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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式微、道家复兴之时，中国哲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影响了之后中国哲学的走向，那就是佛教的传入。
我们知道佛教是极其复杂的学说和宗教体系，但在早期传入的时候，人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有神秘法术的宗教，与阴阳家和道教相似。
在公元二世纪时，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佛陀是老子的弟子，佛经的教义就成了《老子》的衍生。
但到了三、四世纪，随着佛经翻译的增多，人们发现佛学并不这么简单，它尤其和道家的庄子哲学比较像，于是人们就用道家的概念对佛学进行了“格义”，用诸如“有”、“无”、“有为”、“无为”等道家词汇来表达佛学概念，就这样，中国人将来自印度的佛教与本土的道家哲学相结合，建立了中国的佛学。
1.佛学大师僧肇和道生的哲学思想
公元五世纪时，佛教里的中道宗这一派别在中国出现了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这个出生在相当于如今新疆省地区的印度人，一生翻译过许多佛经，教过许多弟子。我们今天只讲他最有名的两位弟子，僧肇与道生。
僧肇在成为鸠摩罗什的弟子之前，研究过老庄的学说。他的著作后来被人收集起来，称之为《肇论》，其中第一篇叫做《物不迁论》，阐述了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道理。僧肇认为，任何事物在这个时刻，都是一个新事物，与过去的它不同，所以万物有动而无静。但是，因为这个事物毕竟还一直存在，所以又可以说万物有静而无动。
佛教里的中道宗的第二个层次的二谛，是说万物非有非无才是真谛，这里僧肇的哲学，表达的就是万物非动非静才是真谛。此外，僧肇对第三层次的二谛，也做出了论证，他认为，第三个层次的二谛，指的是无即是有，有无没有区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佛教里的“般若”观念有关。僧肇说佛教的“般若”，也就是“智慧”，其实就是无知。
因为要知道某一事物，就要选出这件事物的某个属性作为认知的对象。但是佛教所说的智慧，它的对象是“无”，而“无”是超乎形象的，没有性质，根本无法成为认知的对象。所以，我们要知道“无”，就只能与“无”相同一，而这种状态，就叫做涅槃。涅槃不是可知之物，正如般若是不知之知，在这个层面上，什么也不能说，只能保持沉默。
可惜僧肇三十岁就去世了，否则他对后世中国佛学的影响会更大。僧肇有一个同门，名叫道生，是当时的另一位高僧。这位道生和尚学识渊博，聪颖雄辩，但因为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佛学理论，被一些保守的和尚赶出了南京。
后来，他只身一人来到平江虎丘，也就是今天苏州的虎丘，据说他竖起石头当自己的听众，讲述《涅槃经》，讲着讲着，他问石头：我讲的这些，是不是契合佛祖的心意啊？石头竟然为之点头。当然了，这样的事迹我们现在看来是不足为信的。
从学理上来看，道生最引人注目的理论，就是“顿悟成佛”。他的这一主张对禅宗的影响很大。道生认为，在学佛的过程中，渐进的修行固然很重要，但最终决定成佛与否的，还是一种心灵的突变，这种突变可以使人跳过深渊，从此岸到达彼岸，在一瞬间完全成佛。而如果跳跃失败，便会停留在此岸，在此岸和彼岸之间，没有中间状态。
道生提出这个理论的理由是：成佛就在于和“无”，或者说是和“宇宙的心”，成为一体。“无”既然是超越于具体形体的，那便不是“物”，不能被切割成若干小块。这样一来，人要和“无”同一，必须是和这个整体，而不是任何的部分同一。
道生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就是说，一切有情物都有佛性，但却不自知，要见到自己的佛性，必须通过顿悟。一旦顿悟，就超越了生死轮回，我们所在的现象世界就成了佛的世界，因此道生也主张，佛并没有其他的净土，佛的世界就在现实世界当中。僧肇和道生的这些理论，其实已经蕴含了禅宗的基本思想。
2.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及其核心思想
熟悉禅宗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当年，禅宗的第五代祖师弘忍和尚要挑选一个继承人，于是把弟子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各自写一首“偈”，作为考核的内容。有一个名叫神秀的弟子是这么写的：“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另一个弟子慧能则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据说弘忍大师更赞赏慧能，于是指定他为继承人，也就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
关于禅宗的来历，后来的人把禅宗的发端追溯到了达摩，甚至认为，佛法从释迦牟尼开始，就存在着“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实际上，中国的禅宗，如我们前面所说，早在僧肇和道生的理论中就已经有了雏形，不必借助于这种不大可信的附会和传说。
至于六祖慧能从弘忍大师那里得到衣钵的传奇故事，也多半是后人的杜撰，也不大可信。前面提到的神秀和慧能所做的偈子，其实各自有自己的侧重。神秀强调的是“宇宙的心”，即道生所说的佛性，而慧能则强调僧肇所说的“无”。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神秀说的是前者，慧能说的是后者。
中道宗所讲的第三层真谛在于泯灭了有无的区分。禅宗的首要义理，即“第一义”，也是从这个层次出发的。而到达这样的境界，那就任何话都不能说了，一旦说出来，就只能是第二义了。
