不会导致“渔民起义”了不是吗？
至于剩下的那些“真倭寇”，即便依旧存在，但其“海盗”的特性就注定他们没有多大的凝聚力，属实无法再对明朝构成太大的威胁。可谓是好处多多。
明朝抗倭示意画像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其实是为了彻底切断“倭寇”势力的物质来源途径，借以达到让“倭寇”在大海上自生自灭的目的，抵挡倭寇的侵袭。
但由于在明太祖推行海禁政策之初，明朝并未出现太多百姓“走私通倭”的事件，所以也就导致明太祖忽略或者压根就没有在意“走私”事件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以至于等“海禁政策”弊大于利的不良局势凸显之时，已是积重难返。不花费点代价根本就无法抵挡。
从而，在到了嘉靖年间，“海禁”积弊成疾，彻底激发了沿海一带百姓与明朝政权之间的“矛盾”以后，也就逐渐形成了以“假倭寇”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嘉靖倭乱”，这才让明朝的统治者开始重视起民间百姓为谋生而产生的“走私通倭”现象。
那么出现明穆宗一反常态的选择“开海”，宣告解除一部分海禁政策的事件也就无可厚非了，说白了也就是一场顺应时势的改革举措。借以实现改善明初“海禁”政策弊大于利不良局势的最终目的。
如若再结合明穆宗执政时期所面临的“财政困局”，很明显，“明穆宗选择开海”的举措虽然对彻底解决倭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充其量也就是对倭寇的武器来源有了一定的限制。
但其所起到的有利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属实对明穆宗巩固政权、改善海禁弊大于利的不良趋势、以及稳定民心、改善明朝财政困境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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