所以，禅宗里的禅师往往教导弟子说，禅的修行只能通过个人的接触，而不能靠读书得来。在流传下来的禅师们的语录中，我们常常回看到，当一个弟子问师傅佛法的根本道理时，往往遭到禅师的当头棒喝，或者答非所问，比如说什么，白菜值三文钱。其实，禅师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告诉弟子，他所问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回答的。弟子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算不能立即体会到第一义的境界，起码也对第一义的一些属性有所了解了。
所以，禅宗里的许多禅师都用静默来解释第一义。他们认为一切文字记载的佛经都与第一义无关，真正第一义的知识是不知之知，所以修行的方法也是不修之修。
禅宗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不作任何修行，也就是在生活中去体悟。
而生活中的修行，就是不造新业。这并非是说不做任何事，而是以“无心”去做事。这正是道家所说的“无为”。这意味着，修行不是为了行善积德，而是要不引起任何结果，等以前所造的业都被消除之后，修行的人便能超脱生死，达到涅槃的境地了。
所以对于禅宗来说，修行即是在平常的吃饭穿衣中练习“无心”。这种平日里的修行，能够帮助人到达顿悟的边缘，这时，禅师们往往就会用当头棒喝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弟子开窍。但是，在禅宗的理论中，我们能找到一个破绽，那就是，既然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为什么儒家讲的事父事君就不是妙道呢？禅宗不是对任何事都不执着吗，又怎么会起这样的分别呢？
3.禅宗影响下的早期新儒家的宇宙论
禅宗在六祖慧能之后，从晚唐到宋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了儒家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内部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试图重新解释儒家的经典，以回应佛教的挑战。这些人和他们的思想学说，我们称之为“新儒家”，主要的代表包括唐代的韩愈、李翱，宋代的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熹等人。
中国新儒家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儒学本身；第二个是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第三个是道教，尤其是其中的阴阳家学说和宇宙发生论，这也是早期新儒家的兴趣所在。
最早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是周敦颐，他晚年住在庐山，慧远和道生等高僧曾经在那里讲过佛法。据说周敦颐得到了一张道教的秘密图式，在这张图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设计，绘制了宇宙演化的过程。
其实，周敦颐只是发挥了《易传》当中的观念，画了一幅《太极图》，并且做了一篇《太极图说》。在《太极图说》中，他重点阐述了无极生太极的思想。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到了极端的地步又变成为了“静”，静而生阴，动静之间的阴阳交感生出了天地万物。
另一位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是邵雍，他和周敦颐一样，都用《易经》和图式来解说自己的理论。邵雍所画的图重新绘制了四象和八卦，八卦各代表着一定的原则或势力，这些原则的实体，化成为天地宇宙万物。
按照邵雍的说法，阳是宇宙成就的力量，阴是宇宙毁灭的力量，宇宙的规律在于万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否定，这也与老子和《易传》里的思想相合。邵雍在他的主要著作《皇极经世》中用这样的思想来解释历史，他根据卦象的推演，认为他们当时，也就是北宋正处于“剥卦”阶段，也就是万物开始毁灭的时代，而黄金的时代是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也就是尧的时代。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是不断退化的，邵雍的学说恰恰赋予了这种观点一个形而上的依据。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张载的宇宙发生论。
同样也是从《易传》出发，张载主要强调的是“气”在宇宙当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太极就是气，气的聚集形成了具体的万物，气的离散则造成了万物的消亡。因为宇宙万物都是形成于同样的气，所以人与人，甚至与其他物体，都是同一个身躯的一部分。
按照张载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乾坤二气就是人的父母，人与人之间因此互为兄弟，而孝道就是在宇宙之间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修行就是像爱兄弟姐妹一样地去爱宇宙万物。
新儒家的这种修养理论，可以说弥补了禅宗离尘出世的缺陷，认定了事父事君的社会义务，而且也具备禅宗所谓的“妙道”这样的超道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儒家可以看做是禅宗的进一步发展，它在后来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那里达到了它的高峰。
编辑|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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